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精神洞穴的烛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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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阿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的搔首弄姿，赢得了许多女人的青睐。总经理的太太与管森林太太玛德来因，都对他有好感，她们都称他为“俊友”。
进入了报界，为杜洛阿的向上爬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的眼界大开，一改过去的闭塞穷酸的样子。他十分珍惜每一个机会，对到手的利益决不放过。他的熟人逐渐增加，从议员、将军、警察，到王公、大使、妓女、车夫，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他涉足的地方。杜洛阿的心，越来越野，越来越大。
靠着两位太太的帮忙，杜洛阿不久被提升为“本市要闻”编辑主任。一次，去洼勒兑尔家赴宴，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贵族一样。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闻人了。在那天的宴会上，他认识了洼勒兑尔的两个妙龄女儿，心中暗暗欢喜，相讨好对方，可未能如愿。此后，对洼勒兑尔的女儿一直念念不忘。
不久，管森林病逝，杜洛阿发现管森林的太太玛德来因有利可图，就与她结为伉俪。在玛德来因的帮助下，杜洛阿青云直上，洼勒兑尔对他也刮目相看。一次，玛德来因开玩笑地说：“洼勒兑尔太太非常想找两个像你这样的人做女婿。”杜洛阿信以为真，还真把心思移到洼勒兑尔太太那里。他先是讨好洼勒克尔太太，然后向其女儿西茶茵进攻。杜洛阿步步围近，最后与玛德来因离婚，终于同西茶茵一同私奔了。
杜洛阿成功了。这个阴险、狡诈的野心家，利用社会丑陋的东西，换来了一种虚荣，一种利益。他向上爬的每一步，都踩着罪恶，踏着卑鄙。他的道路布满了肮脏，他的人格令人作呕，他的行为是伪善的写真。莫泊桑在小说里毫不留情地扯掉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外装，将社会的丑，人性的丑，逼真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俊友》是一部对社会风俗、道德风貌、文化现象进行反省的书。在莫泊桑笔下，法国社会已进入了病态之中。他从人的生存方式中，看到了人道主义与社会结构的对立。在堕落的上层社会中，几乎找不到健全的人性，人们要么是金钱的奴隶，要么是权利的玩偶。杜洛阿的人生道路，表明这个社会的腐化，已达到不堪入目的程度。
当莫泊桑沉浸在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批判中时，他内心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写作中，很少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严格地从生活中提练本质。他像福楼拜一样，对生活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们都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作品的背后。他们不用自己的感情直接说话，而是让故事本身说话。他们漫步在祖国多难的土地上时，从来没有回避过生活的矛盾。因而，他们摈弃了浪漫主义的奇想，不让自己躲在象牙塔下。莫泊桑的现实主义精神，像法国的许多文学大师一样，是富有启示性的。他既恨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又对祖国的前途找不到出路而困苦。写作对他不是轻松的自娱，有时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他在咀嚼生活的苦果时，内心的怅惘是无边的。从《一生》到《俊友》，可以看出莫泊桑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
因此，读莫泊桑的小说，何尝感受不到他的道德激情！他的冷静中，又融下了多少惊人的发现和可敬的思想情操。他的作品，像一首首严肃而感人的诗，读着它，会把一切逃避人生的浪漫者拽回到现实中去，让人去思索，去探讨，去改造人生。莫泊桑的魅力，大概就是这种现实的情感和诗的情感的交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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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朗士与罗曼·罗兰，是法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当他们俩登上文坛的时候，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开始出现新的态势。巴尔扎克、左拉的传统，一方面广为普及，另一方面，人们不再满足于冰冷的写实精神，除了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中的干预现实的传统外，诗化的因素在他们那里有了明显的强化。他们既是天才的社会问题思考者，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法朗士的《诸神渴了》、《企鹅岛》，罗曼·曼兰的《群狼》、《丹东》、《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与过去的作家都有一定的区别，左翼倾向更为明显。这两位作家尽管一生思想充满了冲突，但他们的民主倾向，最终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息。
法朗士1881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波纳尔之罪》，这一作品在风格上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1897年到1901年，法朗士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作者在《当代史话》等作品里，深刻地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风尚，谴责了社会的黑暗。1912年，他的长篇小说《诸神渴了》，对资产阶级的面目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在这部作品里，法朗士描写了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成功地塑造了画家甘墨兰这个人物形象。小说对甘墨兰的心地善良，热爱真理的描写，是感人的。对政客、投机奸商等人的漫画性的描绘，很有力度。法朗士的创作中显示了艺术的真实力量，他的诗意的语言、善辨的思路，对日常生活准确的捕捉，显示了他高超的技艺。法朗士的小说比巴尔扎克时代的作品，增加了文学新人的形象，与苦难搏斗的典型人物，多次出现在作品中。
