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三国当校长-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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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宴撤下之后，皇甫嵩等中老年人十分亲密地围成一个圈子连席而坐，面前只摆上些小酌用的浅盏和下酒的小食，悠闲随意地谈话聊天。如果换成是别家府上，可能像这种非正式有场合，就会将客人请到摆放着八仙桌和八仙椅的新式房间里去。但皇甫嵩刚回来没几天，还没有来得及去追赶上层社会的最新流行趋势。
“……此前立于陛下后方，身着玄服之人，便是那党爱国校长耶？”
闲聊之中，用比较舒服随意的姿势坐在席上的皇甫嵩拿起浅盏，懒懒地遥敬四周之后，一边啜着淡淡的水酒，一边探出了身子，看似不在意地向坐在自己身旁不远处的蔡邕问道。
“便是党校长无疑。”
老实人蔡邕明知道皇甫嵩的疑问句只是为了当作引子，好展开关于党爱国的话题，但还是认认真真地点头回答道。
皇甫嵩就算身在外地，也不可能对洛阳这几个月里发生的事一点都不知道，起码有关党爱国的衣着特征这点还是很清楚的。不过在洛阳的皇甫家族留守人员之中，没有谁和党爱国或者与党爱国密切接触过的人有什么接触，因此他自然要借着这个宴会好好地打听一下其它资讯。
同样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幸运者”之外，在座的各位同样抱着从宴会的交流中获取一些秘辛的想法。他们所知晓的，基本也都是些外围情报。
古今中外的“上层社会”交往之中，都不约而同地将宴会当作了一个情报交流场所，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伯喈公，吾在陈仓时曾遇陛下之信使，其需寻得华雄、贾诩、马腾、马超等被中央大学强制招收入学之学生，并护送至洛阳。当时除马氏父子俱为王国一党，身处叛军之中，其余几人俱在前将军董仲颍麾下。
待吾回返洛阳之际，方知中央大学声势更胜太学，皇子辩及诸家子侄亦前往就学。不知伯喈公可知，党校长所传之‘科学’有甚奇异之处？”
皇甫嵩所问，在座诸位都通过不同渠道有所了解，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才会想尽各种方式来获得一个中央大学的推荐入学名额。不过蔡邕是有名的大学问家，其女昭姬又几乎每天与党爱国寸步不离，所以大家也都想听听蔡邕对此有何高见。
“噫乎！正如义真公所言，‘科学’真奇异哉！”
一听人提到“科学”蔡邕立即两眼放光，拍着自己的大腿感叹了起来。他的脸上充满了高山仰止之情，稍微坐正了身子，拈着斑白胡须沉吟道：
“若说‘科学’之奇异，便如市井传言一般，乃是神仙之术。据党校长所言，其可令人飞于天际，使铁船浮于水上，使幼儿亦能举万斤之物。但细细说来，却又无任何奇异之处，与儒、墨、法诸家学问并无不同。
‘科学’实乃阐述万物运行道理之学问。据小女所述，党校长又将‘科学’细分为诸多‘学科’，有数学、语言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零零总总，名目竟可达百余种。便如浩瀚之海，其广不可测、其深亦不可测！
党校长曾言，世上万事万物俱可为‘科学’之研究对象，每一门‘学科’如要穷极，亦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功之伟业。”
蔡邕所述，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有所了解。尤其是已经入学半个月的王允和刘表，更是不自觉地轻轻跟着点头。这让皇甫嵩颇为讶异，毕竟蔡邕对党校长所传的学问的描述如此之宏大，这根本不是一人、一家、或者一个、数个流派能够创造出来的学问。
不过皇甫嵩想的一点都没有错，这“科学”与诸子百家的不同之处，便是在于它是全人类几千年智慧结晶的总称。即使是其中的单独一门学科，也包含了许多流派千百年来的经验。他们能有机会获取这一伟业的成果——哪怕仅仅是其中残缺不全、微不足道，犹如九牛之一毛的那一丁点部分，也已经是无比幸运的了。
“伯喈公，若如此说来……以‘科学’之庞大，即使一人终生勤学不缀，岂不亦无学成之日？”
