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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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密，还因为先是出版了作家列夫·韦尼阿明诺维奇·尼库林的书《死水微波》，
接着又上映了电影导演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科洛索夫执导的多集影片。其实，
这类行动曾经组织过很多次。除了莫斯科以外，乌克兰“格帕乌”的特别处因为要
与政治侨民斗，也干过这种事。
一般都认为，这种把政敌从国外骗回来，然后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将其逮捕的办
法是缅任斯基想出来的。
1924年夏天，就是用这种办法将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诱骗到莫斯
科的。在当时此人简直就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
缅任斯基为此获得了当时还很少授予的红旗勋章。而萨温科夫在1925年不知是
自杀还是被“契卡”人员杀掉了。被囚禁在牢狱中的时候，他似乎表示了忏悔，给
国外的侨民们写过一些信，劝他们“学他的榜样回到俄罗斯来”。这些信是他自愿
写的呢，还是在“契卡”人员的高压下写的？实在无从知晓。
在“托拉斯”行动过程中，也启用了那个虚假情报局。很多西方的情报机关都
曾要求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俄国地下组织向它们通报红军的情况以及俄国境内形势
的材料。它们也收到了回答，但那些答复都是由工农红军司令部的军官和军事情报
人员撰写的。这个工作是工农红军参谋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批准的，而后来他自己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0年代初，“契卡”为原国家杜马代表、著名的政治侨民瓦西里·维塔利耶维
奇·舒利金组织了一次在全苏俄的旅行。让他回到俄国来，后来又放他出国去，为
的是叫他看到，布尔什维克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那些呆在国外的政治侨民想要推
翻他们完全是痴心梦想。这个计划还挺成功。后来舒利金写了一本书，名为《三个
首都·红色俄罗斯之旅》。莫斯科对此书颇为满意。
国家安全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他曾组织了杀害托洛
茨基的行动，战争期间又在德国后方从事破坏活动）回忆说，缅任斯基曾下令准备
使行动积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们“中立化” 的计划，意即将他们肉体消灭的计
划。苏多普拉托夫本人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组织的领袖科诺瓦利茨。
后来，缅任斯基又成立了由“格帕乌” 总局局长直接领导的特别行动小组，它
是独立于外事处的小分队，负责组织战争期间的破坏行动并将间谍派人敌人的最重
要的单位。这个小组由雅科夫·谢列布良斯基领导，他的副手是瑙姆·艾廷贡，就
是他后来组织了暗杀托洛茨基之事。这个小组由20名侦查员和60名秘密人员组成。
1926年7月30日，即捷尔任斯基逝世的10天之后，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
缅任斯基被任命为“格帕乌”总局局长，一干就是8年。
托洛茨基曾在回忆录中说：
“谁也没注意到默不作声地干活的缅任斯基。只是在捷尔任斯基和温施利希特
分手以后，他找不到别人，就提出了缅任斯基作为人选。人们都耸肩不以为然。
“而捷尔任斯基则为自己辩护说：那么还有谁呢？没有别人啦！
“然而斯大林支持缅任斯基。斯大林一般都支持那些只靠上级机关的慈悲才能
在政治上生存的人。于是，缅任斯基就成了斯大林在‘格帕乌’中忠实的影子。在
捷尔任斯基去世以后，缅任斯基不仅当上了‘格帕乌’的首长，而且还成了中央委
员。这样，在官僚舞台上一个不成功的人的影子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物。”
缅任斯基仍像以前一样委婉客气，彬彬有礼。每次听完工作人员的例行汇报之
后，他都会伸出手来向那人说：“您好，您生活得怎样？”
他的姐姐柳德米拉·鲁道福夫娜有时向他为被捕的人求情。在那时候由有影响
的人出面还可能挽救一些人。
缅任斯基时常犯病。甚至他到卢比扬卡去办公时，还不得不躺着接待来访者。
情况总是如此，也没人感到惊讶。
作家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写道，1920年他准备去巴黎。在外交人
民委员部填写好了表格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把他叫到了“契卡”，那儿的人告诉
他：“从大门进去，去见缅任斯基同志。”
爱伦堡回忆当时的情况：“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正在生病，
躺在一张特别短的沙发床上。开始我以为他会问我是否与弗兰格尔分子有什么往来，
但是他说他曾在巴黎见到过我，还问我是不是仍然在写诗。我回答说自己正在准备
写一部讽刺小说。既然谈到了文学，我就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怀疑：现在发表很多矫
揉造作的诗，可布洛克却沉默着……缅任斯基有时微笑，有时点头，有时皱起眉头……”
在告别时，缅任斯基对爱伦堡说：“我们是放您出去的，可不知道法国人会对
您说什么……”
伊利亚·爱伦堡拿到了护照。他当时无法知道，一年以后布洛克的命运正是由
缅任斯基决定的。
1921年7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向列宁提出请求，想放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布洛克出国去治病：诗人当时病情严重。列宁就向特别处领导人缅任斯基征求意
见。
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
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放他出去。但
是可以在一个疗养院里为布洛克准备一些好的条件。”
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1921年8月7日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现在我们都认为，真正的恐怖政策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其后则是在1937年执行
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恐怖政策是在革命后立即开始实行的，一直继续到1953年
3月5日斯大林逝世。
1927年秋天，同情苏俄的著名法国作家安利·巴尔比尤斯来到了莫斯科。1927
年9月16日斯大林接见了他。巴尔比尤斯问斯大林：当西方总是在宣传苏联执行红色
恐怖政策时，我应如何对付呢？
斯大林回答得很简单：“我们这儿正在枪毙间谍，这当然不是什么红色恐怖。
我们面对的是特务组织，它们的基地在英国或者法国……这些组织显然是由大资本
家和英国情报机关出钱养活的……
