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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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胡指出，曾纪泽文中所提到的军事、海防、铁路、邦交诸事，大多皆“中国未有是事，而侯则谓其先有此心；谓其先有此心，即信其必有此事”。此种志向诚足嘉赏，“然使中国实有此心，而黾勉以赴，果能如愿以相偿乎？”曾纪泽谈到的很多都是目前尚未发生或清廷正欲实施的事情，即好像预言一个正在睡觉的人醒后会干什么、怎样做一样，这些都是十分抽象、难以把握的。即使醒后，“且使勉力枝梧，薄著成效，而中国之心即可谓之虚灵不昧，中国之事即可谓之湛然常惺乎？吾不谓其然也”。因此，强国之梦易做，但强国之路却终究难走。
确定了曾纪泽所言是一个美梦后，何、胡的批驳又进一步。中国独立富强是每位国人都期盼之事，“此等事虽甚所乐闻”，但并不是每每必能心想事成的，“然非徒日愿之即可得之也”，正确的途径在于努力奋斗，况且“又非徒日为之即可得之也”，必须“道在为之而当”。视今日中国之情形，并非曾纪泽描绘得那样美好，若是沉溺于此种假象，无疑将是“睡中之梦，梦中之梦也”，危害将会更大，甚至一睡不醒。
曾纪泽明明说中国早已奋发有为了，但在何、胡眼中，这远远不够。曾侯所说的“此等奋发举行者”，实际上“如酣睡之人，或被魇梦里张拳，或托大而梦中伸脚耳。以其全无心肝，绝欠依据故也”。这种努力（特指洋务运动），既不系统，也欠科学的经营管理，其成效也只能“有懵然酣睡而在榻侧者，中国可乘其无知而中伤之；有惺然无端而来枕伴者，中国可出其不意而偶挫之，如斯而已矣”。中国所谓“醒”时的水平，也只配偷袭酣睡者，偶尔打击将睡者或未醒者，捏个软柿子罢了，以其“奋嗡瞢之横力，发冒昧之狂威，一旦触及坚贞重大之质，银衡铁室之防，其实反自倾伤不止也”。所以，中国还远非西方列强的对手，何、胡“深觉可危者也”。
既然曾纪泽的中国已醒论有不小的偏颇，包含着盲目乐观的危害，“故夫睡与醒之喻，不足以明一国也”。因为假使“一国不得其道”，“多思多虑，多作多为，而犹不得谓之醒者矣”。“而能得其道”者，“虽不思不虑，不作不为，而亦不得谓之睡者矣”。
那么，“欲明一国，从何而观？”何、胡二人提出治与乱的观点，用以取代曾纪泽醒与睡的国家观。何、胡的治乱观并非传统“一乱一治，选换循生”的翻版，而是“永治永乱，分途异适”。因为当时之社会，“礼教昌明，群雄角立者势均力敌，并驾齐驱。其公议所归者，治则勃然。其公议所排者，乱则立现。乱之生，有确然难救之象。治之本，亦有显然难拔之形”。所以，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显然已不能适应国内外局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故执古以论今，其情虽同，其事则异也。居今以稽古，其势亦殊也”。简单的“一乱一治”也失去了市场，“其法亦殊也”，身处当今之世，若不变法，“虽使尧舜临朝，禹皋佐绩，仲由慎诺，公绰无私，加以管晏之才，苏张之辩，亦无以决疑征信，大得于民”。从中国未醒到梦中之梦，再由梦中之梦到睡与醒不足以言国政，然后提出须用永治永乱替代之，何、胡经过长篇的陈述、推论，终于将变法这个课题摆了出来。
何、胡的变法主张带有明显的民权主义色彩，民众既是立国之本，又是兴国之基，国君的职责就是保民利民。如何才能鼓动民心，聚合民力呢？何、胡认为，这关键在于一个“信”字：
吾所谓信者，非徒指效验而言，乃兼指功用而言。一理也，必有确当不移之迹，然后能取信于民。一事也，必有着实可凭之据，然后能征信于众。是其信不须责之于人，但须责之于己也。且吾所谓信者，有非指制民之事而言，乃指导民之事而言。一法也，不得不从，不敢不从，则其信由畏惧而生，虽信不足用。一令也，从者听之，不从者亦听之，则信者由心悦诚服，其信大可恃。是其信非由君之迫胁，乃由民之乐贡也。信则民心向，信则民生力。一人之心有尽也，合亿兆万民之心则无尽矣。一人之力有穷也，合亿兆万民之力则无穷矣。
在讲求“信”的同时，还要依据“公平”原则。所谓“公平”，即：
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而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而君民无二事矣。
