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纪事:1937-1947年-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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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事与当时在中共中央分管妇女工作和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的王明有关。王明在2月初的一个晚上，派人将已经睡觉的一位同志叫起，说王明要她写篇文章，内容是反对取消妇女刊物，理由有三个：第一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是国民党也出版妇女刊物；第三是由于妇女工作需要。第二天早晨这位同志去王明那儿，王明给她一本共产国际决议，叫她当天交卷，以便早日发表。所以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听毛泽东说须要查实时，不得不承认：周俊的文章是我看过的，主要由我负责。这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妇女》登启事说明刊出周俊的文章是错误的，并在妇委及支部中进行批评。为此，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党性问题的文章。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议。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
同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指出：苏日条约订立后蒋之态度如何尚须数日才能看清。
4月14日，毛泽东就苏日条约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苏日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
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于4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毛泽东在《意见》中指出：“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四月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他针对对这个条约签订的各种错误议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二是“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三是“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四是“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毛泽东最后指出：“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第一，任何对抗战的动摇是不许可的。第二，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第三，各种反动的对内政策必须停止。循此以行，外援方有所附丽，抗战才可期胜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至众叛亲离，危亡可立而待。我们共产党深望国民党当局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则非仅国民党之利，民族解放事业实利赖之。”
山西新军总指挥、晋西北边区行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在1941年4月间来到延安医疗休养，续范亭本来就患有肺病，经中山陵剖腹后，身体更加羸弱。晋西北的紧张战斗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他痼疾复发，病情加重。所以，党中央指示晋绥分局，尽快地将续范亭护送到延安医疗。
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续范亭细致入微的关怀和照顾。续范亭先后在延安柳树店国际和平医院和枣园就医和休养，得到医术高明的苏联医生阿洛夫、米洛夫和美籍医生马海德、中国肺病专家何穆、内科专家鲁之俊的精心治疗。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当时医药极端困难，毛泽东等设法为续范亭从外地购买药品。1941年4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告以“续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溃疡，来延医治，略有好转，请购药努食丁（Larostidin）20盒航快寄来为盼”。不到1个月，5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当时在香港的廖承志和在重庆的周恩来，为续范亭购买治肠溃疡的注射剂德国药50盒，并嘱“从速寄来为盼”。7月2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与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毛泽东一直十分挂念续范亭的病情。这一时期，毛泽东自己因劳累和住窑洞患风湿病，右胳膊抬起来比较吃力，但逐渐“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9月22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即将这些办法告诉续范亭。
12月23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告以“我臂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痊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我看你的身体至少再休养一年，以为如何？”
1941年4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照毛泽东的修改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
4月28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信中说：“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干部人手一张。“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
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过多次修改，纲领共二十一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是他起草的，对其他一些条毛泽东也作了重要修改。第七条是：“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第八条是：“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第十条是：“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第十四条是：“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第十二条是：“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陕甘宁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同日，《新中华报》刊登的《边区中央局发布施政纲领》报道中说：“此纲领内容极为重要，不但表示团结抗战之总方针，并包举各方面的正确政策，例如军事政策，优抗政策，廉洁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及外国人政策等”。“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人员称，边区中央局此项施政纲领之发布，适当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激烈变化之时，实具备着伟大的政治意义，不仅陕甘宁边区可以施行，而且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均可以施行，即在全国范围内说来，亦必有甚大之影响云”。
关于最近几个月来同国民党反共高潮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在3月底就开始进行了。
在3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他说：“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使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就是批评自我，这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对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很大，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议。
4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介绍了准备在延安会议上作报告的提纲，内容是关于最近6个月来同国民党反共高潮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会议通过了这个提纲。这个提纲的8点内容，全部包括在5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建国后，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通知说：“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指出：“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同时，“在全国和各根据地，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要刘为章同周恩来谈话，说明日军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要求我们在军事上配合。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
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建国以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用电报发各战略单位。这个总结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我们的方针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时期的两次反共高潮都证明：“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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