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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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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前语言的镜象自我,可能在语言阶段被毁坏;然而,它却不致被完

  全消灭,而会作为一种不断循环的个体原型,给予人的一生以不可磨灭的影

  响。镜象阶段,宛如人生戏剧的“想象态”开场,但开场即是一种规范,一

  种后来必定重复、必须遵循的规范。

  前语言阶段的意义如此,那么,语言阶段的作用何在呢?拉康在主体“三

  角结构”的框架中深入考察了这个问题。“三角结构”由“想象界”(the Imaginary)、“象征界”(the Symbolic)

  和“现实界”(the Real)构成。这大致对应于弗洛依德的自我、超我和本

  我三分。

  想象界是在镜象阶段开始形成的自我的自恋性意象。它是自我的前语言

  的、幻想或想象的世界。它是在主体的个体历史 (包括家史、童年经历和家

  教等)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是文化 (语言系统)的产物,但又具强烈的个体

  理想色彩。这时的自我尚是脆弱的、未成形的,要求语言结构来赋予秩序,于是进入象征界。

  象征界即语言秩序的世界,代表主体的符号性规范。它既存在于主体之

  先,因为主体还未出生就已处于象征性秩序的支配之下,同时又存在于主体

  的想象界之后,为想象、幻想或审美提供必需的语言规范。象征界与抽象化

  的父亲相连。抽象化的父亲即父之名(the name of father),在个体一生

  中、在整个文化中起着重大作用。父之名既可由生父担任,更常常由生父的

  代理人如继父、叔伯、上司、国王、巫师或教师等充任。它代表神秘的象征

  性 (符号性)权力,既是个体成长之规范,又可能成为个体成长之阻碍。

  不过,不是象征界而是现实界,才是个体之成为主体的最终支配性力量。

  现实界,这类似于弗洛依德的“本我”,是处在知的彼岸,在意识范围内几

  乎无法觉察的东西。它位于想象与象征界之外,是主体无法自控却反而控制

  主体之“权力”,但又确实“在场”,永远在那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

  想象界与象征界不过是它的预动而已。可以说,现实界正是“他者”的来源,它以“他者”的形式控制主体。现实界的特殊作用在于,不断产生“欲望的

  客体”,施放“他者”迷雾,使个体处在寻求满足又难以满足的状态,从而

  形成“焦虑”。

  审美显然总是与想象的或幻想的东西相连的,因而在这“三角结构”中,审美首先属于想象界,即同自恋性镜象联系在一起。但在拉康那里,审美更

  主要地属于象征界,与语言规范紧紧相连。因为,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趣转 引自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第149 页。

  味等更主要地是文化即象征秩序的产物,离开象征秩序根本无从谈论审美。

  这样,审美的东西总具有语言结构,可以由语言学途径去探索。当然,对拉

  康而言,现实界通过“他者”才是审美之真正支配者。“他者”不断提供欲

  望的客体,如优美、崇高和悲剧等。所以,审美不过是现实界这“他者的话

  语”。美学的任务就应当是从语言途径去探索审美与无意识欲望、现实界或

  他者的关系。但是,关键在于理解“他者”的含义。“他者”的含义取决于“现实界”的含义,这又是拉康本人所无法圆满给出而只能予以神秘化的。

  杰

  杰姆逊的看法颇有意味:现实界“就是历史本身”。现实界不属于语言概念,而就是代表“绝对拒斥象征化”历史本身。如果这一看法成立,那么“他者”

  就不应再具有神秘性,而就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对立特征在主体

  结构中的话语折射形态。审美作为“他者的话语”,也就正是历史演进的象

  征性形式。

  由此可见,拉康的研究也许本身是不具有历史意味的,但只要我们从历

  史视界去予以重新审视,却可以从中窥见那暂时被遮蔽的历史。这是因为,拉康的本文本身已包含着某种颠覆“语言乌托邦”而返回历史的可能性。这

  一点在他1955年爱伦·坡的小说《失窃的信》的著名分析中集中体现出来。

  从这一实例中,我们可以具体见出无意识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三角结构模型与文学研究

  语言的权力何在?它如何既能建构又能颠覆主体?拉康把主体“三角结

  构”模型嵌入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 《失窃的信》中,作出了回答,也为

  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模型。

  《失窃的信》的故事并不复杂,颇有侦探小说意味。王后收到一封机密

  信,正在细看,冷不防国王进来,情急中只好把这启封的信摆在桌面上,以

  为这反而不会让国王疑心。就在这紧要关头,大臣又进来了。他一眼认出了

  写信人的笔迹并看透了王后的隐秘,就在王后眼皮底下用调包计把信“窃”

  走。因国王在场,王后敢怒不敢言,被迫装作若无其事。事后,王后命令警

  长找回失窃的信。警长能力低下,把大臣的住宅里外搜遍却一无所获,只得

  求助于业余侦探杜宾。杜宾智力过人,似乎毫不费力便找回信,捞取一大笔

  酬金。他后来告诉警长,根据推理,那位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的大臣喜欢别

  出心裁,因而会象王后那样把信放在显眼位置,以此作障眼法。于是,杜宾

  便设法在壁炉架上挂着的文件袋里“换”回了那封要命的信。

  拉康把这篇小说带入他的“三角结构”模型,从而在小说中发现同一“三

  角关系”的“自动重复”结构。小说有两个场面:第一场面是“主要场面”,第二场面是它的重复形式。

  主要场面发生在王后卧室,出场人物有王后、国王和大臣三人(如图)。

  国王对王后收到信之事视而不见,具有唯实者的低能(现实界);王后因此有秘

  密可藏的错觉,这属想象界的自恋性错觉;大臣则看清两人的弱点,拿走信,这显示出象征界的眼力。第二场发生在大臣寓所,出场者为警长、大臣和杜

  宾(如图)。警长处在1号位入替前一场的国王,他也一无所见;大臣取代

  王后占据2号位,犯了与王后同样的错误:自以为秘密可保;杜宾取代大臣杰 姆逊: 《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理论的意识形态》,卷1,伦敦,1988 年版,第104 页。

