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生了严重的旱灾和一次很可能是流行的瘟疫，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1446至　
1447年洪水侵袭江南，在1448年旱灾又接着发生。　
　　　　政府并不仅仅是消极地袖手旁观；它批准大规模地减免税赋——在1447　
年饥荒中，仅江南就减免了150万担税粮。此外，特别在关心这些事情的太　
皇太后死前的时期，政府常常以很高的代价迅速救济受灾者。　
　　　　　1448年，政府面临一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开封东北的黄河堤坝决口，　
河水往东流入今东海不远的黄海。1449年的另一次堤坝决口使部分黄河河水　
流入涡水，然后进淮河再向南流入海。除了淹没大片土地并造成大面积的破　
坏、高死亡率和人民流离失所外，这次洪水还严重地影响大运河在山东的一　
段。沙湾堤坝连续几次决口，那里是黄河和运河在山东西部汇合之处，运河　
丧失了大部分水源。　
　　　　　由于北京深深地依赖运河运输的货物和粮食，京师处于其南方的供应来　
源被切断的危险之中。这些洪水和泛滥在15世纪50年代继续发生，需要一　
项将持续多年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有力的计划。这些将在下面详予叙述。虽然　
此后多年没有关于再发生大灾害的报告，但黄河的泛滥和制服泛滥所需的经　
常水土保持工作，将一直是明朝灭亡以前的一件令人关心的大事。　

　　　　　　　　　　　　　　　　　　　　　　　　　中国东南部的一场大起义　

　　　　　民众的不满、贫困、过重的税赋、沉重的徭役需求和对佃农的过度剥削，　
这些不同的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15世纪40年代福建山区及邻近的浙江和　
江西一些地区两次独立的而又互相联系的起义。　
　　　　在这两次互有关系的起义中，有一次最初是在浙江福建交界的山区劳动　
的银矿矿工的动乱。对明朝政府来说，白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银矿的开采　
由政府控制。控制一般由地方官员来实施，他们要求过高的生产定额，并对　
偷盗银矿产品的人处以死刑。约在1444年，浙江南部处州衙门的一名前下级　
官员叶宗留已经转而去偷盗官办的银矿，这时开始率领一伙日益扩大的有不　
满情绪的矿工，并在福建浙江交界处非法地“采”矿。三年后，即在1447　

…　Page　197…

年，叶宗留公开造反，在矿工和周围地区的村民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开　
始按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　
　　　　　在稍后的1448年3月，一批福建西北和江西交界处的佃农——原属于新　
建的地方治安部队——也造反了。起事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地主对佃农过度　
的剥削，他们除了正式的地租外，还迫使佃农送季节性礼物。邓茂七和邓茂　
八兄弟二人拒绝照办，并鼓动他们的村民伙伴们拒付这些额外的花费。与地　
方民兵冲突的结果是造反者轻易地取胜，因为造反者除了熟悉本地的地形和　
情况外，已经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掌握了本地的武库。　
　　　　　在1448年下半年和1449年初期，两起起义的人数都有增加，它们所影　
响的地区也比以往更大。叶宗留自封为其造反的追随者之王，而邓茂七则自　
称闽王。据说左道旁门的经卷已在流传，两个集团的造反者则歃血为盟——　
这些是一个严重的大起义开始阶段的典型行动。虽然这两个运动始终没有结　
合，但它们有着联系，有时还协同行动。　
　　　　　战斗和劫掠集中在福建北部的内地。邓茂七的起义始于沙县周围地区，　
然后向东北扩大到延平。省的官军在寻找造反者并进行打击时有一定的困　
难。起义者依靠艰险的地形进行战斗，他们的领袖很有战术头脑，并且在初　
期多次取得胜利。六个月后，当朝廷在1448年9月下令征剿时，它任命佥都　
御史张楷（1398—1460年）为指挥官，此人胆小无能，事实证明是一个最不　
称职的将领。在一开始，由于已经盘据在铅山矿镇之南的江西福建交界处的　
叶宗留叛乱团伙的阻挠，集结在江西东北的张楷的军队不能打击邓茂七的部　
队。经过了长期的犹豫后，官军打败了叶的部队，在1448年12月把叶杀死　
　（有一种史料则说叶死于造反者的内讧）。但在新领导的率领下，他的造反　
者退入山区，打败了追逐者，然后撤至浙江南部的老根据地，在　1449年8　
月最后被打垮之前，他们还在那里围攻过处州。　
　　　　　与此同时，邓茂七的造反者发现形势对他们不利。1449年1月，他们在　
建阳惨败。2月，邓氏弟兄被一倒戈的叛乱头目出卖，遭到伏击而被捕。他　
们被解往北京公开处决。但是新的领袖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邓伯孙——接　
管了仍在福建西北流窜的起义者残部。1449年5月，官军在沙县附近抓获了　
这些新领袖，但是叛乱团伙继续在这些地形艰险的交界地区不时地劫掠，直　
至1452年。叶宗留的造反者残部还继续活动了几年。　
　　　　　尽管两起叛乱在心怀不满的矿工和贫困的佃农中吸引追随者时起初取得　
一些成就，它们始终未能集结大批追随者。起义者从未达到控制地盘或夺取　
县城的阶段，尽管他们的领袖自封响亮的称号，他们依然是成伙的流窜盗寇。　
他们不能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个区域的地方官员答应给村民免除徭役　
三年。由于对采矿章程作了改革，降低了过高的生产定额，取消了盗矿者的　
死刑，矿工的不满情绪也缓和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虽然土地分配的不均　
以及土地主和耕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的长期问题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各种　
弊病和压力，但只要官员的贪污行为和错误的行政能够消除，政府的苛刻的　
政策能够缓和，政府是不难平息这类农村动乱的。　

