燕山夜话-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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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们，特别是大兴的人们，虽然不必因为有刘献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学派而骄傲，但是，为了学习和继承前人的遗产，如有可能，似乎还可以继续搜求有关刘献廷的各种遗作，以便就广阳学派的思想内容作进一步的研究。
吴汉何尝杀妻
在旧戏舞台上，许多人都曾看过一出戏，名叫《吴汉杀妻》，又叫《斩经堂》。这是一出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借以宣扬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观念的坏戏，似乎早有定论，所以近来已经没有人再演它了。但是，我们从这里却不难懂得：历史的真实和舞台艺术的真实，有时竟然距离很大，甚至于有的剧作者为了一定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因此，在过去，谁要是把看戏当成读历史，那就不免要上当。
《吴汉杀妻》或《斩经堂》一剧的情节，大体是说：汉朝潼关总兵吴汉，娶了王莽的女儿为妻。王莽篡位以后，下令捉拿汉宗室刘秀。吴汉守关时捉住了刘秀，正要送去报功，他的母亲告诉他说，王莽是他的仇人，他的父亲是被王莽杀害了的，那时他年纪太小，不懂事，现在应该为父报仇，并且命令他杀死王莽的女儿，扶助刘秀恢复汉室的江山。吴汉持剑去杀妻，正好其妻在经堂念佛。吴汉不忍杀她，就将实情告诉她。于是，王莽的女儿就自刎而死；吴汉的母亲为了促使吴汉下决心，也上吊自杀了。这样，吴汉果然死心塌地随刘秀去打天下，后来成为所谓中兴名将之一。
这个故事情节，根本不合历史事实。在汉代的历史典籍中，完全找不到所谓“吴汉杀妻”的事实根据。不知道后来的剧作者，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硬把“杀妻”的情节，安在吴汉的头上。那位剧作者显然以为这样可以抬高吴汉的身价，殊不知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样反而诬害了吴汉。
由于吴汉是北京地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所以北京人对于吴汉的生平故事，应该知道得特别清楚。据《后汉书》《吴汉传》的记载：“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看了这一段记载，就可以明白，吴汉并不是王莽手下亲信的将官，而只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曾因宾客犯法而亡命逃走，并没有当王莽的女婿，更没有杀王莽的女儿。他与王莽也并非有杀父之仇的冤家，与刘秀的关系更不同于旧戏所描写的那样。吴汉起兵响应刘秀，终于成为光武中兴的功臣，也不是因为他不违母命的结果。这些都证明“吴汉杀妻”的情节是无稽的。
然而，这些证明还不够有力，还不足以推翻“杀妻”之说，必定要从正面找出更有力的证明材料，才可以令人心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查究：吴汉的家庭和夫妇关系到底怎样？
上述《后汉书》《吴汉传》中，有一段关于吴汉家庭关系的重要叙述。它写道：“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由此可见，吴汉的家庭关系很正常，看不出有过“杀妻”之类的变故。
如果对于《后汉书》的记载还认为不足的话，那末，我还可以举出汉代刘珍的《东观记》中的一段文字做证明。刘珍是后汉安帝永初年间的史官，曾奉诏校定东观诸书，并且负责编辑建武以后的名臣列传。他的著述自然是可靠的。据他说：“汉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也。”这样看来，吴汉的夫人名位也很正常，并没有引起吴汉“杀妻”之类变故的可能。
而且，照《后汉书》所载，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这又证明，从来历史记述都没有把吴汉描写成《斩经堂》的人物。如果吴汉确曾杀过王莽的女儿而后投奔刘秀，那末，在《后汉书》上一定要大书特书，夸奖他的忠孝，决不至于一字不提。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假若要把吴汉的故事编成戏剧，虽然不必要完全照《后汉书》记载的史实，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但是也不应该捏造情节，胡乱编出象《吴汉杀妻》这样的剧本。
你知道“弹棋”吗？
北京西山碧云寺后头，据说有一块大石，上面刻了一个棋盘。它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象棋盘，也不是围棋盘，而是弹棋盘。相传这个弹棋盘是距今七百五十年前金章宗用过的。
这个弹棋盘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惜我到碧云寺没有看见它，向园林管理人员打听也不得要领。但是在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却有记载，可见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传闻，我们很有可能把它寻找出来。
弹棋是什么呢？晋代徐广的《弹棋经》说：“弹棋，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看起来，这种游戏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但是，它究竟起于何时，古书上记载又不一致。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认为：“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也。”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引述曹丕《典论》中有“所喜唯弹棋”等语，证明弹棋“不起于魏室”。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则根据《西京杂记》做了另一个判断。这部《西京杂记》相传是汉代刘歆的著作，又有人说是晋代葛洪的著作。不管怎样，沈括经过了考证之后，确认了弹棋是起源于汉代。他写道：
“汉元帝好蹴踘，以蹴踘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
不过，沈括说的是汉元帝，而《弹棋经》《序》却说成是汉武帝的事情。它写道：
“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乃舍蹴踘而习弹棋焉。”
看来大概因为踢球是激烈的运动，对于年纪较大或身体较弱的人并不适宜，因此，用弹棋代替踢球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现在虽然不明白古代弹棋的详细方法，似乎也还应该想法子恢复这种游戏，不要使它断绝才好。
古人对弹棋赞扬备至。汉代的蔡邕、曹丕，都写过《弹棋赋》，梁简文帝写过《弹棋论》，唐代柳宗元写过《弹棋序》。至于有关弹棋的诗歌就更多了。唐代杜甫的诗中，有“席谦不见近弹棋”之句。当时苏州有一个道士，名叫席谦，最善于弹棋，杜甫的诗句就是因为想念他而写的。王维的诗也有“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等句子。李商隐的诗也写道：“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原来弹棋盘是中间隆起的，所以李商隐才有这样的句子。白居易也有这样的诗句：“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里说的长斜是弹棋的一种方法。宋代的苏东坡还有“牙签玉局坐弹棋”等的诗句。
