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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

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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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说得清在用根绳子结束生命前,侯启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无论他怎样清高、自负、撅腚不服,拿起笔来又如何激昂、雄放,这个弱不禁风的病秧子书生,其实原本就是不堪一击的,却也彰显了他的血性、刚烈和高洁。

后面将会写到,在此前后,多少人投敌叛变,这时给他戴顶什么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

当于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学习收发报,“滴滴答答”的声响歌儿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时,携带书信、文件的地方党和抗联的交通员,正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的山水间跋涉。

电话、电报作为科技文明的结晶,人类早就开始享用这种便捷的通讯工具了。别说土八路,江西红军反“围剿”,战地指挥,前后方联系,就是这样。东北不行,从满洲省委到抗联各军,上级指示,下级报告,全靠人力送达。就是1940年春以后有了电台,各军、路军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仍是这种古老原始的手段,凭一双双脚板在乡镇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编织起一条条交通线。当年写到纸上叫“交通员”,落到嘴里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拉道的”(“拉道”本意为向导、带路)。还有过界去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叫“国际交通员”,又叫“特别交通员”。

那时,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军长、师长、团长的身边,是时刻少不得交通员的,有什么指示、命令,或者需要请示、报告,或口头,或书面,立即将交通员派出去。但是,十四年抗战,东北党和抗联到底有多少专职和兼职的交通员,这个数字恐怕是没人能够说得清的。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说:2路军“总指挥部交通队,人数五十名”。

而看看1935年12月2日《中共吉东特委给各县委的指示信》中的一些文字,今人就会对交通员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县委的专门交通员最少要有三个以上,一个专跑特委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队伍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区委和县委之间(区委多得按实际情形增加交通员,一个区委交通员至多知道两个区委的关系)。此外还要准备几个候补交通员,以便临时派遣或代替发生问题的交通员。这几个交通员不要他们互相知道和认识。

(二)交通的管理不要县委负责人直接管理,应当设一专门管理交通的交通站。交通站最少要有四人:一人专门管理特委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队伍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区委的交通(员),另一人为交通站站长。站长和以上三人发生直接关系(但不要他三人互相知道和认识)。文件直接由该三人从交通员处拿来时交给站长,由站长再转交县委负责同志。这样县委负责同志除站长外,不认识管理交通的人和交通员。

(三)当交通员的人应当是选择最忠实,勇敢,耐劳和善于应付环境而有坚决牺牲精神的同志来担任,绝对不应该随便抓起来一个人,就叫他当交通员。交通员的住址除管理交通人知道外,绝对不许(让)多人知道,而管理交通人的住址,除站长知道外也不许别人知道。交通站的工作员和交通员都不要参加任何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他们作什么工作和到什么地方去,绝对不许别人知道。同时,也不叫他们知道许多的群众和党的关系。

前面 第22章 写过几笔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

李升,1867年生于山东省德县(今德州市),1894年因家乡发大水闯关东,淘过金,种过地,打过零工,1915年到俄国修铁路,1919年回国在黑河跑邮政。1932年邮政马车被伪军拉去运军火,连走十几天,马累得走不动了,伪军就打。李升说别打了,哑巴畜生也是条命呀。伪军说打死活该。李升抄起块木板,照那伪军后脑勺就是一下,说打死你也活该。

敌人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把火烧了他的家,他躲到汤原县鹤岗七号屯给人种地。冯仲云到这里发动群众,李升非常敬佩这位大先生的学问。唠起打日本,李升眼里冒出火星子,二话没说,就说你说让俺老头子干什么吧。

李升从小练武,身板硬实得小伙子似的,那也毕竟是六十五岁的人了。倘是有手好枪法,组织游击队时,上队对付几年,打死几个鬼子,也算有用之才。而冯仲云看重的是他走南闯北,眼界宽,路子熟,胆大心细,脑子活络,这就是个交通员的人才了。那时“交通”、“交通员”的概念,对许多人还挺陌生,可冯仲云是何等人物呀。

