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8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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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毛泽东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142页）
［解析］
墨子，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乞。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后抛弃儒学，创立新说，形成反映“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学派，与儒对峙，并为先秦的两大显学。现存《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所著，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墨子的哲学思想》，是陈伯达响应毛泽东1938年10月提出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所写的诸子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同《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样，他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发表前的稿子，后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解放》杂志第82期（1939年8月30日）、第102期（1g40年3月31日）、第104期（1940年4月20日）。全文3。6万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范畴，以及墨子关于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该文对墨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从政治上讲，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我们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从哲学理论上讲，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经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对这些观点，毛泽东是表赞同的，毛泽东本人对墨子也一向推崇。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称道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读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作者“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年），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干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4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所以，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页）。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体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未按毛泽东的建议改题，原因不得而知。
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中的具体论述，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了三个不同的观点。
（一）对墨子提出的“实”的解释。名与实，是先秦哲学论争中的两个重要范畴。陈伯达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名实之争“是唯心论与唯物论两条路线之争，是反映两个不同阶级的争斗”。接着肯定了墨子是主张实为第一，名为第二，名是实的反映的。在论及墨子对“实”的解释时，陈伯达在原稿中可能是只强调了“实”（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规定，毛泽东在他的信中则指出，“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根本的质”。在毛泽东看来，质是“实”的标本的也是最稳定的规定，属性则可以是多变的。二者不可分，但有区别。它们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事物的本质与现象、质与量的关系。据此，毛泽东对墨子提出的“实：志气之见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志似指事物之质”，“气似指量及属性”。陈伯达在发表稿里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
（二）对墨子的“大故”与“小故”这两个概念的引申。“故”指事物变化的“所以然”即因果性，这是没有疑义的。陈伯达把“大故”释为“一般的原因”，把“小故”释为“部分的原因”，这在字面上也没什么问题。但毛泽东不满足于此，他进而发挥说：因果性“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这就把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从而对大、小“故”的关系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定的原因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这是因果性中的必然性；但是，一种原因又可以引起多种结果，一种结果也可由多种原因引起，这就是因果性的偶然性。所以，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同时就包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之中，反之亦然。再一层意思是，一果多因中的不同的因，有“大因”与“小因”，即“大故”与“小故”之别。在毛泽东看来，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定事物得以形成变化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基于此。毛泽东同意陈伯达的举例论述：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其一般的原因（历史背景），而武昌新军的首先发难则由部分原因所致。但他更进一步指出，即使没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这一偶然性，“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这就强调了“大故”（必然性）的决定作用。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用了进去。
（三）对儒墨两家的“中庸”观念的关系的解释。在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对儒家的“中庸”观念已有具体的分析，陈伯达在《墨子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家那里“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并分析了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和“两而无偏”的含义。对此，毛泽东的不同观点是：（1）墨家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甚至“两而无偏”还不如“过犹不及”的说法明白恰当。（2）陈伯达认为，“两而无偏”是墨子看到了一个质含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才能得其“正”，才符合事物的质。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解释，认为这是“把墨家说成拆衷论了”。在他看来，一个质（“正”）虽有两个方面，但有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在认识掌握上就必须有所偏，这才能抓住安定的质。而墨子说的“无偏”，是指“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毛泽东在这里是以对立统一规律原理为指导来解释“两而无偏”的，从而反对和防止对“中庸”观作折衷主义的引申，似也为一家之言。
17。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读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需一套’天经地义、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来证明自己的不可动摇。
经学发展的史实，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它有内部斗争（汉宋斗争，今古文斗争，程朱陆王斗争等等），有对外斗争（儒与杨墨斗争，儒道斗争，儒佛斗争等等），斗争方法：（一）迎合统治阶级，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例如三纲三从五行五常之类，尽量发挥；易传里原始辩证法，诗书天听民听，天命靡常，左传揭破鬼神迷信，孟子直陈民贵君轻，凡是带有革命性的全被阉割歪曲、这洋取得统治阶级的尊信。（二）采取对方的长处，来改造自己的短处，例如西汉今文学采取刑名阴阳五行，南学采取老庄。宋学采取佛逍两教。夺对方武器战败对方是经学发展的主要规律。
我们怎样来批判经学呢？第一，经本身是古代中料（六经皆史），汉学系经学把它发展了，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古代史料。（如经书里包含古支传说，大小戴礼记讲古制度，及世系之类。）宋学系经学把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因此宋学系经学堆积巨人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统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占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第二，经学里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还有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懿行”，按其本质是反动的，如果转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为有用。
——摘自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毛泽东1940年9月5日致范文澜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解析］
1940年1月，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持工作，并研究中国经学史。同年6月21日，由毛泽东于1938年9月倡议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两年来的工作成绩，并指出：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我们注意太不够。张闻天在讲话中进一步要求新哲学会今后加强与反唯物辩证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这次年会随后举行了多次学术讲演，其中就有范文澜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也多次去听讲。事后，范文澜把自己的讲演提纲呈交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9月5日写了上面这封信。这个提纲经作者整理后，连续发表于同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第2卷第2、3期上面，标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全文
2。8万余字，分为绪言、汉学系——孔子到唐、宋学系——唐到清、新汉学系——清到“五四”、总结5个部分，较为清楚地梳理了经学的发展脉胳和不同阶段的特征。
所谓经学，简言之是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有“五经”之说，即《诗经》、《尚书》、《议礼》、《周易》、《春秋》，战国时尚有“六经”之说，加一《乐》，或说秦始皇焚书后《乐》亡佚，或说《乐》本不存，包括在《诗经》、《仪礼》之中。“五四”运动以前2000多年里，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薯述以敷赞经义为贵，遂成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且派别繁杂、训解浩繁，是维护和宣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依据，但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说范文澜的这篇文章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头一次”，首先是因为它分别阐述了经学的阶级实质、发展规律，辩证地分析了它的历史价值和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这从前面所摘引的几段即可体会得到，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即有利于反对复古反动的思想斗争。
经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即已式微，但不时也沉渣浮起，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一些人打着民族主义的口号，泛起复古，出现一股思想逆流。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很明确：“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