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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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诅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32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扯佑、马端临、顾亭林、秦慧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33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33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32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阑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其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子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上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相通的。
通过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这封信中，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愚意所谓木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信中提到的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
令青年毛泽东佩服并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收拾洪杨一役”，即指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其时，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不过2万人，战争中也吃了不少败仗。但是，战争的结局，湘军获胜，太平军失败，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一场大战争中显出曾国藩过人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教义，再由他加以中国化而成的“拜上帝教”，这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同时“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曾国藩看准了他的敌人的这一个弱点，就从这里大做文章，《讨粤匪檄》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衣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本条目编写据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和汪甜白《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两书）
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过：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
22。心力与体力合行，无事不成（读谭嗣同《仁学》）
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
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吾无以状之，以为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力。无是力即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能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未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
天下皆善其心力也，治化之盛当至何等地步？
——摘自谭嗣同《仁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含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苦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大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官。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亲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承亦然之。
——摘自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16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638页）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凤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导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
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
——摘自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19、237页）
［解析］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早年好今文经学，曾游历10余省，研求经世致用方案。甲午战后，投身维新变法运动，结识梁启超，自称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1898年应召入京，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被杀。其《仁学》撰成于1897年夏、秋间。共二卷，5万余言。以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墨理论揉合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一套哲学体系。认为物质性的“以太”为万物存在的基础，“以太”不生不灭，不断变易散聚，形成世界万物的变化运动。“以上”的精神表现为“仁”，“仁”的内容为“通”，而“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发展的法则，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从哲学上为变法提供了理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守旧思想。书中对封建纲常名教进行了激烈批判，认为名教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最为黑暗无理。书中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劫运，是由人心造成的，所以可以用“心力”来解劫运，号召人们发挥心力，号召冲破一切桎梏人们的网罗。该书撰成后曾在部分维新派中传阔，1899年其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正式刊行成书。
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仁学》，是受扬昌济的影响。杨昌济特别看重谭嗣同的《仁学》，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他时常给学生讲读《仁学》，一个时候，研读《仁学》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创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青年毛泽东读《仁学》所受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崇“心力”的作用，一是冲决一切不平等的网罗。除前面引述的同张昆弟谈话中，论及《仁学》，并认为“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外，据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23日载：他们又一道讨论，“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的问题，并认为“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还回忆说：这时候，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毛泽东对“心力”发动时不可遏止的境象的描述，也与谭嗣同《仁学》里的描述类似，不过，毛泽东承袭“心力”之说，也有变化。一是把它同古代的圣贤豪杰的志向气概联系在一起；一是融进了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把它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精神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冲动”；一是强调“体力”与“心力”的结合。
所谓“心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人的“主观意志”，毛泽东后来始终强调“意志”在人的实践活动（即《仁学》说的“办事”）中的能动性作用，这与他早年接受“心力”之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
23。人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康有为《大同书》）
康子曰：吾既为人，吾将忍心而逃人，不共其忧患焉？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恩有以救之，昧昧我想，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
——摘自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绪言》“人有不忍之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惹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授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鸽，而不废据乱、升平二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动、立言以局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摘自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旱期文稿》第2版，第88—89页）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太同时代，而渴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摘自毛择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84—185页）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作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摘自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
主专政》（见《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1476页）
［解析］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早年熟诵理学，心学，后留意西学。1888年以布衣上书，形成变法思想。招收弟子，致力维新理论建树。1895年入京会试，领导著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1898年光绪皇帝采纳其主张，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百日维新失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