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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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乃无所不通。
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其心。
善为国者，赏不悟而刑不滥。
孜孜矻矻矻矻，劳也。
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于之所以见杀于齐也。
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
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间而能改之也。
志不可则，求之不如无也。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二）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笔记有：“执笾豆，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骏，大也。其亦微矣哉。其亦不可移易明矣。盖亦不得其理矣。此一说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此无其他。此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已。为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以
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罍洗祭器也。宗彝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庙之尊，宗寻，罍洗”（三）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感二鸟赋》的笔记有：“遭时舌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众嚣嚣而杂处分，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
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化以为忧。李翱。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
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四）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复志赋》的笔记有：“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视韩彭之豹变，谓蛰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纨，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
力者运之而趋乎。李孝标《辨命论》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牛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真婆婆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争名者子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
传》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嫉贪佞之污浊寺，曰吾其既劳而后食。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吠亩兮，焉富贵之能当。”以上所引，都是毛泽东读《韩昌黎全集》记下的文字。多是摘录原文或
原诗中他感兴趣的字句，也摘了不少后代注家对韩文的解释、评论和对某些词句渊源及意义的解释，也有一些是毛泽东读韩文的感想、发挥。有关议论和评论较多的，是读《闵己赋》的笔记，其中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予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毛泽东引用韩愈文章的句子作为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即韩愈《答李翱书》，见《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六——引按）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元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几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泽东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由于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并细心揣摩，加之原就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毛泽东很快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所以，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按：1952年，毛泽东还应原一师历史教员罗元级之请，为袁仲谦写了墓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也可以说很得韩愈笔意。
我们可从1915年8月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所抄录的自己的一段日记里，窥知他的古文造诣及其审美风格，因知者不多，我们全文引出：
“客告于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茸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牧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高室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钝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匏瓜乎？
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言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为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钝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
予以无答，逡巡而退。■然汗出，戚然气沮。”
这无疑是一篇充满想象和哲理的散文。比托恰当，文采斐然。文中以匏瓜和牡丹比托粗野有实和妍艳无果这样两种人格境界，形象生动，跃烈纸上设立客与我的问答、让对方提出问题，层层推进，从而真诚地解剖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耸夫轩眉”的“浮嚣之气”，义理力透纸背。最后“我”“■然汗出，戚然气沮”，自然地暗示了”我”的真实选择。这一文风，明显透露出庄子、孟子、韩愈、苏轼之类擅长雄辩而重气势的散文大家的风格痕迹。这样的文风训练，对毛泽东后来写出议论，煽情和气势上都十今出色的政论文章。是有影响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注重读韩愈的文章。1965年8月10日，他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说：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毛泽东读至此。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的编辑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
在读到《新唐书·姚崇传》叙姚崇向唐玄宗上书论佛教一段：“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大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外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毛泽东又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元和14年，唐宪宗派人将凤翔法门寺内藏释迎文佛指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上《论佛骨表》谏诤。其中有这样一段：“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故毛泽东说其继承了姚崇上唐玄宗书攘佛的观点。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读得精熟，就不会有如此即兴而妥贴的批语。
16。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读牛运震《游五姓湖记》）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游五姓湖记》，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摘自毛泽东1913年10—12月《讲宝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87页）。
［解析］
牛运震（1700—1758），字阶平，一字真谷，号空山。滋阳（今山东兖州县）人。历官甘肃两当、秦安、平番等县知县，曾主讲皋兰、晋阳、河东等书院。有《空山堂文集》留世。其《游五姓湖记》见该文集卷六，据该文所云，五姓湖“汇泳济、临晋、虞乡三具之交”，“输于涑水”，“周环六七十里”，游湖时间在“蒲郡太守周侯既浚五姓湖之三年”，同游者除牛运震自己外。还有周侯、浙东胡稚威、永济令张君、万泉令毕君。“记”中对周侯将“淤且涸者百有余年”的五姓湖重新疏浚，使“鱼虾之产岁千万石，湖之民裙而戈其利者倍禾稼之入”的政绩予以充分肯定，故《讲堂录》沈“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毛泽东接下来的发挥，是把读书与“读”人结合在一起，把游览山川同友天下善士结合在一起。
17。文贵义法，力避气单（读方苞《与翁止园书》、姚鼐《范蠡论》）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与瓮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
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是病在气单。
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
文贵颠倒箕［簸］弄。
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道，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
——摘自毛译东1913年10—12月《讲堂录》。
（见《毛泽东早斯文镐》第2版，第584、587、588页）
［解析］
方苞（1668—1749）和姚鼐（1733—1815），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主要作家。他们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该派继承归有元的“唐宗派”古文传统。方苞提出“义法”的主张，“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一个是主题思恕，一个是形式技巧，包括结构、素材和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桐城派立论和选文的基础。方苞编了一部《古文约选》，在序中提出他推崇的风格标范：“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无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到了姚鼐，进一步把义理、考据、文章合而为一，既反对质木无文的学究文章，又反对拖泥带水的虚浮文章。他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在序中提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姚鼐的创作虽偏于阴柔，但他却向往阳刚的风格：“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桐城派有一支流名阳湖派，以恽敬为代表、其古文理论同桐城派大同小异，可视为桐城派的补充。恽敬的主张和创作，是向往一种既醇粹博雅又有恣肆浑厚气势的文风。乾嘉进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减弱。但近代以来，由于梅曾亮、曾国藩的提倡，桐城古文又扩大影响，形成中兴局面，被视为唐宋古文之后的“正宗”，和学子追踪古文道统的典范。
在“一师”时期，桐城派古文是毛泽东学习的一个重点。《讲堂录》里所记阅读方苞《与瓮止园韦》和姚鼐《范蠡论》的体会，便是一个例子。翁止园，名荃，金陵人，究心三礼，亦能诗文，与方苞友善。方的《与翁止园书》，见《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五。方在这封书信中说：“近闻吾子与亲戚以锥刀生隙，有烦言，布流朋齿，虽告者同辞，仆坚然信其无有。然苏子有言，”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仆位在京师，几时辈有公为吾■■者。青阳徐诒孙曰：‘若九害，彼不知其不善而为之也。吾■有此，则天厌之矣。’仆自与人交，虽素相亲信音，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仆每以自伤，然未敢以忖吾子，于前所闻。即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后所陈，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