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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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中西，是杨昌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传统方面，他所推崇的还有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于近人，则特重曾国藩、谭嗣同。这些对毛泽东都有明显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杨昌济的著述和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也很直接。历史上的思想学派，如宋儒的心性之学和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以及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也常是经由杨昌济的介绍和推崇，引起毛泽东的格外关注的。这种师承关系，我们从毛泽东做的《讲堂录》笔记里可看得非常清楚。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9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2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8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记于这年10—12月之间。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毛泽东当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本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字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钊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间或论及外国人物如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
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西方康德等派哲学，在讲课中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常常用自己的著作和《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作为材料。许多观点，非常直接地反映在《讲堂录》里。
《论语类钞》中说：“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论语类钞》在解释“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一句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矣。”这意思在《讲堂录》里有一点发挥：“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说：“所见大则所志大，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以小则所志小，所志小，则所学、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先儒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可以譬矣。”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先儒”写明了是“程子”，想必是据杨昌济讲裸所说写下的。
《达化斋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予读《管子》不偷取一世之言，而深有感焉。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独一时之天地万物也，千载以上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千载以下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王也。”
这些话反映在《讲堂录》中的是：“《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优是焉。”“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稣（磔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这两个举例见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稣之所以为耶稣，亦以其被碟于十字架故。”）“语曰，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为一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一段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只是接着有下面几点发挥：“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在上者虽有圣君贤相，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
《达化斋日记》中说，“夫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可益？”《讲堂录》对此颇有发挥：“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令）。”后面这两层意思，来自杨昌济的《告学生》一文，“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贡我，一在通令。”“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讲堂录》里还记有杨昌济其他论著中的一些观点。
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说：“霉菌附着于微细尘埃之中，但照常法扫除，则霉菌不过暂时浮游于空气之中，旋即附着地板桌椅之上如故，不能达清洁之目的。故先洗以水洒地，扫去粗大之尘埃，再以湿布净抹桌椅与地板，如此而后可收扫除尘埃之效也。”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杨昌济在《劝学篇》中说：“王君静安（王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这一点在《讲堂录》中是这样记下来的：“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未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惑》一文中说：“教授国文之时，宜注重于解释字义。曾涤生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此成人治经之法，以施于学校之国文教授，尤为适切。字字解释明确，则读书时无误解之患，行文时无误用之患。曾涤生又言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欲求作文之进步，宜熟读各大家之文。”这一点在《讲堂录》中记的是：“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木，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木，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不知道是先生在讲授时将这“八本说齐了呢，还是学生从《曾文正公家书》中查找写全了的。
《讲堂录》所反映的，只是1913年最后两三个月毛泽东读杨昌济的论著和接受其思想观点影响的情况，内容便如此丰富，由此可想见在湖南一师五年的情况了。尽管这方面留下的文字依据不多，但我们还是可摘取一些。
《达化斋日记》里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元，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作事，欲拒斥其不合为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1915年3月17日）杨昌济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毛对后两种则并不盲从老师。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木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在日记中称“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1914年9月25日）在翌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断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学更甚；盖科举权害一部分欲为官吏之士人，日本今日之学校试验，则遍害社会中各种类之人也。其持论谓：青年处于此恶制度之下，当不以试验之分数为意，课之可缺者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