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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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胡适认为，“自修的条件很不容易：（1）参考的书籍杂志，（2）肯尽义务的学者导师，（3）私家或公家的优待介绍，（4）便于自修的居住，（5）要求良好学校的旁听权。此外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谋生的工作每日决不过4小时。如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尽管他们对举办自修大学的意见不同，但毛泽东在拟定章程时，还是采纳了胡适提出的一些具体条件和办法，并列为明确的条文。自修大学的创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发表了评论。
46。颇想研究国语（读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锋》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五·九·五从修业学校寄
——毛译东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信（见《毛译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04页）
［解析］
黎锦熙（1889—1978），号邵西，湖南湘潭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早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历史。1915年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长期任教。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毛泽东与黎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黎锦熙在该校任教。他们常在一起畅谈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黎锦熙到北京后，他们之间仍然不断有书信来往。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在教育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黎锦熙和教育界的许多爱国人士一样，感到学校“教材之不适宜”，“而其中以国文一科为最”。学生只是“咬文嚼字，费尽心力，而终于文理不通，白字连篇”。黎锦熙认为：学生自初小以至中学，“国文一科更为输入“一切常识、精求专科学理之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实行义务教育，不过健全国儿童虚掷四载光阴”。因此，国文一科教科书，必须改革。基子这种思想，黎锦熙撰写了《国语学之研究》上下篇，上篇《原理论》发表在1919年8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六号上，内容包括“发端”、“音韵”、“词类”、“语法”和“结论”等五章。毛译东本来是学教育的。他从一师毕业后就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在教学工作中，他同样感到教材必须改革，他读了这一期《民锋》后，立即给黎锦熙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说：“读之益我不少”。还表示对“国语”颇想研究，他认为，要改革教育，首先“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
毛泽东这些话，并非即兴之论，更非应酬之语。他青年时代确实很注重国语学，并下过一定工夫的。例如，早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里，他说：“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这里说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是指黎锦熙发表的《论教育之根本问题》，该文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1919年9月1日，即复黎锦熙谈其《国语学之研究》那封信的前4天，毛泽东在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后发表于1919车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上）中，列了71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里，就包括“国语教科书编纂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又说：“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
刊载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的《民铎》杂志，创刊于1916年6月，是由一批留日学生所发起成立的“学术研究会”主办的综合性刊物。最初在日本东京出版，从第5期开始改在上海出版。1929年停刊，共出版52期。前期的主要撰稿人有李石岑、易家■等人。刊中间或也有郭沫若、田汉、郑振铎等人关于文学方面的著作出现。毛泽东在仔细读黎锦熙的《国语学之研究》的同时，也读了田汉在同期《民铎》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并同称为“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
47。在岳麓山建设新村（读周作人《日本的新村》）
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kia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至于实行上，现在正是发端，去年十一月，才在日向的儿汤郡石河内买了一块地，建立第一新村，着手耕种。又在东京发行一种月刊《新村》发表意见，记载情形。下面这几节，便从这月刊中抄出，可以晓得大概。
“每日值饭的人五时先起，其余的六时起来，吃过饭，七时到田里去，至（下午）五时止。十一时吃午饭，下午二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迭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五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读书；十时以后息灯；这是日常的生活。雨天，上午十一时以前，各人自由，以后搓绳或编草鞋，及此外屋内可做的工作。每月五日作为休息日，各人自由。又有村里的祭日到那时节，当想方法举行游戏。”（十二月七日武者小路笃实通信，见《新村》第2卷第1号）
——摘自周作人1919年3月15日《日本的新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人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忌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
——摘自毛泽东1919年12月1日《学生之工作》（见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49、455页）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五四”时期，为寻求社会改造的途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大都首先是接受了这些思潮的影响，而后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的。日本的新村运动，在当时对毛泽东影响较大，而较早介绍新村运动的，便是周作人（1885—1967）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上《日本的新村》这篇文章。
当时，出身于日本贵族的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笃实提出一套所谓新村主义的理想。其出发点是不满意现有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行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他创办专门研究新村问题的刊物，并于1919年在日本九州日向地方组织了“第一新村”，从而在日本发起了一个所谓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它被中国的先进表年普遍接受。周作人亲自到日本的“日向新村”，参观考察，回国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作了详细介绍，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福音。”与此同时，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泽东于4月7日赴八道湾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
创造一种新生活，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后期便有的一种“梦想”。1918年夏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便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实验。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他们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己学习，相互讨论社会改造问题，自己挑水挑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并不见得有怎样详密的计划和具体的目标。也就是说，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各自都有更实在的事情要做，很快便四散他走了。
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一文，是1919年3月15日发表的，那时，毛泽东刚离开北京。4月他经上海回到湖南，可能读了《新青年》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他说：“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自当不是偶烈的。这一次，是有充分的准备了。他潜心构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这个“新村”计划“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是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2号上公开发表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仅从这一章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当时受新村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构想远比周作人介绍的日本的新村实验全面、具体。
首先，青年毛泽东建构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点在农村，新生活的创造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他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大弊端，社会改造的一大难处，是本来充满朝所追求新生活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多鸳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的做法，进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把理想寄托于衣村和农民，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共同特点。19世纪以来各种理想主义学说的思想前提，是不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又找不到既能吸收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又能摆脱它必然滋生的种种罪恶的改造途径，于是把受资本社会恶俗浸染较少的农村想象成稍为干净点的乐土，向往农民们过的自然朴实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青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新村社会设在农村，无疑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而且是直接受到日本的新村运动以及李大钊1919年2月20日至23日发表在《晨报》上的《青年与农村》的影响。
生活在“新村”里的新人们，特别是新学校的学生们，是快乐的、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