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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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8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他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1957年4月5日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双百”方针时，说：孙悟空到龙王那里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来。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1961年底，毛泽东又激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使其成为自己的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样的壮观激越的乐观景象。其内在的意蕴在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的成了所谓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不过，从《西游记》的描写来看，孙悟空的反抗性及不受拘束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前七回的描写中。后来，他被如来佛降伏后，为成佛，就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沿途降妖捉怪，前后判若两人。他似乎也是不得已，因为头上有顶紧箍咒。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开玩笑说，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紧箍咒，就剩下一半了。
65。行善即除恶，除恶即行善（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大圣看了，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
那大圣上了山巅看处，只见那南半边，冬冬鼓响，锣鸣，闪上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大圣见那些人布上他的山来，心中大怒。手里捻诀，口内念念有词，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嘑的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将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余人马，一个个尸骸轻粉卧山场人亡马死怎归家大圣按下云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真有此话！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大圣道：“你们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猎户衣服，剥得来家，洗净血迹，穿了遮寒把死倒的马，拖将来，剥了皮，做靴穿，将肉腌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枪刀，与你们操演武艺”
那大圣把旗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子，将旗挂于洞处，逐日招魔聚兽，积草屯粮，于题“和尚”二字。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后种松柟，桃李枣梅，无所不备，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题。
——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
［解析］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语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第27回是著名的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之后，孙悟空被唐僧逐回花果山，接着便生出孙悟空作法打死千余来花果山掠杀众猴的猎人的事情。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快活”之语所作的批语，反映了他的善恶观。
就《西游记》的具体描写来看，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愆”，获得佛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空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唐僧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的“乡愿”思想。《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域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妖魔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且除恶务尽，不相信忍让和一味求善就能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迈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他从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的反叛，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于是为这个“大圣”“欢呼”，把他的实践概括为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这种行善除恶一体论，是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种辩证认识。他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多次说过。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迦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基调。
66。唐僧师徒的“个性”（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7页）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无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在抗大第三期学员会议上的演讲（见牛克伦《熔炉》，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解析］
《西游记》这部小说，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把神性、人性和动物特征结合起来，是很成功的。孙悟空、猪八戒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典型。唐僧师徒4人在取经途中，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以克服重重困难方面，各有不同的方法，各有不同的心理活动，也各有不同的贡献。他们的个性，也由此展现出来。同时，不同个性的差异，导致这个团体的矛盾，经常发生争吵，但最终还是同心同德地向西迈进。毛泽东读《西游记》，很注意这方面的描写，时常立足于现实进行评论和发挥。核心的一点，就是认为这个团体既有共同遵守的“党性”，又有各不相同的“个性”。
除了前面引述的1945年的评论外，1938年4月，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学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着，他笑谈《西游记》的人物，比喻这三句话的重要：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马，他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67。《红楼梦》的老祖宗（读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们看过《全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全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摘自毛泽东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金瓶梅》，长篇白话小说，共100回，成书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兰陵笑笑生作。兰陵今属山东苍山县，书中又多用山东方言，故其作者大约是山东人。对具体撰写人曾有王世贞、李开先等多种推测，但均无确据。《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引子，详细描写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史，充分暴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毛泽东如此看重《金瓶梅》，与该书对生活的反映方式和效果，及其同《红楼梦》的联系有关。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细致”。《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故事和现实普通人的生活内容有明显距离。而《金瓶梅》则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完全是细腻的写实，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作出来。”这种对家庭生活的刻意描摹，确实是此前的中国小说从来没有的。唯其细致，才更真实地广泛地反映了历史生活。写的是宋代，实际是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所以历史学家吴晗能够通过作品展示的具体事件和细节判断出它的成书年代。就其内容而言，小说以西门庆为主角，一方面安排和描写了他那个以金钱财富为轴心，以主从贵贱为秩序的家庭结构，使其成为社会图式的浓缩；另一方面，又通过西门庆的种种社会经济活动，把读者引向时代生活的大千世界。西门庆是坐贾兼行商，开解当铺，又放高利贷，也不放过贿赂官府兴贩盐引和充当官府买办觅钱取利的机会。小说对其致富的过程，资金、商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晚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以及伦理观念。《金瓶梅》通过对人物的衣食住行和两性关系的细腻刻画，极力铺陈了这一新的时代风尚，其特点是去朴尚华，穷奢极欲。总之，《金瓶梅》通过广镜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