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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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特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4页）
［解析］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临河序》、《禊序》，《禊帖》，是我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书法帖。相传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3月3日，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时名士41人聚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由王羲之作序。序中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者的欢娱之情。法帖相传之本，曾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真迹、后世历代帝王重臣都大力宣传。但也不断有人提出疑议，谈其真伪。因此，《兰亭序帖》的真伪，始终是书法史上的一桩公案。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的真伪》一文，2万余字，写于1965年3月。文章据当时在南京附近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以及《颜刘氏墓志》提出：“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5年，后于颜刘氏之死仅8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再加上其他论据，郭沫若认为，《兰亭序》这一著名书帖并不出自王羲之之手。文章还进而考辨了《兰亭序》这篇文章的真伪，提出：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收入《兰亭序》这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就令人怀疑当时是不是有这篇文章。又据清朝末年广东顺德人李文田的考证，说明王羲之也没有写过《兰亭序》一文，目前传世的《兰亭序》是在王羲之作的《临河序》基础上加以修改、移易、扩大而成。这样，郭沫若的结论便是：世传王关之《兰亭序》的书帖和文章，都是后人伪托的。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的《光明日报》和同年第六期《文物》杂志上面。发表后，反响较大。当时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高二适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写了篇《的真伪驳议》，也举出若干论据和考证，认为郭沫若提出的“《兰亭序》伪托说”是“站不住脚的”。全文1万余字，作者是位老先生，用字造句也是半文半白。
或许是郭沫若的名声太大，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并没有立刻发表出来。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红旗》杂志社总编陈伯达，也都看到了高二适文章的原稿。高二适乃章士钊文友，其文章写成后，曾寄给章士钊看过。经章士钊指点，又加修改，又于7月14日寄给章氏。高二适还寄给章士钊一信，说：“窃吾国书法自东晋迄今，端在正草诸体。帖学如废，后生将如何取法耶（元明人工书，清代无佳翰札，可信帖学不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
7月16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介绍高二适情况，并推荐高的文章，希望能发表。据穆欣《办十年自述》披露，章士钊在信中说：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重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矣，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昔，此于章革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志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
敢冒严威，遂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
感逾身受。耑此藉叩
政绥
章士钊
七月十六日
章士钊把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认真读了的，并概括了高的重要观点。在1965年7月6日致章士钊的信中表示，“争论应该是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一天，又致信郭沫若，劝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同时还把高二适的文章及他答复章士钊的信，一并寄给了郭沫若。
郭沫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同时还找当时的《光明日报》负责人穆欣等前去商谈，建议该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报上组织这场讨论。
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很快发表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面。据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的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中记载：8月12日，郭沫若又写了与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队干部时，又向康生问起郭沫若和高二适的讨论情况。康生当天写信给郭沫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了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郭沫若读这封信后，当天把自己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八月十七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的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临川王是该书作者刘义庆的封号，在清样上，后面有一处出现“王义庆”的字句，毛泽东读至此，在一旁批注：“《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一九六二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毛泽东信中说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就是指这段批注。
8月21日，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展开，持续达六七个月。文物出版社编辑部于1973年，曾将这次讨论中郭沫若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连同与郭沫若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为《兰亭论辩》一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通过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这次争论的梗概及其实，“这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将会有所启发。”
应该说，这场讨论在“文化革命”前夕浓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背景下，保持了较好的学术气氛，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恐怕一般人，包括参加讨论的一些人，都不会想到，这场讨论虽起因于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上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端于高二适的《的真伪驳议》，却成就于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的两封信。这当中，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自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毛泽东阅读和建议发表高二适的《的真伪驳议》一文，和阅读乃至批注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一文的过程中，不仅看出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也说明他在提倡学术争鸣这个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66。地主阶级对农民有让步政策吗（读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原文］
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
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摘自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役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役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穆欣《办十年自述》第256—2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史学界所谓的“让步政策”论，最旱是剪伯赞在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写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翦伯赞的文章，意在对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即：农民战争之后，是怎样使生产力向前发展起来的，他论述的角度，就是统治者的让步。1961年，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说：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他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史纲要》也有相近的论述。对他的观点，史学界有不少人是赞同的。有的甚至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