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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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征召了一批保姆。
邵这时已有70多岁，身体又不好。当皇帝于1939年3月巡幸他以前的
封地时，邵病重以致不能陪伴他，不出一月便去世。受邵保护的陶仲文 （约
1481—1560年）接替了他。
陶的经历开始时是一个小官。他在30年代后期到北京以前，曾经在辽东
管理仓库。他年轻时在江西见到邵元节，当他因官员们考绩而到北京呈报时，
找到了邵。邵这时生病，他告诉皇帝，这个门徒能够除掉在宫廷院落中看到
过的“黑眚”妖魔。表面看来，陶成功了。在皇帝1539年巡幸湖广期间，陶
准确地预告了一次在大火中暗杀皇帝的企图。这给了皇帝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很快把陶当作心腹，让他负责所有道教事务。
陶仲文擅长配制春药和扶乩。在他的引导下，皇帝开始相当详尽地探索
道教的这些方面。春药一般由铅丹 （四氧化铅）和砒霜（天然存在的三氧化
砷）组成，配以其他物质，做成丸子或小颗粒。这些“不死药”据说使人感
到轻快、强壮，增强一切欲望，并导致强烈的性冲动。1540年9月，皇帝告
知朝廷，他想隐退几年以求长生。当一个朝廷官员断言这是无稽之谈而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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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时，他被逮捕并杖死。
皇帝应当注意到这个警告。相反，他却变得嗜爱这类兴奋剂，并在整个
帝国内搜寻。他使自己在20多年中渐渐中毒致死。小剂量铅和砷的中毒作用
是慢慢表现出来的。长生不老药的中毒症状包括皮肤和胃的疾病、无缘无故
地发怒、痴呆，所有这些皇帝在他接近60岁时都表现了出来。
到了1540年，他坚定地信奉道教，连受了骗子们的骗也不能动摇他的信
仰。他曾决定隐居，部分原因是一个自称能够将不值钱的物质变成银子的方
士向他保证，要是他隐居并用这种银子的器皿进食，他将变成一个不死的人。
1543年，这个方士被揭露，是一个骗子，并被处决。陶仲文由于最先推荐他，
担心自己也将被牵连进欺骗行为。当他提出辩解时，皇帝只是说：烧炼术行
之已久，但只有真正的行家才能精通。他最初也受了骗。
到1545年，他已开始依靠扶乩决定国家事务。扶乩所用的工具是悬挂在
沙盘上的一个T字形物件。从T字的长臂吊下一个锥子，两个降神者扶着短
臂的两个末端。锥子在沙上写下对祈祷和请求的事情的答复；祈祷和请求的
事用金色墨汁精心地写在暗青色的纸上，向某个道教的神致意，然后焚化，
假定烟将把信息飘送给这位神。既然陶仲文指导扶乩仪式，控制了降神者，
并解释这些答案，他就能够影响有关政策的决定和人事安排。1548年2月，
皇帝在这样一次扶乩之后，突然改变了关于鄂尔多斯军事行动的主意。严嵩
明白这种决策的办法以前给了他什么样的好处，他乐意参加道教仪式，尽力
讨好陶仲文。
陶在50年代继续向皇帝提供获致长生和不死的新方法，皇帝的反应是热
诚的。道教徒的想法是，为这样一种转化而自我修炼能够达到肉体的永生不
朽。这种修炼需要提炼内、外丹。外丹包括植物和矿物的合成物，笼统地称
为“不死药”。提炼内丹靠增强“阳”，也就是生命要素。这种观念认为，
这可以靠和14岁以后第一次来月经的处女交媾而达到目的，据说这时“阴”
（隐秘的力量）中的“阳”（生命力）最旺盛，这时交媾它可以被吸收。
陶仲文建议皇帝为此目的而征集年轻的姑娘。1552年他为宫廷机构选了
800个8至14岁的女孩，1551年他又选了180个，都在10岁以下，用来提
炼内丹。尽管这种作法受到一些官员的批评，但事实上，在较小的规模上，
在富有而有文化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南方，这种作法是并不少见的。
1556年，皇帝要求礼部查明现在何处生长古代所用的神奇植物“灵芝”，
以及如何加以炮制，因为道教典籍中提到这类能够延年并使人变成神仙的植
物。尚书回复说，他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类植物，也不知道何处可以找到。他
仅仅呈上从有关神奇植物的古典著作中选摘的引文。皇帝不满意，命令所有
