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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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箱操作、信封里塞钱、背地里做手脚这些并非叶利钦时代的人们想出来
的。这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所有最高官员都可以拿到装在信封里的第二份工资，
这份工资既不用上税，也不用扣党费……
斯大林为了让肃反工作者们高兴，决定重新使用国家安全部门军官的专用职衔
称号。1952年8月21日，一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出台，所有尉官和校官在军衔
前面都加上了“国家安全” 字样。
斯大林借助利季娅·季马舒克而成功挑起的“医生案” 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
当时打算审理数起诉讼案件，让所有被告人都承认他们是美国间谍和恐怖分子。
国家安全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被告人不承认
自己是间谍。这是在1952年。
所有被告人都是犹太人：演员韦尼阿明·祖斯金，院士利娜·施股，作家佩列
茨·马尔基什、列夫·克维特科、谢苗·加尔金、达维德·戈弗施泰因，联共（布）
前中央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这是一个种族诉讼案件。被告受审不是因为犯
罪，而是因为其出身。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于1941年为反对纳粹而成立的。该案判决结果是要表
明，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都在为大洋彼岸的主子卖命。但这一诉讼失败了。
改革时期公布了一些档案材料，42卷侦查案卷和8卷庭审记录被解密。对这些材
料进行了研究的作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博尔夏戈夫斯基撰写了一本有关此
案的书《出身的罪过》。
主审法官、司法中将切普佐夫在审理由国家安全部侦查员办理的一些案件时，
常常是迅速而毫不犹疑地作出死刑判决。
1950年，他判处米里阿姆·热列兹诺娃（艾森施塔特）和萨穆伊尔·佩尔索夫
死刑，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叛国。当时，这位将军对他们的“罪证”非常满意：
向国外提供有关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文章和关于那些犹太族苏联英雄的特写。
但是，当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为期两个月的庭审程序按中央指示安
排妥当后，在对被告人进行详细审问时，侦查期间收集到的“证据”引起怀疑，整
个事情陷入绝境。切普佐夫将军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他甚
至对受审者产生了敬意。
坐在被告席上的演员、作家和医生没有参与策划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没有
从事间谍和背叛活动，甚至没有进行反苏宣传。
切普佐夫中将认定自己的被告只犯了一项罪。他揭发他们希望用母语写作，出
版犹太语书籍，保护本民族文化古迹，保留自己的剧院并在其中上演老剧目。切普
佐夫将军指责其中一名被告：“为什么一名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者、先进
的犹太知识分子，要同教士、拉比、蒙昧主义者交往，同他们谈经论道，请教他们
关于无酵饼、祷告书和犹太教所谓洁净肉食的问题？” 当局要求犹太人彻底同化，
就像现在的前苏联共和国要求其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彻底同化一样。一名文化程度不
高的侦查员在看到作家阿布拉姆·科甘在自己的审讯记录上改正错误时痛打了他一
顿：这家伙，懂俄语，却用犹太语写作！关心民族文化被认为是有害的，是反爱国
主义的。然而，将军和他的陪审员们不想为此而枪毙他们。
冒着开除党籍、失去功名的危险，可能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切普佐夫将军请求
中央允许驳回案子作进一步调查。
但政治局委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不允许这样做：“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面
前屈膝投降吗？对这件案子的判决是经过人民批准的。这个案子政治局研究过三次，
请执行政治局的决定。” 于是，那些被告在斯大林去世前几个月被枪毙。假如案件
被驳回作进一步调查，他们就会得救。
被铲除的是那些最忠实于当局的人。几乎是在博尔夏戈夫斯基的书面世的同时，
前克格勃将军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在美国出版。在关于苏联核武器间谍
活动的一章里，他提到了巧妙地招募了美国人作间谍的情报员格里戈里·海费茨。
在回到莫斯科后，海费茨被任命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副责任秘书肩负向国
家安全部汇报一切情况的职责。
1948年夏天，海费茨编录了几份犹太人名单，这些犹太人曾前往反法西斯委员
会，请求派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同当时苏联报刊猛烈抨击的阿拉伯
反动分子进行战斗。他把名单交给了国家安全部，以便安全部“采取措施”。海费
茨一案被单独立案审理，对他的判决不是死刑，而是25年劳改……
尽管受到了侮辱与折磨，这些早已不再年轻、身体也不是很健壮的人表现出了
精神的力量和勇敢的气概。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如果没有最后射出
的子弹，如果没有鲜血，我们本可以为受侦讯者的勇敢无畏而高兴……”
在斯大林死前的最后几个月，对“医生案” 的侦查变得很疯狂。这使人觉得，
公开庭审的日期早已确定下来了。一名侦查人员曾带着他那种职业所特有的抱怨口
气对被捕的拉波波特教授说：“您怎么能提供这样的口供？带着这样的口供是无法
公开出庭的！”
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们对医生一案很着急，因为得尽快搞到关于他们为哪个国
家的情报机关工作的材料。当时还在准备第二个案子，是关于克里姆林宫保卫部门
的一个军官的，此人似乎与美国人有联系。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对美国提出严厉指控，不仅指控它干涉苏联内
部事务，而且指控它针对斯大林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策划恐怖活动。例如指控美国人
打算在斯大林等人在克里姆林宫出现时，从座落在练马厅广场的美国使馆的窗户里
向克里姆林宫开枪射击。
美国大使实际上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外出休假，但却不能回来：不让他
回莫斯科。使馆无人领导。苏方要求将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引渡给苏联司法部门。
