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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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读1965年第6期《哲学研究》“工农兵哲学论文持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期《哲学研究》（按：指1965年第6期），我看了三篇文章，看了广东一位木工黄华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讲他发明夯墙机的体会的，看了细纱挡车工解悦写的《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
　　＇解析＇
　　1965年11月25日出版的《哲学研究》第6期，是“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从各地报刊上发表的各行各业基层群众结合工作实践谈哲学问题的文章中，选载了20篇。另有该刊社论《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伟大意义》，说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哲学从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的号召”。
　　这期刊物上的文章，大多是谈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体会，诸如用什么哲学观点解决了工作中的什么难题，这从标题上便可看出来。如：《与庄稼打交道也得运用辩证唯物论》、《驾驶汽车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指导我革新技术的武器》、《炼钢炉前的辩证法》、《指导我学会“管天”》等等。
　　毛泽东读了这期上的3篇文章。一篇是作为头条发表的山西太原纺织厂细纱挡车工解悦的《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概述她在实践中，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把原来的“单手解捻，从右向左平送”的接头法，改造为“对准须条正送向上轻抉”接头法的认识过程。这一创新，把原来的接头质量从60％提高到95％，速度提高到每分钟接19根。一篇是广东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木工黄华亭的《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力量的源泉——创造发明63—101型电动夯墙机的体会》。关锋参加了这期《哲学研究》的编辑工作，写了篇《试论解悦创造“新接头法”的认识过程》，着重从哲学上的分析与综合的角度，来总结解悦的创新在认识论上的意义。毛泽东也读了这篇文章。
　　阅读和重视通俗的哲学读物，并把它推荐给青年和群众阅读，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举两个例子。
　　1936年10月22日写给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毛泽东提出：“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信中提到了两本书。艾思奇当时是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的《大众哲学》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著作，原题为《哲学讲话》，1936年上海读书出版社印行第4版时改名《大众哲学》。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30年代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编委、主编。《街头讲话》是他写的一本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大众读物，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这两本书刚刚出版，毛泽东就读到了，并认为是“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书，特意指示批量买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并给他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史、哲方面的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
　　1960年，毛泽东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同志：
　　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
　　毛泽东
　　冯契（1915—）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的《怎样认识世界》是当时颇为通行的哲学普及读物。
　　哲学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并要为他们所掌握的，它必须“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而哲学，又是探讨最一般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因此又比较不易懂。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的重要任务。抓住思想方法论来学哲学，从社会发展史来学历史唯物论，就一个方面的意义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利于通俗宣传，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接触和掌握。文字表达和体裁形式的通俗化，也非常重要。
　　要哲学书为青年和群众所愿读，所爱读，单是文字表达的通俗易懂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学地、准确地（而不是简单地、庸俗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探讨和分析当前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去解决或有益于指导人们去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晚年思路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提出，哲学工作者只有到实际生活中去，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中，有许多丰富生动的哲学道理。
　　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光明日报》2月1日第5版上讲哲学，从黑旋风打不过浪里白条说起，其中有一句讲农民懂哲学，知识分子是形而上学。你们看了没有？”1959年2月1日《光明日报》“哲学”专栏，发表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同学下放农村普及哲学专页”，共3篇文章，毛泽东提到的是署名曹家铸的《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一文。
　　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还说：“不识字的农民是懂得推理的，也会判断。你们不要把哲学看难了，看得神秘了。哲学是可以学到的。《雷锋日记》，我看过一部分，这个人懂得点哲学。”
　　循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读到1965年第6期《哲学研究》的“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自然是赞成和欢迎的。他读了其中3篇后提出的想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二是必须到工厂、农村去接触实际，才能写出实际的哲学；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
　　也是在1965年12月21日子杭州的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南京大学学报》第9卷第1期上的两篇文章，来说明只要深入实际，就会在理论上有新的发现，否则就不行。他说：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四清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讲史学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劳动人民的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这期学报上还有一篇讲调查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讲到现象和本质，说：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有说过。可见，毛泽东对这篇讲调查研究的文章的观点评价是很好的。在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1965年内部讨论稿所写的批语中，也有“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句话。不知读《南京大学学报》上讲调查研究的这篇文章，和写这个批语的时间，谁先谁后。当然，用矛盾来解释事物的本质的思想，在毛泽东那里，并非是60年代才有的。
　　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现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应该说与毛泽东提倡“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是密切相关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2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人民日报》1966年3月29日发表的社论《提倡来自实践用于实践的活哲学》，以及《哲学研究》1966年第2期以整期篇幅登载的《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都是这次群众学哲学活动的重要总结。怎样评价，应一分为二。一方面，它有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毛病；另一方面，它对广大群众理论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7。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
　　［原文］
　　有必要读一下列宁的指示：
　　“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从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中可以看出，相对主义、唯心主义。诡辩论、不可知论是一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实地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存在、发展的真相，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着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否认这一真理，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而相对主义，恰恰把“相对”神秘化、神圣化，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他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也说成为相对的。
　　——摘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岂非自相矛盾。
　　——摘自毛泽东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99页）
　　＇解析＇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在这里分析批评了隋唐五代时期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它的创始人法藏被唐武则天赐号为“贤首大师”，又称“贤首宗”。华严宗在处理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上，持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理为性，事为相，一切事物都是本体“理”显现出来的幻象、假象。归根到底，各种事物互相包容，圆融无碍，没有差别和对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宗的思想中，有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了绝对与相对的联系，但又夸大了这种联系，以致抹杀它们的差别，陷入相对主义。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分析批评了华严宗的错误，引证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批判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论述。但作者在阐释和发挥列宁思想，分析华严宗的错误时却不十分严谨，不是从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中去说明问题，而是仅仅强调了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和规律的绝对性、客观存在性。这就显得不十分准确。毛泽东认为，应按照列宁的思路，从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中来说明客观辩证法。他认为，“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如果“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同多次引证的列宁的话是有矛盾之处的。实际上，作者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华严宗“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页）的错误，并不是作者不了解唯物辩证法关于绝对与相对的道理，只是在这里的分析不十分准确，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毛泽东的批注则补充了原书的论述。　
28。不必抄斯大林（读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
　　＇原文＇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
　　第二、静止观点和发展观点的对立。
　　第三、否认矛盾的观点和承认矛盾的观点的对立。
　　——摘自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内部讨论稿）第一篇第三章“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