地方官员在偏远和多山地区寻找这类植物，和在百姓中打听这类植物。这类
植物显然是存在的。1558年礼部呈献了从整个帝国收集来的1860株新鲜样
品，此后又数以百计地呈献。这类植物准确地包括哪些品种并不清楚，但皇
帝的确服用了，并继续寻找。它们的炮制被当作特殊的恩宠只托付给大学士
们。
在陶仲文于1560年11月去世之后，皇帝开始寻找接替的人，但他没有
找到任何合意的其他道教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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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掌权
皇帝在1539年6月第一次免除夏言的职务之前不久，开始批评夏怠慢不
恭，指出他原来是从低级职位被举荐提升的，他是随皇帝之意而取得高级地
位的。为了表明这一点，夏立即被解职。尽管他很快又受到恩宠，他还是一
再因为在执行他的职务中不够灵活而受到批评。
严嵩利用夏言和武定侯郭勋之间的长期敌视而获得他在内阁中的最初的
职位。1541年8月，郭勋拒绝接受皇帝的一道诏令。他的傲慢激怒了皇帝，
皇帝从这时起便有意缩小他的权力。郭以前曾因非法行为和贪赃而被弹劾，
但皇帝总是原谅他。这次他却不这样。10月郭被弹劾并被捕。因为郭在皇帝
统治的最初几年里是皇帝极少几个助手之一，他不肯下令把他处死。郭在他
1542年11月去世之前一直留在牢里。夏言在病床上指挥了这次弹劾行动。
尽管夏言在30年代参加了各式各样的道教仪式，1540年以后他却开始
反对这类作法。1542年7月在他随侍皇帝时，他率直地不肯穿戴道教的冠袍，
因为它不是官员的服装。皇帝把夏的态度看作对他的权威的一种冒犯和对他
本人不恭的一种表示。严嵩利用皇帝一心树立他本人的权威和尊严而迫使夏
言致仕。
严嵩是在夏言的赞助下晋升到礼部尚书的高级职位的，他从 1537年至
1542年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夏对他不以礼相待，尤其认为他没有能力，天赋
不高。在这方面他是错了，因为严嵩又机智又狡猾。严穿上皇帝赐给他的道
教冠服，并毫不走样地执行他的命令。当他终于被问及关于夏的缺点时，他
强调了一点：夏言主管言官。郭勋是在他的指导下被弹劾的；虽然关于夏本
人，什么也没有说。他盗用了皇帝的特权。皇帝于1542年8月免除夏的职务
时，强调了这一点。在1545年10月之前夏一直没有职务，严嵩在这期间达
到了控制内阁的目的。
严嵩在1542年9月成为大学士时，已经60多岁。他知道他完全是靠皇
帝的恩宠而任职，起初他非常小心谨慎，在所有事情上满足他，又把一切事
情呈请他裁决。同时，他利用他的新职务把他的那些敌人免职。
1543年他首次耍了一次手腕，这使他后来得了一个坏名声。他使皇帝不
知不觉地为他报了仇。严早些时候因接受两个想提高俸禄的王的贿赂而被一
个御史弹劾。他好不容易才设法避开了责任，开始怨恨这个御史。10月，他
告诉皇帝，1543年山东乡试关于边境政策的讽刺性策问实际上是这个御史拟
的。皇帝觉得这种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妄自尊大。他将这个御史逮捕，并
下令予以杖责，谪戍边卫。这个御史没有被谪戍；他因异常猛烈的杖责而死。
在京官考绩期间，依照严的命令，出现了更多的例行降级事例。
1545年10月，为了抵消严嵩日益增长的权势，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
夏刚回内阁便不理严嵩，不肯和他商议事情，将严任命的人免职，以支持他
自己的人接任。夏还攻击像陆炳这样有权势的皇帝的宠信者，陆炳于1539
年救过皇帝的命。陆炳被控贪脏，夏只是在陆向他行贿、下跪、乞求宽恕以
后，才撤消了控告。严嵩曾经蒙受类似的羞辱，终于和这样的人勾结起来除
掉了夏言。
最后的对抗发生于1548年2月，表面上是关于在鄂尔多斯地区讨伐蒙古
人的一项建议。夏言曾经支持并指导实施这项建议，而没有和严嵩商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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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生的事情单独负有责任。皇帝曾听到关于陕西骚乱的传言；扶乩预告了