　　　　　　　　　　　　　　　　　　　　　　　　　　　　西南边界：麓川之战　

　　　　　在15世纪40年代期间，明军在偏远的西南屡次卷进了引人注目而情况　
多少不明的战役，作战地点在古缅甸路一带：这条路从大理经永昌至今之八　

…　Page　198…

莫，然后或顺伊洛瓦底江而下进入缅甸，或往西经亲敦江河谷进入印度东北。　
蒙古人曾在1253年征服云南高原，又在大约30年后入侵缅甸盆地。但他们　
的征服是有限的和一时的。在元末时期，居住在四川西部和缅甸北部的掸族　
成了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掸人统治了缅甸主要的国家阿瓦；其他北缅甸的　
独立国家包括孟养和麓川，这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云南西南的德宏自治州　
及其邻近的几个地方。在元末明初，麓川在缅甸北部巩固了它的领土；1385　
至1387年它入侵云南没有得逞。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它的统治者接　
受中国人的保护。　
　　　　　1413年，麓川国由有野心和侵略心的统治者思任发统治，他逐渐扩大他　
的领土，并袭击中国的领土。尽管云南几次要求征剿他，但中国朝廷认为征　
剿花费太大，在1436年他威胁金齿　（永昌）之前拒绝行动。1439年云南总　
督沐升奉命率领征自贵州和湖广的部队向他进攻。经过了一场激烈而难分胜　
负的战斗后，思任发在1440年派一纳贡使团来朝廷。但战斗继续进行，1440　
年中国军队大败。　
　　　　朝廷这时被迫采取更激烈的措施。云南军被建立起来，并得到四川、贵　
州和湖广军队的增援。1441年初期，这些军队由司礼监的宦官王振的亲密助　
手王冀统率。1441至1442年，王冀的军队大败掸族部落民并占领了思任发　
的大本营，虽然它也遭受严重的损失。思任发逃至阿瓦。1442年晚期，王冀　
回到云南，试图与阿瓦和其他几个掸族王国——特别是木邦（兴威），它要　
求取得麓川地区——谈判一项协议。他的尝试证明失败了；1443至1444年，　
王冀进攻阿瓦的领土，但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1444年，朝廷威胁说，如果　
阿瓦不交出思任发，就要把它摧毁。1445年，阿瓦向王冀的军队投降，但思　
任发已经自杀。　
　　　　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在此期间已经控制孟养，并派纳贡使团前来朝廷。但　
他拒绝亲自来北京。阿瓦王要求中国人与他联合讨伐孟养。王冀在1448年至　
1449年率大军进行了这次新战役。他与阿瓦和木邦的军队一起跨过伊洛瓦底　
江，思机发被击溃。有些史料声称王冀已经占领孟养。但结果思机发之弟思　
　卜发获准继续控制孟养；王冀还与他商定，掸人决不再越过伊洛瓦底江。思　
　卜发及其继承者仍控制伊洛瓦底江以西的领土，并继续向北京纳贡，直至16　
世纪。1454年，作为阿瓦自己、木邦和中国人之间总的领土协议的一部分，　
阿瓦终于把思机发交出，思机发在北京被处决。　
　　　　如同有些史料所说，这些漫长和耗费巨大的战役可能给缅甸北部的本地　
民族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地区没有长期平定。1474年，掸族内部的部落　
战争再次爆发，在缅甸北部，动乱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但是王冀进行的　
这些代价很高的战役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们在明朝以后的时期巩固了中　
国人的控制，而且也的确巩固到如今。　
　　　　这次“向热带进军”的幕后人物无疑是王振，他出于个人自我膨胀而去　
煽动和继续进行西南的战役，正当地遭到了指责。大批军队投入了战斗。但　
是他们是西南的地方军队，对这个时期的首要防御战略——在华北防御蒙古　
人——来说无关紧要。的确，这几次战役一定耗费了大量资金，而且像宦官　
曹吉祥和蒋贵等有经验的将领本应更充分地在北方受到重用。但是北方的边　
防暂时还完整无损，并且能够击退来自草原的任何威胁。对王振这一朝廷的　
中心人物来说，边远西南的捷报有助于支撑他作为政治家的声誉，而胜利又　
可以用帝国防御的少量实际代价取得。当时的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一样，都用　