从此李升就到哈尔滨为满洲省委跑交通。不管什么时候,有任务拔脚就走,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到处跑,跑得最多的是北满。有人说北满抗联活动的地方,没有他没去到的。省委干部下去调研、赴任,也常由他护送。像杨靖宇、张寿海А⒄砸宦⒎胫僭频热耍妓凸S錾系腥伺滩椋的闼嫡怅戈够埃愣釉趺词歉瞿下樱克退蛋澄堇锏氖歉瞿下樱窃谀潜叱ご蟮模獠痪团豢谀下踊盎乩戳寺穑堪程乓脖鸨鹋づさ牟坏镁⒍�

李升有个“百宝囊”,一个大帆布兜子,刀斧锯是必备的。冬天进山,晚上露营,砍锯些木头,用火镰点着了,好在那火堆旁睡觉。夏天也得弄堆火,防野兽,驱蚊子,不然冻不死,蚊子一夜也把血喝干了。还有个用桐油油过的布袋子,过河前吹胀了扎上,就成了“救生圈”。吃的当然少不了,通常是包米面大饼子,或是炒面,还有点儿盐。他好喝两口,身上挎着个用晒干的牛膀胱做的酒壶,走乏了,坐哪儿,拔掉那节包米骨子壶塞,仰脖咕咚几口。再掏出烟袋,吧嗒一袋老旱烟,就心满意足地继续跋涉。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文件。张寿海г怠敖煌ㄏ呤俏颐堑纳保俏募褪墙煌ㄔ钡纳N募械闹苯佑媚矗械挠妹滋佬矗拥胶笥玫饩仆可希拖猿霾韬稚淖旨!:笳叨愿断鼙⑻匚窈陀芯榈牡腥耍惺币材选@钌囊路锿舛际遣苟。鞘毕缦氯苏庵执┐骱敛黄婀郑募话憔头煸谀遣苟±铩MǔJ遣卦谛淇诶锉吆鸵陆蟮紫拢庋榭鑫<笔保阌谀贸隼椿俚簟O掠辍⒐邮保岱雷疟鹋耍砩纤醣鹑没鹕樟恕�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种叫“拍纸簿”的信笺式本子,一张薄纸配张厚纸,专供复写用的,厚纸留作文件底稿,薄纸作为报告、请示送走。这种薄纸很有韧性,交通员把它捻成纸条,夹在麻坯里搓麻绳,当乌拉带用。比较而言,这是最安全的,当然只有冬天才能穿乌拉。

1937年8月26日,《宋一夫、周保中给王光宇并转二师师党委信》中说:“我军最近西去交通员均被敌人伏兵追捕,将一切重要信件文书均损坏,幸未被敌获去。”

李升跑交通8年,曾5次被捕,文件从未被敌人搜获。最后一次是1941年,敌人用尽酷刑,把竹签子扎进他的指甲。还把他拉到牡丹江边,看着把“犯人”填进冰窟窿里。他就说俺是个庄稼人,你们让俺说啥?他被判10年刑,“八一五”光复后出狱。

1940年秋,北满省委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省委地址。敌人立即派出一支精干部队,由叛徒带路直奔省委驻地老金沟。

3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得知这个消息,已是几天后了。这时,他正率12支队在小兴安岭南部的臭松沟活动,老金沟在小兴安岭西坡,相距350公里。问题不在远近,而在于没人知道老金沟的具体位置,沿途道路也不熟。许亨植心急如焚之时,省委交通员于兰阁从老金沟送信来了。许亨植当即让炊事员倾其所有,给于兰阁做了顿“好嚼裹儿”,吃完后立即出发,限令他9天内必须返回省委。

于兰阁,吉林省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人,1915年出生,1937年参加3军1师警卫旅,先后任宣传员、指导员和3军、省委交通员。从老金沟到臭松沟,通常得半个月,他来时用16天。这次回返,头3天硬是脚步没停,第4天傍黑时,也不知道怎么就倒在林子里睡着了,亏得下半夜下了场小雪,把他冻醒了。醒来一惊,赶紧继续前进,终于在第8天晚上,即连续奔波24天后,赶到了老金沟。

李升的手脚也冻伤过,但是没有落下残疾。曾任3军警卫团团长的姜立新,人称“姜秃手”、“姜秃爪子”,手指还剩几个,脚趾都没了,走路像小脚老太太似的。他是个熟悉地理的山林通,跑交通时在大山里冻坏的。

