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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

世界近代前期艺术史-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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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能够调和颜料的油剂的发明,使真正的油画也在文艺复兴时代光荣 

地诞生了。 

     明代八朝艺术遵循着传统的创作法则,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民 

族传统也有所发展。书法、绘画坚持“书为心画”、“气韵生动”、“骨 

法用笔”等传统的美学思想,在笔墨技法上着力进取,虽无重大突破, 

但却奉行着古老的创作原则。董其昌是“才子书”、“文人画”理论的 

集大成者,他依附禅宗理论,错误地提出了“画分南北宗”的思想主张, 

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因而,讲究“诗文书画”的品味也成为明代八朝 

艺术创作的一大风尚。在他的错误的理论体系中,还有“以草隶入画”、 

 “以天地为师”的正确见解,因而崇尚用笔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戏剧艺术素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但又有生、旦、 

静、末、丑等角色行当和唱、做、念、打等歌舞形式,这是西方戏剧难 

以企及的;建筑艺术必须以皇权至上的宗法思想为核心,以群体组合和 

地面伸展为基本特色,使得西方的单体建筑和空间艺术惊讶不已;这就 

形成了与文艺复兴艺术创作法则有所区别的独特体系,因而也更富有东 

方文化特色。 



                           5。艺术精神的比较 



     从根本属性上说,文艺复兴艺术高度集中地闪耀着人文主义即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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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光芒,明代八朝艺术则强烈地表现出宗法精神、士人精神、民主 

精神相掺错杂的特征。这两种不完全相同的艺术精神又具体地展现为艺 

术创作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价值的异趣。 

     文艺复兴艺术,在人文主义即新兴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主导之下, 

处处表现出崇尚自然、注重形式的强烈审美意识。并由此生发出讲究色 

彩,崇尚科学的意识。达·芬奇在《绘画论》中,浓墨重彩地论述了“模 

仿自然”与“和谐形式”的美学思想,深刻地阐发了文艺复兴艺术家们 

两种强烈的艺术创作意识。 

      “模仿自然”的审美意识源于古希腊罗马艺术。古希腊罗马的雕刻 

艺本纯系模范人体、取象“自然”。而人体中包含着最和谐优养的数学 

比例,因此“模仿自然”也就成为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共同的科学成 

果,并成为艺术家们的审美追求。当时,开发人体的美已成为艺术家的 

强烈渴望,在人体美中揭示宇宙的秩序、和谐、比例等神秘的理想美蔚 

然成风。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发现了古希腊罗马艺术中这种人文因素, 

因而确立了“古典风格再生”的信念。于是,义无反顾地从宗教艺术的 

奴役下转向了对“自然”的摹写。由于人体是富有生命的第一自然,“他” 

也就成为艺术家刻意追求的焦点。达·芬奇在 《绘画论》中指出:“圆 

描是绘画的主体与灵魂”,并且强调“最可夸奖的绘画是最能形似的绘 

画。”这就使“模仿自然”的审美思想理论化和自觉化了。 

      “和谐形式”的审美意识也是如此。古希腊罗马艺术的最高成就在 

于雕刻与建筑。当时的圣殿庙堂都具有雄浑高雅、庄严质朴的气概,而 

且表现出极有规律的“和谐、匀称、整齐、凝重、静穆”的形式美,这 

种具有数学性质的形式美规律在人体构造中更加典型,从而也理所当然 

地成为古希腊罗马艺术所崇尚的又一个审美意识。同样,文艺复兴艺术 

家也就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这一传统的美学思想。去创作他们的绘画、雕 

塑、建筑和戏剧作品。 

     色彩意识在文艺复兴艺术中表现得异常强烈,达·芬奇称赞当时的 

绘画是“色彩的诗”,充分表达出艺术家们对色彩的重视程度。达·芬 

奇的“簿雾法”、“阴影法”、“远近法”在文艺复兴艺术的作品中都 

有精采的体现,而且都是通过色块表现出来的。尤其是拉斐尔、乔尔乔 

内、提香和威尼斯画派的作品,几乎将色彩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境 

界,成为文艺复兴艺术的一大特色。 

     科学意识同样贯穿在文艺复兴艺术之中。首先,人文主义精神本身 

就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艺术家们不畏刁难和迫害,坚 

定地和反抗封建势力、反抗侵略军的人民并肩战斗,具有追求真理的战 

斗姿态。而多那泰罗、达·芬奇等许多艺术家亲手解剖尸体的精神更是 

难能可贵。达·芬奇在笔记中记述:“即使你对这学科有兴趣,你也可 

能会被那天然的臭气弄得退避三舍,或许会害怕在晚上摆弄这被支解的 

剥了皮的死尸。……你还可能缺乏耐心而不够勤奋,在这些方面我不曾 

被贪欲或懒散所阻碍,阻碍我的只是时间不够。”可见,艺术家们的科 

学精神何等的至诚。达·芬奇长期地观察光线、空气和空间,发明了光 

影透视法,空气透视法和远近透视法,埃克兄弟勤奋地研究制做出油画 

剂……因而,科学意识同样是文艺复兴艺术的精神成果。 

     然而在中国,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控制在封建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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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拳之下,明初庞大的船队被成祖朱棣解散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远 