这些都可以证明，弹棋是很有趣的一种游戏。
弹棋的特点是什么呢？据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述，它的特点是：“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复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沈括还把白居易的诗句做了一番解释，他说：“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陆放翁的《老学庵笔记》也说：“吕进伯作考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然恨其艺之不传也。”的确，弹棋的这一套技艺，久已失传。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到有会下弹棋的女道士的故事，但是仍然没有介绍下弹棋的方法。古籍记载几句弹棋的规矩，说法又不一样，后人更难掌握。例如，柳宗元在《弹棋序》中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这和徐广的《弹棋经》写的就不同。徐广只说黑白各六枚，而柳宗元说的是红黑各十二枚，多了一倍。到底谁说的对呢？也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对，棋子可多可少，打法也许都相同。然而，这又有谁能够断定呢？
我很希望有内行的热心人，能够把弹棋的一套方法介绍出来，最好能够把西山碧云寺后面石头上的弹棋盘也找到，照样用木头或陶土仿制，以便年纪大的和体弱的人们，多得到一种文化娱乐的工具。同时，这样做还可以保存我国古代丰富的棋类运动的一种形式，使古人弹棋的技艺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辉。
朋友，你知道弹棋吗？如果你知道，就请你来做读者们的义务教师吧！
谈“养生学”
前些天，首都医学界的一部分人，在白云观开了一个很别致的学术讨论会，研究元代丘处机的养生学。这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丘处机是宋元两代之间的道士，登州栖霞人，后居莱州，自号长春子。元太祖成吉思汗听说他懂得养生修炼的法子，特派札八儿、刘仲禄两个使者去请他。丘处机率领十八名徒弟，走了一万多里路，到达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于西征的营帐中。
他们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据《元史》中的《释老传》、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等所载，大概是这样的：
“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看来所谓养生学的纲领，恐怕就在于清心寡欲这四个字。
讲养生之道倒也罢了，成吉思汗却又下诏：“赐丘处机神仙号，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这样一来，养生学却披上了宗教的色彩，反而逐渐失去了养生学的真义。以致后人只知有道教，而不知有养生学。丘处机自己也成了道教的一个首领，而不是什么养生学家。
在道教中，丘处机当然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宗派。据明代都印的《三余赘笔》记载：“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处机……。”显然，过去人们都只晓得丘处机是道教中的一个教派，有谁去理会他讲的什么养生学呢？
其实，要讲养生学，光是清心寡欲恐怕还不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是。
什么是更好的方法呢？是不是要修炼成仙呢？回答决不是这样。修炼成仙本是道家的想法，丘处机的教派也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但其结果总不免事与愿违。
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家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似乎更好一些。儒家的这种主张与道家修仙的说法，应该看到是有原则区别的。
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曾因为不满于当时一般道士对养生学的曲解，特地把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黄庭经》做了一番删正，并且写了一篇《删正黄庭经序》。在这篇序里，他一开头就反对修仙之说。他写道：
“无仙子者，不知为何人也，无姓名，无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号为无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学仙者也。”
接着，他阐述一种道理，就是说：
“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
欧阳修还举了实际例子以证明他的论点。虽然他举的例子中有的并非事实，但是，我们无妨用更多的实例去代替它，不能因为他以传说为事实就否定他的全部看法。他举例说：“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此所谓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这一段议论很好。如果用别的事实代替大禹的例子，就更好。我们实际上可以举出无数事例，来证明欧阳修的论点。有许多劳动人民，如山区的老农，长期从事田野劳动，年纪很大，身体与青年人一样健康。不久以前，报纸消息说，苏联有许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也都是勤劳的农民。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因此，讲养生学的人，在研究丘处机的同时，我想无妨把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一些，多多地收集元代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各派和各家有关养生的学说，加以全面的研究。这样做，收获可能更大。
姜够本
平常谈话中，说到生产上完成一宗新的试验，而没有吃亏，总是说“将够本”。我曾向几位同志请教这句话的来历，都以为是“刚够本”，把“刚”字读为“将”字的音。后来有一位熟悉农业生产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说，这是“姜够本”。回来一查，果然他说的有根据。原来这句话不但是长期流传的成语，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农业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元代的农学家王祯，在《农桑通诀》中就曾写道：“四月，竹箪爬开根土，取姜母货之，不亏元本。”又说：“俗谚云，养羊种姜，子利相当。”过去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