美国人回忆说，他们生活在莫斯科就像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堡垒里面，他们有一
种感觉，即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逮捕。
苏联人觉得处处都有外国间谍。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
朱别伊回忆，1952年夏天，他同白俄罗斯共青团第一书记、前游击队员、苏联英雄
彼得·米罗诺维奇·马舍罗夫被派往奥地利参加保卫和平青年大会。在维也纳他们
到处都看到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马舍罗夫微微蠕动嘴唇，对阿朱别伊说：“这是个
特务，记住他，阿列克谢，不要留下痕迹……”
淄莫夫教授说：“1950年被捕的人曾回忆说，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通往审讯犯
人的侦讯楼的楼梯台阶严重磨损，以至于根本没法走，只能贴着墙走。而关门装修
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犯人源源不断……”
斯大林打算重复1937年的大清洗。那个时候搜捕的是德国间谍，现在是美国间
谍。
令历史学家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是，斯大林在时不时地宣布某位最高层领导
人应对国家的所有问题负责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老年人的偏执狂，而在多
大程度上又是出于一种卑鄙小人的盘算。
我已经引述过作家科尔涅利·柳齐安诺维奇·泽林斯基关于他同法捷耶夫几次
谈话的回忆录。有一次，是在战后，法捷耶夫被斯大林叫去：
“法捷耶夫同志，您应当帮帮我们。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真正地帮助国家同敌
人作斗争。我们给了您一个‘秘书长’的响亮称号（1946…1954年，法捷耶夫担任
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一职作者注），而您却不知道，您周围有一些老牌国际间
谍。”
“可谁是间谍呢？”
斯大林微微一笑，有的人因为这种微笑而晕过去，法捷耶夫也知道，这一微笑
没有什么好兆头。
“为什么要我告诉您这些间谍的名字呢？您本应当知道的。不过，法捷耶夫同
志，如果您是一个这样差劲的人，那么我可以给您提个醒，告诉您该从哪个方向去
找以及您能帮我们做什么。第一，老牌间谍是您最好的朋友帕夫连科。第二，您很
清楚，伊利亚·爱伦堡是个国际间谍。第三，难道您不知道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是
英国间谍吗？我此时问您，您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为什么您不给我们任何暗示呢？……”
斯大林想再次使用那种在他看来确保他1937年大清洗获得成功的模式。他那时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让中央书记叶若夫接替肃反头子亚戈达，将老工作人员清除
出国家安全机关，派职业党务工作者前去接替。而那些被捕者被列为德国间谍，因
为人民感觉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
如今肃反头子阿巴库莫夫被苏共中央局长伊格纳季耶夫所取代，党和共青团机
关里的年轻人被调往国家安全部。被捕者被称作是美国间谍。但鉴于1952年公众的
情绪不同于1937年，需要进行公审。公审可以激化国民的仇恨，可以为大清洗创造
必要的气氛。
然而斯大林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切……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之死的三个说法
在3月份的那一天，在领袖的尸体旁，瓦西里·斯大林第一个喊道，他的父亲是
被谋杀的。这样想的人不止他一个。
斯大林即使上了年纪，看上去也像是一个体格强壮的人。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
他会猝然死亡，虽然最后几年他一直疾病缠身。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来判断，他得
过两次中风。但当时这事是不能说的。
当他感觉不适的时候，他不让任何人到他跟前来。他曾在南方生病。在他第二
次中风的时候，贝利亚想前去探望他，斯大林没有允许。
他不仅不需要纯粹出于人性的同情，而且也不想让人知道他有恙在身。他的病
是国家最高机密。所有人都认为，领袖身体健康，并且在工作着，即使是休假时也
在工作。
苏联报刊每天写这个人的事情，而他想的是让同胞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允许他
们知道的范畴。
比如，在所有的百科全书和官方的履历介绍中都写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
奇·朱加什维利生于1879年12月21日（公历）。但有文件表明，他的出生时间比通
常认为的要早一年零三天，不是1879年，而是1878年。
在哥里圣母升天教堂的生死登记册上写着，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生于1878年。
他在哥里教会学校的毕业证明、警察局的文件以及他1920年亲手填写的履历表上也
写着这个年份。此后他的出生年份便被更改了。
斯大林后来自己填写表格时，出生年份一栏他干脆就空过去不填了。如果是别
人按他的口述来填写，那就让写多大年纪，比方说45岁还是没有指明出生年份……
历史学家们认为，此事是有缘由的。
瑙莫夫教授说：
“这样做似乎是想掩盖在蹲监狱期间同宪兵局打交道的事情。如何从卡片库里
找一个人呢？得知道姓、名、父称和出生日期。如果出生日期不一样，人就找不到
了……”
这是不是说，历史学家们还是怀疑斯大林同宪兵局有某种关系？
瑙莫夫教授说：
“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谁知道一个人进了监狱后会有什么样的言行呢？
自由的时候，跟同志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英雄；而在那里会是另一个人。特别的关
系很可能不会有，但是某种动摇和尽快获得自由的愿望是可能有的。而斯大林不希
望有人知道这件事……”
斯大林的私生活和健康状况也属于这类秘密。战前他是个健康的人，只是经常
得流感和咽峡炎。
保留在政治局档案里的斯大林个人案卷被人巧妙地清理过了，没有完整的病历。
有那么个别几页装在封口的信封里。上面可以找到关于困扰斯大林的没完没了的感
冒和咽炎的医生记录。但关于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却只字未提。他曾经向周围的人
抱怨说头痛，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典型的症状，而有关他这种抱怨的医疗记录却
没有。
战后他开始病得厉害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从1945年起，他每年都要
在南方度过三四个月。通常都是在12月ZI日，即他的生日前回来。在远离众人的南
方，他接受治疗。对他进行的一些分析化验的结果保存了下来。只是开的证明用的
都是别人的名字，一般都是取送单据的保卫人员的名字。1952年，所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