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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世界中世纪经济史-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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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发展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1)帝国的封建化因素 

     当西罗马帝国城乡经济衰落,奴隶制陷入绝境时,拜占庭帝国却继续保 

持经济繁荣,并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 

     从经济上说,封建经济制度无论比奴隶占有制或原始公社制都更为优 

越,这是封建主义在拜占庭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但拜占庭的封建化又 

具有自己的特殊原因。 

     拜占庭从后期罗马帝国那里继承的奴隶制残余的瓦解、隶农制和贵族大 

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都成为促进封建化的重要因素。 

     奴隶占有制的残余在5至6世纪的拜占庭仍然牢固地被保存下来,各地 

都有奴隶贸易。从黑海沿岸、小亚细亚和埃及运来的奴隶被使用于手工业、 

农业生产中,同时也有大量奴隶充当家仆。但奴隶制度已不在经济生活中占 

支配地位,并且,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有困难,技术发展受到阻碍和奴隶的反 

抗等原因,奴隶占有制在经济上最终走向破产。贵族自己就把奴隶转为农奴 

身份。帝国也废除了从前禁止释放奴隶的旧法令,规定奴隶入主3年后,主 

人就得取消对他的权力,奴隶也不得出卖儿女抵偿自己的罪过;杀死别人的 

奴隶和杀死低级自由人同罪。奴隶制残余的瓦解和奴隶身份的变化,为封建 

化作好了准备。 

     除了奴隶占有制以外,罗马帝国后期出现的隶农制在拜占庭已十分普 

遍,它是帝国农业的基础。5世纪时,隶农已构成拜占庭农业居民中的主要 

阶级。与奴隶制相比,隶农制是较灵活和较进步的剥削农民的方式,它为拜 

占庭农村的普遍封建化准备了基础。此外,从拜占庭开始独立存在的时候起, 

大土地所有制就在拜占庭创造了有利于封建主义发展的前提,因为拜占庭贵 

族一直掌握了以封建方式剥削农民所必需的土地。 

     由此可见,拜占庭在社会经济关系上所继承的罗马遗产,在新的社会条 

件下转化为有利于封建主义发展的条件,成为封建化的重要因素。 

     沉重的租税压榨是拜占庭封建化的又一个特殊因素。虽然租税压榨本身 

不能造成封建主义,但它使得农民破产,从而便于把他们变为农奴。拜占庭 

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财政制度,而且还改进了它的租税压榨。在中世纪世 

界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像拜占庭那样拥有那么多的官吏和庞大的陆军 

与海军。为了维持这个开支浩大的官僚机构,支付庞大的陆、海军军费开支, 

保证皇帝贵族们奢侈豪华的生活享受,应付经常发生的宫廷政变,帝国的纳 

税居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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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国家收入基础的赋税是土地税、“金银税”(这是加在商品上的苛 