单立志在吉东省委、2路军总指挥部当过一年多交通员,就在完达山里跑,大都是一个人跑。找部队,去密营,有时是把文件放到个指定的地方,比如哪座山的一个什么样的砬子的什么地方,有个什么记号,下次放哪儿,再规定个记号。放好用石头压上,防止雨淋了,也不能让野猪什么的拱了。

老人说,“一出溜”(一个单程)200里,让你3天把信送到,就得昼夜兼程。开头有人带不觉怎么的,待到一个人在大山里走,真是胆突突的,特别是晚上。周围野牲口的眼睛鬼火似的,总觉得身后有脚步声,有双手要掐住你的脖子。后来无所谓了,累了,找个背风的地场,倒那儿就睡着了。其实呀,睡梦中就进了狼肚子里的事,也不一定没有。这个不害怕了,最可怕的就是麻达山了。那时完达山里都是原始森林,树干就算细的一个人也抱不过来,一根根电线杆子水泥柱子似的,地下寸草不生。冬天有阳光,夏天树叶遮挡着,响晴的天,里面也阴乎乎的。头两次麻达山,那是哭的心都有了。反正就是记住老交通员讲的,码着一个方向走到底。树干南边光溜,北边粗糙,还长青苔,晚上摸一把,大方向也不会错。这比指北针还好使,碰上哪儿有铁矿,指北针乱套了,反倒误事。

老人说,现在让我进完达山,也不带麻达山的,就是腿脚不行了。

每次出行,都是历险。

村屯乡镇,敌人盘查,稍有破绽,就出麻烦,更不用说被搜去文件了。后来敌人也摸到一些规律,在一些交通线上设卡捉人。还有胡子、砸孤丁、棒子手。山里野兽出没,就是被毒蛇咬一口,怎么走出那大山?生病了,大山里谁管?夏季山洪说来就来,冬天在那冰天雪地中跋涉,乏了,困了,打个盹,那人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县委跑区委的交通员,半天、一天就回来了。在部队跑交通,跑一趟几天、十几天、个把月是常事。赶上大雪封山,特别是山洪暴发,那就难说时间,能送到就不错了——有时是送到也晚了,没用了。

前面说过,像“1·26”指示信那样重要的文件,密山县委是一年后才收到的。

罗登贤派童长荣到东满工作,告诉他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什么都等上级指示,黄瓜菜都凉了。

1940年5月20日,《张寿海Ц跣铝值韧拘拧分兴担骸耙痪湃拍晡颐堑慕煌ü叵底罨担逶路莸男偶商痢潦碌姿偷阶懿俊!�

而像李升那样,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七十二岁的老人(与我半个多世纪后,在干休所和乡间采访到的那些老人差不多),在1939年大雪纷纷的隆冬,独身一人从北满到南满去与1军取得联系,那几乎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可这位“抗联之父”真就创造了奇迹,给人带来惊喜。而此前吉东、北满派出的人,不都失踪了吗?

来往于吉东与北满、吉东与南满三个省委的,还有两个六十来岁的老交通员“老于头”和“老刘头”,都失踪了。

任何战争都有失踪人员。抗联当年没有“失踪人员”、“失踪者”的说法、字样。那时派出去的交通员,总也不见人影,就知道凶多吉少,就说“出事了”。除了被捕叛变的,没人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烈士的遗骸在哪里。而本书能够道出姓名的,几乎都是幸存者。

可视为抗联通讯兵的交通员,失踪者是最多的。而由于他们特殊的工作性质、通讯方式,和恶劣的战争、自然环境,其中的无名烈士也是最多的。

第30章 “浪漫行为”

密营婚礼

1937年6月底,赵尚志参加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来到6军帽儿山被服厂一看,兴冲冲道:嗬,这么多大姑娘、小伙子,有没有意中人呀?用不用俺给介绍介绍呀?

赵尚志可能是兴之所至,信口道来,结果却是会议未结束,就有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抗联通讯专家于保合,特别中意李在德,赵尚志就要往一块儿撮合。冯仲云是太了解李在德了。李在德和厂长裴成春的弟弟、6军2团政治部主任裴敬天,彼此爱慕,1935年订婚,第二年裴敬天牺牲了,现在李在德怎么想的呀?赵尚志叹口气,让冯仲云找裴成春,他俩当婆家的媒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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