…　Page　199…

他卷进西南这些战役的错误的经历来帮助解释他后来在北方边境所犯的严重　
得无法比拟的错误　（这次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皇帝的被俘）。但是如同　
下文所述，二者完全是两回事。　

　　　　　　　　　　　　　　　　　　　　　　　　　　　“蒙古威胁”的老问题　

　　　　在整个明代，中国人和朝廷一直十分担心蒙古的“威胁”，这种担心是　
中国人经历了蒙古人的征服和元朝统治的后遗症。蒙古人的威胁依然是这个　
时期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并且在16世纪后半期之前继续使防御思想蒙上了　
阴影。已经回到其草原游牧地的蒙古部落在中国留下了大批同胞，其中有几　
千人成了新的明朝军队的军官。这些人自己还在怀念过去的光辉业绩，并且　
模糊地希望蒙古人的大汗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得以重建。但是在永乐帝在他们　
的故土几次击溃蒙古军队或至少把他们驱散以后，三个独立的蒙古人集团逐　
渐在中国边境一带定居下来：它们是东北的兀良哈、后来在中部组成察哈尔　
汗国的鞑靼人或东蒙古人，以及生活在远至蒙古西北的瓦剌人。　
　　　　　三个集团经常对立，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只要永乐帝未能降服　
的蒙古主要领袖阿鲁台仍在活动，他就能指望去征服和重新统一各个蒙古部　
落，虽然他与各种集团经常交战。但是在1434年，他在一次征讨瓦剌人的阋　
墙之争中被杀。他的儿子向明朝投降，瓦剌人很快成了各部落中最强大的集　
团，并且开始把蒙古人重新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之下。他们的领袖、曾经　
打败阿鲁台的脱懽已经把瓦剌诸部落团结在一起，并将他的女儿嫁给东蒙古　
人的年轻的汗王。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先开始侵犯明朝的领土。1443和1445　
年，他攻打哈密，到1448年已在那里进行有力的统治。他还屡次试图策反守　
卫甘肃西部的沙州和赤斤的蒙古卫。在东北，他把势力扩大到满洲的兀良哈　
诸卫，这样，他的势力从今之新疆一直扩展到了朝鲜边境。　

　　　　　　　　　　　　　　　　　　　　　　　　中蒙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因素　

　　　　　不论在不同部落之间，或是在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对立和　
内部乱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因素，即不断地寻求和保有水源和牧地，以及　
希望在贸易时得到庇护。与明帝国建立能够顺利进行交往的动力也受经济的　
制约——沿北方边境各地的茶市马市，特别是在山西大同的这类集市发挥了　
这种作用。吸引蒙古使者的物品不仅仅有茶，而且有各种丝绸、贵重器皿以　
及种类繁多的商品，特别是铁器。蒙古人派遣越来越多的使者到这些边境集　
市：到15世纪40年代后期，一年派来的使节超过两千人。由于中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