民众认为公平的政策法令，国家应加以推行；民众认为不公平的律例措施，国家就应当废除，从而达到“吾但以民之信者为归”和“吾但以民之信者为主”的状态。只有“信”与“公平”原则双管齐下，民众才会团结一心，商务才能振兴繁荣，军队方能威猛强大，国家方可重新崛起。
经过以上的辩驳，可能有些人还对“中国先睡后醒论”心存幻想，“所谓睡者，以昏迷之象而言也；所谓醒者，以见几而作为喻也”。何、胡避其锋芒，以建设贷款出自何处为标准，指出：
若然，则吾请以两言断之。曰：铁路等事贷款若出诸中国之民，使其民与中国共生死守者，则谓之醒。铁路等事贷款若求诸外国之助，是外人夺中国之权衡者，则谓之睡。
看似将了曾泽纪一军，实际上何、胡够宽容了，二人提出了自己的最低标准：希望朝廷率领百姓团结一心，变法维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何、胡大声疾呼：
果醒果睡，吾不能起古之圣人而问之，所愿识时之士，抱道之儒，勿吝谠言，发挥胸臆，以作遒人之铎，以比清夜之钟，将见君民相维，上下一德，更张丕变，咸与维新，庶可有益于民生，无负于斯世。
而不然者，委蛇为政，推诿成风，使吾说虚存，略无所补，必俟质诸后世之圣人，始叹吾言之不惑也，则岂鄙人之所愿闻者哉！
至于“急外缓内说”，何、胡先从道理层面进行分析，得出了“欲攘其外者，先修其内；欲修其内者，先得其人”的结论。
何、胡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之所以备受列强欺凌，固然有西方国家争地逐利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内政之不修也”。二人认为，内政之弊的根本是用人和待遇问题。
在君主专制的中国，皇帝即使日理万机，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因此必须将许多政事委任于官。那么官吏素质问题就尤为重要，“是其造福于斯民，兴利于一国，均于官吏是赖也”。而今日国家衰败，吏治不兴，作为用人途径的捐纳、科甲制度难逃其咎。捐纳“是直以钱买官也”，贪官污吏“以朝廷之名器”，作“市井之居奇”，官场成了市场，国家权威丧失殆尽。科甲制度使士人“徒记其遗言以供词藻，则揆诸时务，扞格殊多”。况且“考试之法，弊窦丛生，贿赂夤缘，无穷狡狯，蓝本代倩，何所见真”。即使录取到文辞浩瀚之才，也对国家无济于事，福建之役即是明证。张佩纶之流，说理不可谓不明，作文不可谓不妙，而一赴沙场，则全军覆没。但这并不能归罪个人，“所见非所用，所言非所行，其效必至于此”。同时，在待遇方面，当今官员俸禄极薄，而应酬繁多，逼不得已，他们纷纷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致使“怀清履洁者不敢居官，即居官亦不能久，为其不知掊克也。识卓才长者不屑筮仕，即筮仕亦不见其能，为其不善逢迎也。小人进矣，君子退矣”。
“源之浊者，其流必不能清”，用人与待遇制度不良，吏治肯定难以清正。正基于此，何、胡指出：“国家之用人也，非破格不可，国家之待士也，非重禄不能。”政府必须破格用人，并给以高薪，使其无后顾之忧，安心工作，方可杜绝不正之风。
曾纪泽“急外缓内说”具体包括保护华侨利益、申明藩属关系及修改不平等条约三部分内容，均是目前最急之务。何、胡也承认列强欺侮中国、外交不利的事实，但究其源头，实应检讨自身。“应自察其所以致辱之由，乃可行其求荣之事”。
海外华侨为何常受不公？中国为何屡签不平等条约？何、胡认为根源在于我国“政令之不修”，“风俗之颓靡”，举国上下缺乏“公平”原则。二人列举了今日官府在审判量刑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状况：
罪案未定，遽用刑威，何平之有？供证无罪，辄罹笞杖，何平之有？毙于杖下，意气杀人，何平之有？瘐死狱中，有告无诉，何平之有？凌迟枭首，死外行凶，何平之有？今者中国之法司，其有公乎？无也。缙绅名帖，可逮无辜，何公之有？苞苴载道，上下皆同，何公之有？情面枉法，贫者无辞，何公之有？吏胥勒索，富室倾家，何公之有？监牢刻酷，不得为人，何公之有？