“确是如此，吾也曾问及党校长此事，其以‘专业’之法对之。言人未必要成全才，即使专研一业，将科学之下某一学科之某一分类之某一片段研究至极致，亦是可喜之事。众多‘专业人员’互通有无，共同学习……便如砌墙一般，每人只添一砖，合众人之力，方能成‘科学’之伟业。”
蔡邕再次回答了皇甫嵩的疑问，皇甫嵩一边思考着一边点了点头，没有再提问的意思。以孟氏《易》传家的后将军袁隗立即接了上去，很是有些忧虑地向蔡邕问道：“伯喈公所言甚是。但党校长所行之变革，好似多有胡风胡俗在内。如我等割发改衣，不读经典，纵使得习神仙之术，华夏亦非华夏矣！”
“次阳公所言差矣！华夏在我而不在衣服经典风俗礼仪等外物。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国因而强盛。国之强盛，华夏因而存矣。国之衰弱，华夏不存。既不存，又何谈华夏？”
蔡邕微笑着轻轻摇了摇头，然后突然露齿一笑，一贯温和的脸上现出相当严肃的神色：
“吾国传承在人，人在则中国在。胡风胡俗又有何妨？于国于民有利者，便无不可为之！令我华夏长盛不衰者，便无不可为之！能使吾中国迄立于世界之巅者，便无不可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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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文化分歧
世家大族中的诸位“掌舵人”在皇甫嵩府上的讨论，其内容并没有广泛流传出去。起码就算是参加了那场宴会的青年俊彦们，也不太清楚自家老爹们到底都说了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够在那里争执得面红耳赤。
总之在那次宴会之后，一切好像都和往常一样。各家子弟之中，能够获得中央大学推荐名额的都穿着校服乖乖地上学，没有入学资格的，也都通过某种渠道获得了完整的课堂记录，主动或被动地在家自学。
完全与这种学习科学知识的风潮无关的，大概也只有孔融家的子女了。孔融自己不学习科学，也禁止孩子学习科学。而且他和之前一样，继续按照传统的教育方式，督促孩子背诵经典。孔融的孩子们对于学习什么其实没有意见，他们有意见的，只是在中央大学里上课的学生们会经常学习些有趣的东西，而他们只能干坐在家里背书背书再背书。
其实绝大部分在中央大学上学的年轻学生们，回到家后多半还要在老爹的监督下继续学习各种传统经典——因为他们认为那上面的知识同样对孩子有益。只要是有益的，他们才不管是什么，都会让孩子学习。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开明家长们其实都是一致的。
而那些不开明的家长，因为孩子是被党爱国强制招收了，所以更得补上传统教育这部分，以免丢掉所谓的“家族传承”甚至是“华夏文化”。这部分人认为，只要和中国不一样，但又和狄夷一样的知识或习俗，那么就是应该警惕的。
知识还好说，毕竟它的有用性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使用公历，学习拼音，简化文字，使用桌椅，穿上窄袖的衣服，甚至是像党爱国一样把头发剪得像罪犯一样……这些好像都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虽然有的话也许是方便那么一点，但没有的话也只不过是麻烦一点而已。就算麻烦一些又能怎样？没有这些“证明”，那么华夏和狄夷又有什么分别？
现代的各种事物，它们在设计制造时，更多的考虑其实是在“有用性”方面。所谓“文化要素”，只在“艺术性”的某些方面里表现出来。而这一点“文化要素”，到了当地就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和当地的文化相融合、相适应。
所以党爱国根本不担心将也许有些西方文化要素的事物或行事习惯拿过来，中国文化从此就被消灭了。毕竟从古至今，那些自然流传过来的异族文化远比党爱国带来的要多得多，而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因为我们中国人始终站在这里。
那些但凡因为看见了哪怕一点点西方文化，便要激动得好像火烧屁股一样从椅子上跳起来的“爱国人士”们，纯粹是印证了一句十分应景的话：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说白了这种过分敏感，以至于有些神经质的举动，只能说明他们内心的软弱自卑，以至于让他们无法科学、客观地看待中国文化的强大之处了。