在作品中更直接表现自己的倾向性和价值观念，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法国文学的特点。在这一点上，罗曼·罗兰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了罗曼·罗兰的时期，开始向一个新的层次发展。罗曼·罗兰已不再满足于单一地复制生活，而是在道义上，在精神哲学上去揭示人生。他和法朗士一样，由于在思想上的深刻与人格上的独立性，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罗曼·罗兰1866年了生于法国克拉美西城的一个中产者的家庭。1882年考入大路易中学，1866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小说、戏剧、音乐、哲学等，有浓厚的兴趣。法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很深，启蒙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为他后来世界的形成，打下了良好基础。敏感、多愁善感的罗曼·罗兰，很早就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灰冷的一面抱有敌意，社会的倾轧、盘剥、争斗，有个时期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八十年代，他曾给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写过一封长信，倾诉自己的苦闷。托尔斯泰很认真地给他回了信，并把自己的精神信抑真诚地告诉给这位法国青年人。托尔斯泰的人格与艺术观，给罗曼·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鼓舞了青年罗曼·罗兰，他后来的个性发展中，始终有着托尔斯泰的影子。
罗曼·罗兰1895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他的创作，也是从戏剧开始的，他的《革命戏剧》的剧本集中，多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在内容和表现方式上都有新尝试。他认为，戏剧必须能反映生活的进步力量，反映人民的创造力。艺术中如果没有崇高感和正义感，是可怕的。他一直主张，剧院是传播真理的地方，戏剧家应用正义和良心，去对抗巴黎寻欢求乐的富人。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创作实践上，努力实现着自己的这一严肃的艺术理想。
从他创作的大量戏剧中，可以发现，他完全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许多作品带有说教的痕迹。他很注意作品的主题，也注意人物独特性。但由于过于哲理化，在艺术上缺少主动的形象感。可以说，在戏剧的创作上，他未能跳出学院化和理论化的圈子，结果导致了艺术上的失败。不过，这恰恰表明，他不是一个过于诗化的人，他思想的上空，一直挂着一在旗帜。他在为这一面旗帜不断地奋斗着。
他开始埋头写作小说和传记文学。这两种文学体裁，使他的个性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大获成功；传记文学《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甘地传》，也颇受欢迎。这些作品，对现实的分析、表现是很独到的，许多历史镜头被重新展现出来，那种对恶的仇视，对光明的景仰之情，令人赞叹不已。在小说中，作者的视野是广阔的，气魄是宏大的，作品的情绪，仿佛要把人燃烧了一般。罗曼·罗兰简直是用生命之光映照创作之路。他的每一部小说，每一部传记，都是自我生命腾跃的过程。渴望自由，蔑视黑暗，像一曲交响乐，久久地在作品中回荡着。一部法国人争取自由，与旧世界搏斗的历史，在他的身上，很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一生中最辉煌的艺术佳作。作家为写此部巨著，整整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这部十卷集的作品，记录了法国社会的历史侧面，也记录了作家自己的精神史。他的彷徨、苦闷，他的不倦的求索，他的不灭的希望之光，都在这里闪动着。他后来在《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中解释说，所以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为了替他报“充满虚荣心的市场仇”，为了完成早年的艺术理想，展示理性、信念、勇气的力量。《约翰·克利斯朵夫》 是罗曼·罗兰思想和艺术成熟时期的产物，它包罗万象、光芒四射的艺术风范，为法国文学增添了一座新的丰碑。
《约翰·克利斯朵夫》像许多伟大的诗史一样，气魄是非凡的。如果认真地阅读它，你一定会被它的思想和艺术精神所征服。小说讲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追求、拼搏、探索的故事。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他很小就显示了自己的音乐天赋。他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要求很严，十分残酷地监督他学习钢琴。父亲的品性很怪，一生无所成就，反而养成了许多劣性。小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贫困、痛苦的环境中长大的。少年时代，除了音乐以外，他没有得到过多少爱。祖父病逝后，家境更坏了，他不得不为了养家糊口而奔波。生活一开始向他展示的，就是冰冷的寒意。
约翰·克利斯朵夫渴望爱，渴望友谊。一次，他偶然遇见了富商的儿子奥多·狄哀纳，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可是由于他们的性格、气质上的差异，他们没能将友谊持续下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次友谊，象闪电在夜空中滑过一样，立即逝去了。不久，他因教钢琴而结识了议员的女儿弥娜，两人彼此间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成爱情关系。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地陶醉了。
但弥娜的家长对女儿的选择是竭力反对的。一个年轻的、没有社会地位的音乐家，在贵族眼里是不值钱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爱情最后还是失败了。
他的运气一直很糟，家庭、爱情处处是坎坷。他绝望了。这时候，他的舅舅帮助了他，约翰·克利斯朵夫从亲人那里，感受到了信心和力量。他战胜了自己，开始了新的生活。
音乐是他的世界，他的灵魂。他热情地投入到音乐创作与演奏中。他在作品中向社会、向世俗人生发出了挑战，可这种反抗意识遭到了非议，他的作品受到排斥，他的名誉不断受到攻击。约翰·克利斯朵夫感到，这个世界是缺少同情和美德的。他准备前往柏林。可不久之后，在一次为解救被士兵殴打的乡民事件中，他失手造成了人命案，又不得不逃往法国。
法国并不是艺术家的天堂。在那里，金钱主宰着一切。庸俗的艺术品充斥着市场，几乎难以找到真正艺术的立脚之地。他的心冷了，孤独了，在当时的欧洲，纯艺术的存在是艰难的。
在苦闷中，约翰·克利斯朵夫认识了他过去的女熟人安多纳德·耶南的弟弟，青年诗人奥里维·耶南。在奥里维的帮助下，克利斯朵夫努力接近生活，克服重重困难，他的作品在整个欧洲赢得了观众。
约翰·克利斯朵夫经历了事业的成功后，并没停止精神上的追求。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触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在社会实践中，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从人民的苦难中，渐渐发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他的艺术观较之过去成熟多了。在一次“五一”游行中，他和友人奥里维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奥里维不幸遇难，克利斯朵夫打死了一个警察，于是只好逃到瑞士避难。这次游行冲突给他带来的影响深重的。奥里维之死深深地刺激了他，他在国外的隐居生活中，心里的冲动和热情开始缩小。他的晚年，几乎过着平淡恬静的生活，早年的热血沸腾的状态，被安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