既然国家司法系统如此混乱恶劣，又怎能指望它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呢？维护华侨权益，改订条约仅是奢望而已。如果当政者仍执迷不悟，“纵使中国兵威强于今日数十倍，亦不能遵纪纲于与国，等使权于列邦”。国家之间的较量，“攻心之具在政而不在刑，畏志之方尚德而不尚力也”。可见，在“理”与“力”之间，何、胡更强调循“理”办事，而不赞同曾纪泽那种尚“力”专任之作法。
对于申明中国统属藩属关系一项，何、胡也持反对意见。从中国方面来讲，如今已是自身难保，又凭什么兼顾他国。况且“保护之说，原属空文。我之不能护人，犹人之不能护我。人既不能护我，则我何可轻以保护许人”，如仍沉溺“保护之说”，无异于好大喜功，只会招致更大的祸端。
从藩属国角度考察，它们沦为殖民地实乃咎由自取。以越南为例：
乃二十年中，越南之君无忧深思远之心，越南之臣无虑患持难之见，越南之士无上书补阙之才，越南之民无慨慷仗义之志，泄泄沓沓，苟且图安，其一二孤愤之徒，则或自放于山林，或自径于沟渎，识者早已知阮氏之不祀矣，岂待萧墙祸起，骨肉变生，然后知东京之宗庙不复血食也哉？
由此可见，越南亡国是其内政不修所致。中国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徒费精力去管理各邦，而是吸取他国教训，把内政搞好。
经过以上的批驳，何启、胡礼垣又一次规劝曾纪泽：
侯欲治外，请自治内始；侯欲治内，请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请自得民之心始。民心不可见，见之于信耳。此一定不易之程途也。而行之者则曰公与平。国有公平，然后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后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后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后可以养民和；可以养民和，然后可以平外患。外患非可遽平也，仍以民和卜之耳。此循序渐进之功效也。
通过何、胡对曾的具体批评，我们发现双方在对中国国情的估量、对内政与外交孰重孰轻的认识以及处理国际争端时“理”与“力”的把握上，都存在着不小差异。曾纪泽认为中国先睡后醒，主张急外缓内，有其鼓舞人心、振奋士气的考虑，但对自身实力的估量并不准确；而何启、胡礼垣的反驳之论则一味把原因归咎于中国自身，对列强的诸多恶行仅是轻描淡写，双方各执一端，针锋相对，此种差异正折射出二者在中西文化上的不同取向。曾纪泽是洋务派的典型代表，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笃信不疑；而何、胡作为维新思想家，他们已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其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敢做洋务派不敢做之事，拿出了变法的纲领和具体措施，“他们之所以能够拟制出较为切实的救国方案，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他们认识上的一大优势，这就是他们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西学所提供的关于全球现状的文化知识，形成了一种关于全球的时代观”〔1〕。正缘于此，何、胡才能窥明中国国力衰弱之实情，指出国家内政之腐朽，深悉武力解决争端之轻率，惜二人受殖民化影响较重，未能认清列强之真面目。当然，此时的维新派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羽翼未丰，大规模变法运动的开展则是戊戌年间之事。
二
甲午一役，举国震惊，亡国灭种，近在眼前。值此之际，危机意识与变革理念渐成社会共识，维新派人士遂以此为契机，倡言变法，形成旨在救国保种的维新运动。简言之，戊戌维新实由洋务运动孕育而成，且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之势。同、光洋务运动仅知“采西学”、“制洋器”，至戊戌则已触及西洋之政教。正由于世变日亟，且西方政教制度复杂庞博，维新派于匆忙间择其中之一二用于本国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