“不久以前我们逮捕了一个由贵族军官组成的很小的小组。他们的任务是毒死
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有3000到5000人之多。给他们的任务就是用瓦
斯毒气毒死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怎样和这些人斗呢？他们并不害怕监牢，这儿
的问题是节约生命。或者是消灭这些由贵族和资本家的儿子们所组成的小组织；或
是让他们消灭数百或数千名我们的人。”
1927年5月10日，苏联驻波兰的全权代表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科夫在华沙车
站遇刺身亡。斯大林对巴尔比尤斯说：“作为对此事件的回答，我们枪杀了20个白
卫军。工人们对此非常满意，可他们说：枪毙的太少了，咱们这里还有不少这样的
寄生虫在到处游荡……
“应该弄清楚，是对什么样的人判处了死刑。被判处死刑者的名单里都是些什
么人呢？都是些和苏维埃政权作战的贵族、公爵、沙皇的将军们、沙皇的军官们。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名单里有非剥削阶级的代表，很少有，可能有一两个，恐怕也是
间谍…… 当有人指责我们不是同等地保护每一个人时，我们就想这样回答：我们
本来也不打算保护所有的人。我们原本就公开声明，我们的制度是带有阶级性的。”
斯大林说话从来不愁找不到词儿。可是工人和农民早已吃了子弹或被送进了集
中营，而且这种人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多。当然，“剥削阶级” 的代表们遭的罪也不
少。在所有的机关里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清洗：异已分子被无情地赶走。
那些被清洗了的人们也分为若干等。被定为第三等的人不得在某一固定地点工
作，被定为第二等的人根本就不能找到工作。而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口粮卡片，
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
就连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①都被派夺了公民权，因为
他是商人的儿子。不过，他倒是很快就摆脱了困境。作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
他的公民权后来被恢复了。那些不像他这样有用人材的公民们，可就要倒霉得多了。
曾做过党中央委员和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
雷切夫对我讲述了他家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米琴地区最富有的人米琴现在是莫斯科的一个小区。他用自
己的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教堂至今还在。早在1919年就打算逮捕他，可是当地的
农民群起而保他，说：我们不交出他，他是我们的人！到了1930年，又打算查封这
座教堂。我的叔叔在米琴地区的一次会议上说：‘公民们，咱们是不是不查封这教
堂为好？不管怎样，教堂里有安葬着咱们祖先的墓地。谁来为我们扫墓祭祖呢？’
“为了这件事，按第58条款他被判了5年流放，被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去了。
他的女儿奔走呼号，总算为他平了反。女儿赶去接他，而他正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郊
外烧木炭。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他，终于死在女儿的怀抱里。
“我的另外一个叔叔在鲁布廖沃管理一个自来水站，在那儿工作的一共有200来
人。其中的一半，100个人遭到镇压，几乎全部被枪决，其中也包括我的叔叔……”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工业党” 以及其它
1934年5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纪念缅任斯基的悼文，其中说：“就在
这个大厅里，曾经签署了那些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案件的最后判决书，而这些判决书
的开头几篇是在缅任斯基的办公室里起草的。”
与缅任斯基遗体告别的仪式是在工会圆柱大厅里举行的。正是在这间大厅里曾
进行那些令世人震惊的法庭审判，其策划者就是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缅任斯基和他的
助手们。曾在这儿审理的案件有：“沙赫京案件”（1928年的“顿巴斯沙赫京矿区
资产阶级专家的破坏性组织案”）、“工业党”的系列案件（193年的“工业部门破
坏活动案”）、“劳动农民党”案件（1930年的“农业部门破坏活动案”）、“孟
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局案”（1931年的“资本主义在全国复辟案”）。
所有这些案件全都是千篇一律的。它们的目的就是向全国宣布：到处都有破坏
分子在活动，就是他们不让我们恢复工业生产，不让我们改善生活。而破坏分子就
是过去的资本家、贵族、白匪军官、老专家们。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帝国主义情报机
关派来的间谍，这些人正在准备武装干涉……
研究苏联法学史的美国学者彼得·所罗门认为，经常寻找可以把一切过失都加
在其头上的“替罪羊”这就是斯大林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如此这般，他就可以
推脱自己的责任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维塔利耶维奇·赫列夫纽克认为，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般的
经济纠纷，斯大林立刻就说那是破坏行为，并且要求刺刀见血。什么地方经济工作
受挫，斯大林就说那儿的老专家是“破坏分子、怠工者”，同时指责那里的“右派
分子”包庇破坏分子。
在30年代，生产事故和出产不合格产品都会引起一起刑事案件。控告人怠工和
破坏都带有政治色彩，要是愿意的话，人们可以把一个没做好饭的厨师控告为托洛
茨基分子。
彼得·所罗门在自己所写的《斯大林时代的司法制度》一书中写道：事故和生
产废品的责任一般都推在生产领导者的身上，尽管真正的原因在于加速工业化和要
求不惜代价完成计划。
一切都是从“沙赫京事件”开始的。1928年3月12日《消息报》是这样向全国报
道的：
“在北高加索顿巴斯的沙赫京矿区，‘格帕乌’总局在工人的直接配合下揭发
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它企图瓦解和破坏这个矿区的煤炭生产……
“侦查的结果表明，这个反革命组织已活动了数年，它进行恶意的怠工和暗中
破坏活动，用不合理的建设、不必要的浪费资金、降低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以及直
接破坏矿井及工厂等办法来瓦解和破坏这一地区的煤炭工业。”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是事实，只有少数人例外。1928年10月，著名的冶金工
业专家、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