  税,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曾被取消,后由查士丁尼重新恢复征收)、人头税、 

  房屋税、商业团体税、海关和港口税以及市场捐。除此以外,政府还征收旧 

  罗马的“义务服役”以及挪用以供应首都粮食并配备与维持军队的各种捐税。 

  这些税款的征收,大多出自富裕市民阶层和大商业团体。但是,因为这个阶 

  层的很多人早在5世纪时就“……抛弃自己的家室,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 

  把自己变卖为奴隶,其目的只是想摆脱那种仅仅为无情敲榨勒索的借口的财 

      ① 

  产”,他们的责任也就成为空谈。收入最丰厚的税是土地税,但是由于大土 

  地主的势力,土地税和责任大多落在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了。 

       6世纪时,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27—565年)以重建罗马帝国为目标的 

  战争、同波斯人的斗争、大规模的建设等等更加重了租税压榨,引起拜占庭 

  东部各省的经济破产。因为税款的征集很困难,所以535年和556年的特别 

  法令责成各省执政者负责征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的总督在各省胡作 

  非为,横征暴敛,赋税的负担由于敲诈勒索和官吏的贪污腐败而更加沉重。 

  例如,皇帝的总督之一、卡帕多利亚地区的约翰曾用酷刑敲诈勒索,迫使人 

  民纳税,同时他们卖官鬻爵,做小麦投机勾当,甚至尅扣军饷,以求获得更 

  大的收入。亚美尼亚的约翰·兹波斯曾实施商业垄断,他以低价购进一切商 

  品,再以高价强制居民买回它们。在其他行省,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广大 

  人民在赋税负担和压迫之下呻吟着。在君士坦丁堡,由于商业税非常沉重, 

  以致有些船主宁愿把自己的船只烧掉,以逃脱皇帝的收税人的敲榨。农民为 

  逃避重税,也开始逃离乡村。为此,查士丁尼实行了所谓“联保地税”,依 

  此规定,同一“保”内的农民,若一人弃田而走或无力纳税,他人有义务为 

  之纳税。 

       查士丁尼时代所建造的大厦 (其中圣索菲亚大教堂迄今还是令人惊叹的 

  建筑)、石子路、港口工程、灯塔、防止水灾的堤坝、达达尔尼海峡和亚历 

  山大港口的设防仓库和小麦栈房、为招待到耶路撒冷去的过路香客而设的半 

  旅馆半医院性质的“公家招待所”,这一切建筑,就事情的本身而言,对发 

  展商业等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消耗了巨额资金和千百万人的强制劳动,所 

  以,就所付的高昂代价来说,则是得不偿失的。 

       查士丁尼死后,租税继续增加。例如列奥三世 (公元717—741年)在 

  739年把土地税增加了1/12,其借口是重修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城墙修复后, 

  政府照旧严格征收这笔附加税。9世纪时,不仅保留了以前的赋税制度,尼 

  斯福鲁斯一世(公元802—811年)甚至用倒填日期的办法向那些被他的前任 

  女皇伊琳娜(公元797—802年)豁免租税的人征税。印花税也开征了,从此 

  租税名目中又多了一项。虽然政府大量征收商业收入 (关税、间接税、作坊 

  和专营事业的进款),但向农民征收的税(土地税、灶税、人头税、牧场税、 

  养畜税、养蜂税等等)始终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繁重的赋税使尼斯福鲁 

  斯极不得人心,常常有人企图暗杀他。 

       由此可见,拜占庭帝国繁重的赋税制度促使人民、首先是农民破产,从 

  而加速了他们的农奴化,为封建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波斯、阿拉伯、匈奴等邻族人民的不断侵袭也加速了拜占庭的封建化, 

  这些入侵者当中包括了不断严重破坏帝国疆土的游牧民族。每一次入侵都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第685 页。 


… Page 62…

灭了农民多年的劳动果实,促使农民完全变为农奴。 

     早在5世纪时,波斯同拜占庭大体上维持了和平关系,只在421—422 

年发生过边境冲突。但到了6世纪,正如532年的和约所表明的那样,拜占 

庭不得不向波斯人纳贡,以避免波斯人的危险的入侵。但11000镑黄金不能 

一直奏效,波斯王科斯罗埃斯大帝(公元531—579年)和查士丁尼一样有征 

服世界的野心,在540年的哥特战争中,他率领波斯人大肆蹂躏叙利亚、占 

领安条克、渡过上幼发拉底河,迫进亚美尼亚。7世纪时,波斯人再次占领 

拜占庭东部各行省,夺走了安条克、大马士革,最后又侵占了埃及。直到627 

年,皇帝希拉克略 (公元610—641年)才使拜占庭收回所丧失的土地。 

     不久,阿拉伯人取代了波斯人。早在635年,阿拉伯人就已夺取了大马 

士革,接着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而到642年,又占据了 

埃及。随后阿拉伯人又出现于现代突尼斯境内;他们进攻塞浦路斯,曾占领 

罗得斯岛和小亚细亚的某些地区。8世纪初年,阿拉伯人再度穿过了小亚细 

亚全境,717年再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西西里岛在827年被阿拉伯人 

占领,塞浦路斯也重新被他们占领。尽管拜占庭在10世纪时又重新夺回了许 

多领土,但由于阿拉伯人的不断入侵,使拜占庭主要成了一个希腊人的国家, 

它的国际贸易也遭到严重的打击。通往东方的商路,甚至有很大程度上通往 

西方的商路也都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所以拜占庭的经济必然趋向自然经济。 

由此可见,阿拉伯人的侵略促使拜占庭农民破产,加强了拜占庭经济向自然 

经济的趋势发展,从而也加速了拜占庭乡村的封建化。 

     拜占庭还经常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匈奴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等等 

