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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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泽东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0页）
［解析］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39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特阶段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展开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则是这场争论的直接导火线。这个会议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今后木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之后方，尤应特别注意。”会后，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报刊，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论调。其中，叶青表现最为突出。
叶青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1927年被捕叛变，随后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1939年参加国民党，一时在思想政治领域里异常活跃。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他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刊物”，叫《时代思潮》，召集一些人搞起“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的反共高潮，是以叶青的理论为核心的。仅在1939年，叶青就先后发表了《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三民主义的时代性》、《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三民主义的阶段性》、《三民主义的哲学性》、《三民主义的世界性》、《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文章，在此前后，他还出版了《民生主义真解》、《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认识三民主义的先决条件》、《毛泽东批判》等小册子。叶青研究三民主义，其出发点在于反共，对此，后来他说得很明白：“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睦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叶青《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载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文章很多，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歪曲三民主义，用“一次生命论”来概括三民主义的内容，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一是为蒋介石的政治和思想专制作理论阐迷，从而提出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需要的思想，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革命的政党。这两点，在我们前面引用的他的《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一文中的两段话里即明显体现出来了。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的“叫唤为最嚣张”的“国情论”和“统一论”，说的就是叶青的这两个核心观点。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与评价，随着国共两党的关系的变化也有所变化。大革命时期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大革命失败后，曾把三民主义区分为“革命精神”和“反动思想”两个方面。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毛泽东始终注意到，三民主义问题之于国共关系和国家命运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研究和评价三民主义，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在叶青等人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向中共挑战后，毛泽东很注意这一动向以及叶青的一些文章。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的报告中，他不仅点了叶青的观点，而且还引用了日本人松本慎一1939年1月23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中的几段话，指出日本人也在利用三民主义问题搞阴谋，如该文说“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特别谈到怎样看待三民主义的问题，他说：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编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为此，正本清源，批驳叶青之流鼓吹的假三民主义，还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本来内容，阐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便尤其显得重要了。
在毛泽东这个讲话后，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进入高潮。从1939年6月到年底，中共党方面发表的重要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以及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毛泽东在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对新旧三民主义，真假三民主义，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了更具体的阐述。应当说，《新民主主义论》是这场论战中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一方最重要的论著。
45。两个中国之命运（读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
我以为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如果能用客观的态度，拿过去的事实来证明他，由现在世界的变局来分析他，就将来中国的前途来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国惟有三民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国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线，而且惟有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是中华民族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
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样抄袭附会而成的学说和证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
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摘自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介石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
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
——摘自毛泽东1943年10月5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
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8—924页）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大会的面前。
——摘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
命运》（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5—1026页）
［解析］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于1943年3月，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
全书分八章，第一章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谈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讲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一、通过回述中华民族的历史，极力颂扬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以此作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大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少民主，而越出了“法定的界限”，于是赞赏“中国古来建设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二、借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赞美国民党的统治，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书中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改造”与“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的遗产，来“开创”与“充实”亿万子孙立命的基业，于是号召“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三、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提出共产主义是以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从而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非彻底改革”不可。指责共产党拥兵自重，是“武力割据”的“军阀”，暗示和平方式已不能产生效果了，但中国的命运的决定却“不出这二年之中”。
《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完成，一出版便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把它列为各界的必读书，累印至近百万册。这个时候，正好共产国际经过协商，自行解散，一些反共分子又企图借此事件给共产党一击，重庆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这样，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事实上成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危害性，考虑予以回击。该书出版仅一个月，毛泽东在1943年4月22日给何凯丰的信中说：“《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6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谈到《中国之命运》。7月，他又修改审定了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19日、致信秦邦宪、陆定一，指示把陈伯达的文章登在《解放日报》，并在广播上广播两次，还要印出一万五千份小册子。随后，又指示各地党委转登转印陈伯达的文章，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将它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英美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7月21日致董必武电）此外，毛泽东还为《解决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集中驳斥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宣传。
与此同时，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还专门召开理论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研究蒋介石的这本书，在了解它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批判它。1943年3月到10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有关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发表的重要文章除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外，还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
如果说，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比较集中于国共两党在思想体系方面的对立与分歧的话，那么，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则更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分歧，直接指向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