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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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非常熟悉。仅据有文字可查的记录来看，1938年、1939年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毛泽东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对革命事业应抱有必胜信念。例如，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清凉山“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的讲演中，毛泽东说：我们是长期抗战，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个道理是古时候一个老头儿发明的，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因此，在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会上，他以“愚公移山”为题发表演讲，并非偶然。
　　1945年，中国的历史面临一次伟大的转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治路线。为了更鲜明生动地解释和理解这一路线，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全文讲述“愚公移山”，以之阐明我党实行民主革命直到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借此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引述这一寓言时，绝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在解释中，发挥了它的积极因素，补充了不足之处，改造了消极成分，特别赋予了全新的革命内容。他把愚公精神从人们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领域推进到社会阶级斗争的范围。毛泽东的论述中，“愚公移山”的象征指称是相当明显的。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九旬老人及其家人挖山不止——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帝及神话传说中夸娥氏两个有巨力的儿子——人民大众。从斗争对象、历史任务到革命者的意志、信念和力量来源，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恰当的对应结构。这是对这则寓言故事的相当成功的理解和引申。
　　毛泽东不信上帝，但他却不时谈论上帝。他特别喜欢把人民大众喻为上帝。即使到晚年，也是这样。如1975年10月8日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就径直说：“人民就是上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个“上帝”，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不胜；只要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我们就会感动这个“上帝”，就会团结这个“上帝”，并依靠“上帝”去搬掉各式各样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
　　1964年3月24日，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说到要多读书时，毛泽东又提到：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3。骚体有民主色彩（读《楚辞》及枚乘《七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译东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的谈话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
　　［解析］
　　《楚辞》，是从战国屈原到西汉刘向，运用楚地文学形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创作的辞赋作品总集。“楚辞”这名词在汉初就有。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还有他本人的作品汇编成集，定名《楚辞》，共16卷。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诸篇皆承袭屈赋形式。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或“骚体”。研究《楚辞》，在东汉以后成为了一门专门学问，注解版本甚多。著名的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等。篇目不断有些增删。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便删掉原本四篇，增入贾谊的《吊屈原》、《鵩鸟赋》等。
　　《楚辞》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的文学作品。湖南是楚国旧地，毛泽东自小承受其充满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在1918年春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毛泽东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在延安的时候，《楚辞》是他常读的作品之一。建国后，有关毛泽东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就更多了。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中南海划船，江青也在。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谈起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暇于屈，即为屈服，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卫士让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坚持不去，随即让卫士把蜡烛点燃，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
　　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到了合肥，毛泽东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
　　张治中回答：“未读过。”
　　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当时，还有曾希圣、罗瑞卿在座。谈到朱熹时，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与会代表。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目中，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初次访华时，从毛泽东手中得到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谈《楚辞》。他在《关于枚乘（七发）》中说得很明确：“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其民主性，表现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其浪漫性表现在对理想的追求，以及那想象奇幻的作品风格。这两点，在屈原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骚体由屈原创发，在他之后，毛泽东还谈到了宋玉、景差、贾谊、枚乘。其中，枚乘的代表作是《七发》。对这篇作品及作者枚乘，毛泽东是很熟悉的，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谈“骚体”的文字，就是读枚乘《七发》的批语。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刘濞企图谋反，他上书劝阻，不被采纳，后投梁孝王门下。吴楚七国反叛，他又上书劝刘濞罢兵。枚乘由此知名。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其入京，死于途中。《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本文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指出种种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其得病之根源，此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然后用七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感兴趣；再说以田猎、观涛，目的是由静而动，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患病的楚太子，诱导他改变淫奢无度的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力于田猎、观涛的铺陈，认为此二事有驱散懒惰，“发蒙解惑”之效。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但根本方法尚不在此，还须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志趣。故末段提出要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最后，太子即已“涣然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认为，安逸享乐的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而须用转移志趣，从思想上来化解，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全文规模宏大，辞汇丰富，描写事物，铺张细腻。《七发》开辟了汉代大赋的道路，但各段均有变化，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么平板，后人沿袭这种形式写作，称为“七体”。
　　为体会枚乘这种“七体”文风，我们不妨引出《七发》中的几段文字。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住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备，谨谢客。”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客曰：“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飞鸟闻之，合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此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芻牛之腴，菜以笋蒲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钟、岱之牡，齿至之车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州，北望汝海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之乎？”太子日：“仆病未能也。”客曰：“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此梭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然而有起色焉。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诚奋厥式，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险险戏戏，崩坏陂池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日：“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从《昭明文选》里读过《七发》。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以同志”，其所感所赠，便是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作品评论。他先是把《七发》印发给与会者阅读，接着又在大会上讲解，然后又印发了《关于枚来（七发）》。看来，很是认真地对待枚乘这篇一般干部很难读懂的大赋，使它发挥切实的“古为今用”的效应。其用意自与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有关。
　　关于枚乘和《七发》，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4。有所领会，心中喜悦（读屈原《离骚》）
　　［原文］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脩姱以羁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