部落的侵袭。同保加利亚人 (也称保加尔人)的多次战争使拜占庭受到严重 

的破坏,尤其是913年保加利亚人逼近君士坦丁堡,占领亚得里雅堡。拜占 

庭费了很大力量才在971年击溃保加利亚,在1018年彻底摧毁了保加利亚。 

战争带来的巴尔干半岛各省的荒废,大大加速了拜占庭农民的农奴化,因为 

它使乡村破产,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常运行。 

     这些来自东方和北方的入侵增加了军事贵族的作用。7世纪时代表封建 

化贵族利益的希拉克略王朝为保证有足够的精兵戌边,把帝国划分为11个军 

管区,以没收叛乱贵族的土地分封给部下的将士。军管区长官(督军)在军 

管区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不仅控制土地税收,且在国家需要时率本区农 

兵前去征战。这种制度称为军管区制(或称吉莫制),自由农民被编入军队, 

并分得世袭份地,成为屯田的农兵。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 (公元741— 

775年)统治时,拜占庭进一步确立了军管区制度、士兵的财产制度,服军 

役成为世袭,并在巴尔干授蛮族以土地。以上措施,尤其是军管区制度的确 

立,一方面保证了国家军队士兵的来源,加强了军事力量,因此能够屡次扛 

退北部边境的敌人和南部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另一方面由于对军 

队上层的大规模分封,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军事封建贵族阶层,他们和旧 

贵族结合,共同构成新兴封建主阶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由破产农民、隶 

农和残存的奴隶耕种,形成拜占庭早期的封建关系。拜占庭的农业和商业也 

因此开始恢复发展,农业技术比同时期的西欧远为先进。 

     僧侣在拜占庭封建主义的发展中也起过特别积极的作用;人数众多的僧 

侣吃尽了人民劳动的果实,把寺院变成了农奴制度的堡垒、封建型大土地所 

有制的基础。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拜占庭的僧侣人数特别众多,他们不仅威胁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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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自由,而且也威胁了拜占庭国家的生存。在查士丁尼一世时代,君士坦 

丁堡的男僧院就有62所以上(女尼院不包括在内)。拜占庭东部的巴勒斯坦、 

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各省的寺院数目也相当多。7世纪时帝国土地几乎 

有1/3落入教会和寺院手中。由于阿拉伯人入侵,大批僧侣逃往西方聚集在 

缩小了版图的拜占庭境内,使得寺院数目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多起来。 

加之当时政局紊乱,促使更多的人逃往寺院寻求庇护。寺院也运用一切办法 

扩大自己的领地,使得教会大地产成为农耕的大中心,领地内有管理员、稽 

查员、收税员、财务员、管家、教会执事等人员;有筑有墙垣、设置防御的 

中央建筑物、医院、客栈、地窖及手工业作坊,四周住的是大群隶农。到8 

世纪初年,数目众多的僧侣已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发展,因为有过多的可能 

服兵役和纳税的人躲避在寺院内。帝国丧失了服兵役和纳税的臣民,得到的 

是“圣徒”。但是在同阿拉伯人作战时,它所需要的并不是虔诚的僧侣,而 

是英勇善战的士兵。寺院的土地和收入,正是帝国为弥补军费所必需的物质 

财富的来源。 

     8世纪20年代初,在拜占庭开始了破坏圣像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整整 

100年,它被伊苏里亚王朝(公元717—802年)的皇帝们利用来消灭寺院的 

大土地所有制,以加强皇帝的作用。他们竭力反对教会扩大地产,禁止个人 

把财物转送给教会,并试图通过把僧侣的一部分地产还俗,以及用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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