  进入了3号位,他象上一场大臣那样看到了本应收藏的信放在显眼处,于是

  也用调包计取走了原信。

  在拉康看来,关键是把内容不明的“信”看作一种无意识隐喻,即它是

  无意识愿望的一个能指,这个能指表明:一种规范性语言 (a formal

  language)决定主体。“信”是王后本人的“象征”,“她把自己的存在寄

  于其中,这个象征是违法的”。正是在此拉康发现了语言的权力对主体的绝

  对支配性能:“恰恰是那封信和它的转手制约着这些主体的角色和出场方式。

  如果它 ‘被搁置’,他们就会遭受失信的痛苦。他们将从这封信的阴影下走

  过,变成信的折光”。例如,这封失窃的信仿佛享有主宰人吉凶祸福的神奇

  权力,因为它“暗含着凶兆”,可以令王后或大臣受到惩罚。所以对拉康来

  讲,重要的不是关心罪行和过失,而是“由那封信构成的对立和诽谤的象征”,拉

  即信这种语言规范对主体的支配性功能。信为主体设定角色位置,令主体无

  条件置于语言规范的重复性控制之下,正如杰姆逊所评论的,这种自动重复

  结构“把一种结构化权力施加于在某个时间里占据这些位置的主体身上。因

  杰

  而能指链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这种叙事的所指“恰恰是语言本身”。

  这表明,拉康的叙事分析实为语言的权力的寓言性阐释:语言结构既可以建

  构主体,也可以颠覆主体,恰如中国古语所谓水能载舟也可覆舟一样。实际

  上,语言对主体的建构正象王后和大臣对自己的自恋性错觉一样,都是一种

  幻觉。因而拉康所力图证明的是,语言对主体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颠覆性权力。

  原来,拉康所竭力探寻的无意识的语言性乃至主体的语言性,与其说是

  引向语言对主体的建构,不如说是引向语言对主体的颠覆。这表明,拉康的“语言乌托邦”其实是“否定性乌托邦”,即语言的卓越功能不在于它肯定

  或建构主体,而相反在于它否定或解构主体。这无疑是一个语言悖论。这个

  悖论的存在是确实的,但不是绝对不变的;同时,这个悖论的根源无法由拉

  康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揭示出来。拉康的理论“贡献”正在于他使人看

  到了这个悖论,并且也看到了他本人的局限处。

  应当看到,拉康关于《失窃的信》的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

  应用价值。首先,“三角结构”及其重要模型,可以变通地应用于某些合适

  的本文的分析,从而有助于追究语言结构对主体的支配性权力,并顺此使历

  史阐释置入其中。在我们看来,语言的权力根本上是历史的权力的显示。其

  次,拉康对本文的不同凡响的拆解,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新的本文胜景,这使

  得作者和一般读者都成为把头埋到书里的鸵鸟。也就是说,拉康违反常规地“读”出的本文意义,看起来是全新的,但实际上又是本文完全显露出来的。

  本文既显露又隐藏一些东西,从而为不同读者的自由阅读和自由发现提供了

  伊

  可能性。因此,伊丽莎白·赖特相信,拉康的上述模型可以用作“阅读过程拉 康: 《〈失窃的信〉的讨论》,《当代电影》,1990 年第2 期,第43-60 页。杰 姆逊: 《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理论的意识形态》,第62 页。伊 丽莎白·赖特:《心理分析学批评:实践理论》,据《精神分析》,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第331页。

  伊

  的模式”。再次,围绕拉康分析而展开的德里达、约翰森等的讨论,可以帮

  助人们了解本文研究中的其他复杂情形。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 1975

  年写 《真理的供应商》批评拉康把能指理想化,犯有“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弊端,即处处把能指与生殖器形象、与欲望联系起来。

  这在我们看来,拉康的偏颇正在于,他把“语言乌托邦”片面化为“能指乌

  托邦”,而且这种“能指乌托邦”又是与性象征密切关涉的。两年后,约翰

  森 (Barbara John-son)在题为《参照框架:坡、拉康和德里达》 (1977)

  的论文中,则向德里达挑战。她认为德里达重犯拉康的错误:同拉康把能指

  理想化一样,德里达强调能指的“延异”和“播散”等,也是把能指理想化

  参

  了。这等于说,如果拉康的“能指乌托邦”是“菲勒斯—能指乌托邦”的话,那么,德里达也有他的“能指乌托邦”,不过是能措游戏的或播散性能指的

  乌托邦。这表明,后结构主义的本文研究容易陷入使能指过分理想化的能指

  乌托邦险境。

  心理分析诗学的症候

  无论是弗洛依德还是拉康,心理分析诗学都体现了同一条思路:从无意

  识语言学角度探寻叙事、象征、寓言、化装和重复等语言规范对主体、审美

  的功能,或者说,语言的权力对主体、审美的影响。弗洛依德最初与后来的

  拉康相近,认为无意识具有语言性,但后期却转而强调无意识先于语言,这

  等于亲自舍弃以前的语言论视界。拉康虽然致力于返回前期弗洛依德语言论

  思路,并且更坚决地突出语言的重要性,确乎可以说建构起心理分析学的“语

  言乌托邦”了;但是,这一“乌托邦”之所以是“乌托邦”,就在于它本身

  不是要证明语言对主体的正面建构力量,而是相反要表明语言对主体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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