比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更为剧烈和集中,顽强的封建势力瓦解了张 

居正的改革,宦官、阉党一直闹到大明寿终正寝,帝王意志和民心民气 

的尖锐对立,形成了以物质财富和强权意志为特征的皇家艺术与以寄乐 

谋生和“士气”精神为代表的民间艺术的分野。这种社会意识上的对立 

和艺术特征上的分野,使得明代八朝的艺术家们坚强而又无力,愤懑而 

又隐逸,形成了感情上积极入世,行为上设法避世的矛盾个体,并集中 

地反映在“文人画”理论中。 

      “文人画”理论普遍地存在于晚明艺术家的著述和题记中,其基本 

内容包括艺术标准、创作道路和创作目的等内容。 

      “文人画”的艺术标准强调“意趣”、“气韵”、“士气”。谢肇 

淛说:“今人画以意趣为宗”。高濂提出“天趣、人趣、物趣”的区别, 

认为画得“天趣”为胜。那么,天趣何来呢?“求神似于形似之外,取 

生意于形似之中。”也就是说“天趣”在于形神兼备,但只能“神在形 

外”、“形似出生意”,这就片面地将两者割裂开来。顾凝远在《画引》 

中有“论生拙”一节,他说:“元人用笔生,用意拙,有深义焉。”又 

说:“生则无莽气故文,所谓文人之笔也;拙则无作气故雅,所谓雅人 

深致也。”这里,顾凝远概括了“文人画”的两大特征,即“生”拙” 

和“文”“雅”。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又提出了“气韵”之说,并认 

为“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以“气韵”为宗旨,是中 

国绘画艺术的最高标准。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六条标准, 

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董其昌自然深知此理。但把“气韵”神秘化、 

绝对化,则是董氏的“独创”。同时,他又把“士人画”与“画师画” 

进行了区别。他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 

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 

界,不复可救药矣。”这里要求“士人画”要有“士气”,与其“气韵” 

之说互为表里,作为“文人画”的最高准则。 

     那么,如何实现这些标准呢?一是“自然天授”,二是“师古人”, 

三是“师造化”,四是“笔理兼得”。董其昌在《容台集》中说:“画 

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以天地为师。”即在学习古人达到“上 

乘”水平时,就要以“天地为师”了。因此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 

但是,松江派的强大,引起吴派其他势力的不满,双方互相指责,突出 

了各自的特点。因而,吴派的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认为:“苏州画 

论理,松江画论笔”,指出各有所长,不分高低。但又深感两者各有缺 

陷,而不能两全其美。因此概叹道:“嗟夫!门户一分,点刷各异,自 

尔标房,各不相入矣。岂知理与笔兼长,则六法兼备,谓之神品;理与 

笔各尽所长,亦各谓之妙品。若夫理不成理,笔不成笔,品斯下矣,安 

得互相讥刺耶?”这种“笔理兼得”的辩证理解,既使“文人画”的创 

作标准变得客观,又使创作道路切实可行,而且也道出了“士气”的核 

心内容,揭示了“文人画”的内在规律,是中国绘画理论中的一大贡献。 

但却不占主导地位,而为董其昌的“自然天授”说所笼断,并形成了“南 

北二宗”说的唯心体系。 

     董其昌在《画旨》中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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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 

流传而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及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 

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 

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 

微矣。”这段话的用意很清楚:第一,古代山水画分为“南北二宗:第 

二,划分的依据是唐代禅家的南北二宗;第三,“北宗”山水之始是唐 

代的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南宗”山水的鼻祖是唐代的王维;第四, 

 “北宗”渐弱,南派日盛,兼有“崇南贬北”之意,等等。董其昌人为 

地将古代画风作硬性规定,人为地将后世画家作硬性划分,人为地将“禅 

宗”套用在绘画上,这种“天方夜谭”式的理论竟得到了当时画坛的普 

遍认可,其恶果可想而知,其根源却是不浅。这与董其昌的高官地位、 

明朝政局的腐败,文人对朝政的失望,以及艺术创作的动机等都有着内 

在的联系。 

     在创作目的上,董其昌在 《画禅室随笔》中指出:“寄乐书画,自 

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实际上,自元代至明代所有的文人艺术家都有 

 “文艺自娱”的倾向,在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陈淳、徐渭、陈 

洪绶、董其昌等人看来更是不流俗媚,因而形成了主导“士人”艺术的 

创作动机。但当祖国危难之时,徐渭便挺身而出,参加抗倭斗争;江山 

倾复之时,陈洪绶誓死不为侵略者作画,崔子忠自入土室殉节,表现出 

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董其昌也是如此,他身为贵胄,但才高行洁,崔 

子忠以《洗梧图》敬重之。可见,文人画理论以“南北二宗”说为理论 

基础,以“士气”为核心,以“寄乐”、“自娱”为创作目的,“以“气 

韵”、“乐趣”为最高标准,以“笔”、“理”为两大要素,以“师古 

人”和“师天地”为基本途径,构成了一个既有入世的思想又有出世的 

行为,既有根深蒂固的宗法意识又有奔涌驰突的民主意识的矛盾的理论 

体系,这与一往无前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又有不同。 

     宗法意识表现为封建社会的皇权意识,在社会意识形态中表现为政 

治伦理主义。在元、明以前的艺术发展史上,它几乎根植在所有的艺术 

作品之中,在明代八朝的院体画和建筑艺术中居于主宰地位。“院体画” 

上宗南宋的“刘李马夏”以至大唐的李思训,以“斧劈”、“刮铁”等 

皴法和“金碧”、“青绿”格式反映山河的壮美,因而具有大气磅礴、 

富丽堂皇和歌功颂德的意义,所以深受明初帝王的推崇。天坛里的祈年 

殿堪称是中国全部宗法思想和东方文化的结晶,“阴阳五行”、“君权 

神授”、“天人合一”、“皇权至上”、“上下有秩”、“三纲五常” 

等等封建文化的精髓在这里都得到了“和谐形式”的生动体现,简直再 

也难以复加了。当然,皇权意识也在顽强地支配着其他艺术领域,但却 

遭遇到士人意识和民主意识同样顽强的抵抗。这是明代八朝艺术在审美 

意识上同于元代而不同于唐宋、又与文艺复兴艺术有所接近的地方。 

      “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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