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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节

福尔摩斯探案-第101节

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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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把协定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但我应当叮嘱你:你可以在别人下班后自己呆在办公室里,以便从容不迫地抄写副本,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抄好后再把原件和抄本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早晨一起交给我本人。’

“我拿了这份文件,就……”

“对不起,请稍停一下,”福尔摩斯说道,“谈这话时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

“一点不错。”

“在一个大房间里?”

“有三十英尺见方。”

“谈话是在房中间吗?”

“对,差不多在中间。”

“说话声音不高吗?”

“我舅父说话声音向来很低,我几乎没有说话。”

“谢谢你,”福尔摩斯闭上双眼,说道,“请继续讲吧。”

“我完全照他的吩咐做了,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只有一个叫做查尔斯·戈罗特的还有一点公事没有办完。于是我就出去吃晚餐,让他自己留在办公室里。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急于把我这件公事赶出来,因为我知道约瑟夫——

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要乘十一点钟火车到沃金去,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

“我一看这份协定,立即发觉它确实极端重要,舅父的话丝毫也不夸张。不需细看,我就可以说,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同时它也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完全优势时,英国要采取的对策。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的。协定最后是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的签署。我草草看过之后,就坐下来动手抄写。

“这份文件很长,用法文写成,包括二十六项条文。我尽可能快抄,可是到九点钟才抄了九条,看来,我想赶十一点火车是没有希望了。由于整日劳累加上晚餐没有吃好,我感到昏昏欲睡,头脑麻木,心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楼下有一个小门房,整夜都有一个看门人守在那里,按惯例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所以,我就按铃召唤他。

“使我惊奇的是,应召而来的是一个女人,一个身材高大、面容粗俗的老婆子,系着一条围裙。她解释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作杂役,我就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愈发感到昏昏欲睡,便站起身来,在屋内踱来踱去,伸展一下双腿。咖啡还不见送来,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便打开门,顺走廊走过去看。从我抄写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光线昏暗,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走廊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楼梯的中间有一个小平台,另有一条走廊通到这个平台,与楼梯在平台处呈丁字形。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专供仆役使用,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捷径。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略图。”

“谢谢你,我认为我完全听懂你所说的事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请您注意,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我走下楼梯,进入大厅,发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滚滚沸腾,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我拿下壶,灭掉酒精灯,伸手正要去摇醒那个仍在酣睡的人,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振,他一下子就惊醒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困惑不解地望着我说道。

“‘我来看看咖啡是不是煮好了。’

“‘我正在煮着,不觉就睡着了。先生,’他望着我,又抬头望着仍在颤动着的电铃,脸上露出更加惊奇的神色。

“‘既然你在这里,先生,那么谁在按铃呢?’他问道。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这是在你办公房间按的电铃。’“我的心顿时象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一样,这么说,是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了,而我那份千金难买的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发疯似地跑上楼梯奔向走廊,走廊里空无一人,福尔摩斯先生。屋内也没有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从我的桌上拿走了,只剩下抄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揉搓着双手。我看得出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请原谅,那时你怎么办了呢?”他低语道。

“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楼,那我准会碰上他了。”

“你相信,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里吗?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是室内,还是走廊,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的。根本没有藏身之处。”

“谢谢你,请往下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就跟着我上楼来。我们两人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下的旁门关着,没有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这一夜天色漆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空无一人,可是,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象平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

我们连帽子也没戴,就沿人行道跑过去,在右手拐角处,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

“‘出了盗窃案,’我气喘吁吁地说道,‘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

“‘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道,‘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

“‘哎,那是我妻子,’看门人高声喊道,‘没有别的人过去吗?’

“‘一个人也没有了。’

“‘这么说,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可是我并不相信,而他企图把我引开,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

“‘那个女人是向哪边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她似乎很匆忙。’

“‘这有多长时间了?’

“‘啊,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对,不过五分钟。’

“‘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这事和我的老婆绝不相干,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里?’我问道。

“‘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线索迷住,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我想,照他的意见办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个个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处,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是毫无结果。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可是连一点脚印的痕迹也没有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

“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

“那么,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穿着带泥的靴子,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

“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那时我也想到了。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明白了。那么说,虽然当晚下着雨,却没有发现脚印,对吗?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他只能从房门逃跑。”

“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

“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象烟蒂、失落的手套、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一向不吸烟,我想,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我就会闻出来的。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这件事实也无法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警察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

“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全力以赴地接过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还没回来,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

“十分钟以后,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突然认出了我,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

“‘怎么,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为什么躲开我们?’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议,进行抵抗,都徒劳无益。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进去。临走以前,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看看她是否在她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把文件扔进火里。然而,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我非常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可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

“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迄今为止,我只顾行动,根本没顾上思考。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后果如何。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这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已告诉你,我在学校时,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我算毁了,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我相信,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那么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厥过一次,在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当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时的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过事情的由来,便把经过对我家人讲了一遍,但无济于事。谁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脑神经极度错乱,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还有医生的关心,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不过只是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我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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