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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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凡事应从现象看出本质，从效果看出动机。——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8页）
［解析］
《哲学选辑》的绪论集中论述了哲学的党性问题，即在历史上存在着流派诸多的哲学学说和体系，但它们最终可以归属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并且这种阵营还反映了社会上一定阶级的政治立场。认为，在哲学上要超出这两个派别是不可能的。俄国哲学家波格达诺夫（即波格丹诺夫，1873—1928）在1904—1906年发表《经验一元论》，宣传马赫主义，企图建立一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之上的“中性”的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即《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批判了波格达诺夫等人的错误，认为在哲学上想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立场的背叛，只能走向唯心主义。书产引用的列宁那段话的新译文是：“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列宁选集》第2卷第347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十分称赞列宁的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被种种现象所迷惑，透过效果看动机，而不被一些人的种种表白所斯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还在列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善于识破种种所谓“最新的发见”的招牌，揭露那些背叛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的倾向的几句话旁边批下“学马克思的精明”一句话。1930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仅仅看到了革命力量弱小的现象而悲观失望的错误，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理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59。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伯因斯坦，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因斯坦不去提高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之不可能。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选入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因斯坦（即伯恩施坦）用“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即改良主义来反对唯物辩证法的错误。伯恩施坦在哲学理论上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上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鼓吹点滴的改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消除，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曾经受到列宁等人的批判。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在这段话旁边批下“自流主义与革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一句话。在《哲学选辑》中又读到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写下了这两句批语。
注重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军事指挥员要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驾取整个战争，夺取胜利；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原理，在详尽分析中日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不但从战略上论证了中国人民必将胜利的前途，而且说明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鼓起全民族和军民的抗战热忱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关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取得革命胜利来说，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他又未能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大跃进的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损失。这又是令人遗憾和应该引以为戒的。
60。大的政治错误都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暴露了曲解马一列主义的两个主要形态，即机械论与少数派的观念论；更指摘了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一切尝试，必定要引起政治的错误。
哲学上的这两个偏向，与离开党的方针的偏向，密切的联系着。哲学上之主要的危险的机械论，同时变成了政治上之主要的危险的右倾派的哲学基础。机械论者的哲学否定了内的矛盾、飞跃、某一发展阶段与另一阶段间之质的差异的辩证法，它与右倾派的见解有很多的照应。右倾派的阶级协调论，豪农和平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说教新经济政策各阶段间的质的差异的抹煞，及其他等，都在机械论当中找出方法论的基础。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312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所选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在哲学世界观上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犯大的错误。他们分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俄国革命中右倾机会主义者们例如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派）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错误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哲学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否认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的作用，否认事物发展的飞跃。
毛泽东对这一观点很重视。他在这段话中有关重要词句下面画了许多杠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研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及经验主义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他在《实践论》中分析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页）
61。不能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抽出革命的内容，从具体的现实分离了的那种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之抽象的命题，根本上是以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说的话为其特征的。完全无视具体的历史的情势，放出与实在的现实无关的抽象口号，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特征。由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实践上就跳过必然的发展阶段（1905年托洛茨基的口号“废止俄皇、劳动者政府”，以及第十四次党大会时代的过渡工业化等等），因而在理论上把马一列主义原理公式化（他们不适合于实在的现实的、机械的、全然从外面的去应用马一列主义的原理）。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2——313页）
［解析］
《哲学选辑》这部分内容批判托洛茨基主义脱离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公式化的错误。托洛茨基在1905年曾提出“不断革命论”。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间断的；认为在无产阶级统治初期，不仅要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些观点，脱离了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如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去主义革命的实际，脱离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否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否认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他的观点不是把马列主义同俄国和时代的实际内在地结合起来，只是从外面去应用马列主义。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主张加速工业化，主张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反对边工业化边集体化或先集体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认为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的原理，是修正主义。这时他又表现了一种脱离实际，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在中国革命中，王明等人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公式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曾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毛泽东“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批语，实际上也是对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的批评。
62。诡辩论就是折衷主义（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列宁这样写着：“这样的论断是诡辩，因为它把老远的过去的历史的时代，代替现在的形势。”一切这些折衷主义，都用马克思的名字掩护了。装作真理曲解事实，被粉饰了的折衷主义——少数派用这个代替具体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少数派与其他类似者为辩护自己的背叛而树立的防卫祖国的有名的口号，在诡辩中使保护祖国的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主义与保护祖国运动并不是不能相容的——第二国际阵营中发出了这种话。不但如此，他们又说保护祖国运动，依照自己的志愿去实行，少数派从整个历史形势的联结，割取个个事实，个个方面，提供了直接拥护资产阶级之“理论的”明辨的断片。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诡辩论即是折衷主义。——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7—318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这段论述，在揭露少数派（孟什维克）利用诡辩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来为自己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辩护时，指出了诡辩论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折衷主义。毛泽东非常同意原作者的这一分析，写下“诡辩论即折衷主义”的重要批语。
原文中列宁那段话的新译文是：’这种议论的诡辩性就在于：他们耍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把戏，把早已过去的历史时代搬到现代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卷，第162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争夺世界霸权，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双方的统治阶级都竭力把战争的罪责推给对方，并打着“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沙文主义。这时，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一边，高喊“保卫祖国”，鼓吹“国内和平”，支持本国政府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巴塞尔大会（1912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们纷纷表示支持德国对俄宣战；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纷纷入阁，以保证战争时期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俄国的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也把沙皇进行战争说成是“自卫的事业”，号召人们投票赞成政府给战争拨款。孟什维克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举出马克思在1854—1876年间曾经同情交战国的例子。孟什维克在这里玩弄的诡辩手法是，割断某一事情同特定的历史条件的联系，把马克思对当时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