不过也是——毕竟在近代史上，东方文化可以说是彻底被西方文化打败了。那么按照成王败寇的思想，输了的就一无是处，好也不好。但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以整个泛东亚文化圈各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真的需要那么被怀疑吗？
西方的强大，可以说是科学的胜利，而不是文化的胜利。而科学代表的是世间的真理，宇宙的客观规律。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只要发展科学最后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那么科学的具体应用本身——即是更加科学的事物，更加科学的风俗，更加科学的文化，有必要仅仅因为期来自西方而抵制吗？
这些先进事物和观念来自西方，在创造时自然会带上西方文化的烙印。但东方文化也自然会在吸取过程中，将这些西方文化磨灭或者“本地化”。如果有一些得以保留的地方，那便说明在具体的吸收过程中，东方文化认为这些地方与自身文化并不冲突，即使留下也无伤大雅。
不过从古至今，有的是人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诋毁“变革”，哪怕他们自己正享受着这种变革带来的好处也是一样。
这也就是他们和党爱国的思维不一样的地方了。按照党爱国的思维，能方便一点，干嘛非得要麻烦一点呢？更有效率难道有什么害处吗？要知道即使只是更有效率一点，各个方面积累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对于党爱国来说，他只考虑更科学、更有效率、更能带来益处的东西，至于其来源是东方还是西方，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包括文化这种无形的产物也是如此，只要用着更方便，只要是能让中国强大起来的东西，那么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到了我们手里的，那么就是我们的东西了嘛。
更何况，党爱国带回来的各种“西方文化”，可以说在三国时期的西方发源地还根本没有出现。对于这些“稀奇古怪”的文化，这些古代中国人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抵触之意。而党爱国就算讲清了厉害，也并没有在全国强制推行任何一种会受到“古代人”强烈抵制的新事物。
比如说推行公历纪元，所有人都对此没有任何异议。毕竟就算不改成公历，皇帝年号也不定期地就换一下，麻烦得紧，何况旧历法的准确度又没有新历法高。至于为什么将189年前定为元年，那只是为了配合党爱国的“观察者”上的时间罢了。
既然实际上用哪一年当作元年都没有区别，那么党爱国直接方便地将手表上的时间读出来告诉他人，岂不是最准确的吗？毕竟这个世界上，能够准确到秒的计时工具，也只有党爱国的“观察者”一个而已，那么他当然就打算以这一时间为准了。而其他人就算有疑问，也不会因此而拒绝使用更方便准确的公历。
而拼音、简体字、白话，一个是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注音方法“反切”，一个是来源于从古代起一点点“自行退化”得来的简化汉字，另一个则是总结出语法，将群众们的口语正规化。
要说和西方有关的部分，也只有拼音符号而已。但这一方面也没有特别必要费尽脑筋另外寻思一番——在数学方面，党爱国还是全盘采用的“阿拉伯数字”和现代标准数学符号呢。不过便是直接使用这些完全是西方使用的东西，又能产生何种“严重”的后果？
至于桌椅板凳、衣着服装，党爱国则是一点也没有主动普及。他只是自己制作了，在自己的地盘上用着方便而已。有机会使用这些东西的人，如果觉得好用自然就会用，不喜欢的不用也没有什么。之所以桌椅能这么快在洛阳贵族中流行起来，这却是因为汉灵帝原本就喜欢这些东西的缘故，和党爱国没有半点关系。
而校服，学生们穿也就穿了，毕竟穿什么样的衣服不是穿？为了袖子口的大小而争执，除了所谓的“文化传统”之外，还有什么具体的价值吗？实际上，除了对简朴得可以说是简陋的设计不满之外，学生们都更喜欢党爱国发下的全套新式衣物。
毕竟这些衣物在功能性上更好，穿着也更加方便。女生们看着短袖和短裙的夏季水手服脸红，也只是因为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