不祥的结果。他改变主意，收回他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不过他无意处死夏言。
但是，既然陆炳提出了夏言牵连进掩盖战败的一次密谋并在别的方面保护其
下属的证件，严嵩提出了夏言曾经受贿的罪状，皇帝怀疑他是受了欺骗而赞
成军事行动的。这些罪行从未得到证实。实际上使皇帝不安的是夏言的傲慢。
尽管夏言表面上受到参与密谋的指控，他却是因不服从而被处死的。皇帝再
次于不知不觉中处死了严嵩的一个敌人。
严嵩控制下的朝廷
严嵩自1549年直至1562年他去位时为止，控制了内阁。他清楚，他的
同僚们没有多大权力；即使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他也顺从皇帝的心意。例如，
1549年3月他把其他大学士的人选问题提交皇帝，说他不敢作出决定。皇帝
赏识这种姿态，而严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尽力使自己迎合皇帝。
他在整个存在危机的10年当中，靠让别人，要末是尚书们要未是皇帝本
人作出决定而设法保住他的位置。当 1550年俺答包围北京，要求互市权利
时，严把这件事交付专管入贡事务的礼部尚书。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他让灾
难的责任落在兵部尚书头上，其实兵部尚书是按照他的指示而行事的。
虽然他装出要把行政权力归还给尚书们的样子，他却暗中努力以求掌管
政策和人事事务。1550年11月，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不久，严因保证升任和
任命令人艳羡的职位而接受作为报酬的贿赂，因压下奏议，因纵容他的儿子
严世蕃（1513—1565年）滥用职权，以及因胁迫朝臣以致无人敢于反驳他而
受到弹劾。皇帝最初因这种揭发而不安，但陶仲文暗中为严说情。陶利用皇
帝不信任他的官员们的心理，说对严嵩的所有攻击是由朋党性质的嫉妒引发
的。皇帝倾向于把他的官员们想得很坏，接受了这种解释。严嵩在整个 50
年代期间因种种罪状而被弹劾，但他利用这种策略而避开了谴责。他利用皇
帝的猜疑和疑心，一再表明对他的攻击要末是朋党性质的嫉妒，要末是想通
过皇帝的主要大臣批评皇帝而引发的。
在他担任大学士期间，他从未使自己陷入他那个时代最紧迫的行政问题
——财政管理。正如他将其他的困难问题留给礼部和兵部尚书一样，他把财
政管理这个难于处理的问题留给户部和工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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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危机
尽管在1522至1524年间当杨廷和任首辅时，制定了经济制度，1525年
兵部尚书还是上奏说，主要的帝国粮仓只拥有相当于三年支出的结余，而粮
食的需求正在增加。例如，他指出皇城里的染织作坊 （这只是北京许多皇家
制造业中的一种）雇佣了11000多人，每年消耗粮食超过150000石。由于运
河运输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每年只能船运400万石粮食到北京，这些粮食必
须用来养活帝国机构和朝廷的人员、北京戍军、建筑队伍和边军。①
当30年代任户部尚书的梁材 （1470—1540年）因拒绝增加派到修建工
程去做工的人数，而于1540年被解职时，有40000多人在各种修建工程中做
工。工部尚书上报说，他只有60000两银子可用，而应付而未付的物料和劳
务的款项有270000两。他指出从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起，用于修建宫殿、祭
坛和庙宇的全部费用已经超过600万两银子。他断定不能再照现在这样供应
工程的经费。皇帝同意除他自己在皇城西苑的建筑工程外，停止所有工程，
而西苑工程是所有工程中最费钱的。
30年代期间，国库的银锭储备有时因支付特殊的修建工程而耗费一空。
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和传统的徭役制度相比，朝廷已经开始更加依
靠银两去购买货物和支付劳务，徭役制度不能满足皇帝的特殊要求。对银锭
的需求很快超过了可以得到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