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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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外事工作者是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对外联络部、外事小组、文化部联合起来,在几个大学里举办了一个对外联络工作的专业训练班。到1986年,第一期学生学过两年以后毕业了,共有百把人。这些人到中南海西楼开了一个会,国家教委的彭佩云、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朱穆之在会上对这些毕业生表示祝贺,对他们今后分到国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讲了一篇话,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这是一篇热情的讲话。讲话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这还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互相结合的,在这个基础上,应该使自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6 在安徽调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搞调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还参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扬先进人物、学习先进经验的会议。
(1)传达小平同志的两段话
在安徽调查的过程中,6月21日,我与徐乐义和牛小梅同志谈了话。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其中说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②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一些新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③
我认为这两段话非常重要,讲的是国际、国内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是任何地区、任何岗位的同志都必须遵循的。
(2)谈对〃三宽〃的意见
我还讲了对“三宽”的意见,这也是我第一次讲对“三宽”的看法。这时,胡启立和朱厚泽讲“三宽”的话已经几个月了。我主要是讲了这样一个意思:首先,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宽松”也好,“双百”方针也好,都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其次,既然强调宽松,就应该对大家都宽松,不能只对一方面宽松,而对另一方面就限制得很厉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反对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有宽松。而朱厚泽这些人的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化的人,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并不宽松啊!
(3)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离开安徽后,中宣部理论局去了两个人,任务是到安徽去调查邓力群的言论。受谁之命,我不清楚。党内的政治生活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令人惊讶。
7 在江西调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调查,走了七个地市、十四个县,老区和新区都看了一下,帮助地方的同志解决了几个问题。
(1)支持修建井冈山水电站
修井冈山水电站,几经反复和周折,最后总算帮他们实现了此事。水电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两年,水电站总算修好了,井冈山的生活和工业用电及长期经济发展的用电问题都解决了。
(2)请邓小平批示资助瑞金中学
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学办得不错,但学校的教室、教员和学生的宿舍破烂不堪。缺200万元维修费。这个中学的校址和邓小平有历史上的联系,是邓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地方。在学校里面还有…个祠堂,是贺龙、郭沫若等同志入党宣誓的地方。我回来之后,9月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请小平同志批一下,计委同意资助一点钱。9月10日,邓小平批准了报告,还给瑞金一中题写了校名。宋平同志那里也拨了钱。前后拨了两笔,把校舍和职工宿舍修得比较完善了。
(3)提出党委领导、厂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职工积极性为基础
在江西萍乡,找了几个搞得比较好的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干部,开了个企业管理的座谈会,他们介绍了一些经验。后来,又在湖南岳阳与长岭炼油厂的同志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长岭炼油厂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其间,企业管理协会在青岛召开了企业管理工作会议,我没去,只提了一点意见。
在这几次交换意见中,归纳起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是三句话,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监督。但哪种形式能使这三者的关系真正协调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党委集体领导就是说不能由书记一人说了算,要集体讨论和做出决定,而党委的领导集体要想团结一致,又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联系全体职工;厂长负责制是要解决企业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但厂长的行政指挥也不能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体职工,厂长的行政指挥要有力量,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调动起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党委领导和厂长的行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为基础,两者的基础是共同的。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搞得好的,如大庆等先进企业,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多数企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8 在湖南调查谈干部理论学习
10月和11月,两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O月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还到了湘西,参加贺龙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在湖南走访了六个地市州、十个县市。
我在岳阳与长岭炼油厂党委同志开座谈会时,向他们提出了干部学习理论的问题,第一次说了我和乔木共同准备的干部学习理论的一系列书,马列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共四本著作选读;然后是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刘、周、朱、邓、陈的著作选读。这样,体现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与马列著作串起来了。这些著作选读的总标题叫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然后再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9 为军队政治工作决定加写一个纲
12月,中央军委要起草《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总政邵华泽受杨尚昆、余秋里的委托,让我帮他们把文件搞得好一点。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后形成的文件是这样的,即首先必须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现国家三大任务中的历史责任是什么,这样,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保证官兵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军人的天职。为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写了约一千字。加上这样一段话以后,就为这个《决定》以至整个军队的政治工作确立了一个纲。这一段加得和写得都比较好,杨尚昆、余秋里都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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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1)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已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25日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改出来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来几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开始两次,我表示:我在北京要主持马列著作选读的讨论和定稿,不想去了。但胡启立第三次又打来电话,非要我去不可。这样,我只好去了。
1 我在北戴河会上的长篇发言
8月8日,我去了北戴河。我带了一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精神文明问题的材料,认真一对照,就发现在不少问题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比原来的提法后退了。
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下面就是这次发言的记录全文。
送审稿发给我以后,正好启立同志回到北京。我跟他讲,准备在研究室找几个同志认真地研究讨论这个稿子,负责地提出修改意见。他说很好,确实需要找几个同志好好地研究讨论。
小平同志看了送审的第一稿,说了三句话:架子不行;太长太空,要压缩到八千字以内;纪律问题、法制问题要增加分量。这同原先在北京时听到的不一样。最早听到说,行了。后来听说,要压缩到八千字。送审二稿送去以后,小平同志说,可以作为讨论的稿子,让大家多提意见。他还对几位同志讲,你们有不同意见,在讨论的时候提出来。所以,不是像原来传的,只是“行了”这么两个字。
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同意说送审二稿可以作为一个供讨论的好稿子,一个有修改基础的好稿子。根据大家的意见再进行修改,以后再听取大家的意见。反复修改几次,可以成为一个好文件。时间很紧迫了,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要误事。
第二,秋里同志发言,指出现在的稿子有四五段写得很好,表达了党中央十二大以来讲这些问题的精神,表达了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讲这些问题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讲的话。我同意秋里同志这个意见,还要补充的是,稿子里不只是这四、五条,可以举出十几条来,表达了十二大、党代会以及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起草的同志在用心地体现十二大、党代会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意见。
第三,在前两条的前提下,我讲三个不够。一个,认真学习、研究、领会、体现十二大、党代会前后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讲话的精神不够。第二个,十二大、党代会以后,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很多新经验,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文件总结新经验、注意解决新问题不够。第三个,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大政方针定下来了,是正确的,可是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来不及规定,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问题,方针、政策还没有配套,由于经验不足,也不可能完全配套,这样,就留下了很多空子可以被人来钻。耀邦同志也讲,党内出现了新的不正之风。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熟悉。确实有不少人在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串钻空子,搞歪门邪道的事。这是一个经验教训。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文件是个重要文件,起草和修改这个文件,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不可能把所有的空子都堵住,但是在重大的问题上要尽可能想周到一些,不留下空子。而现在这个稿子,我看注意这个问题不够。
我们在北京讨论第一次迭审稿,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体现十二大、党代会前后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讲话精神不够。我主要是从这方面提一些意见。
主要是根据记忆,十二大讲了什么,党代会讲了什么,这期间中央领导同志讲了什么,把这些对照起来,感觉到送审稿体现得不够。八日上午到北戴河,我在火车上把带的文件读了一遍,原来感觉到不够的还是不够。一些有关的文件没带全。如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陈云同志在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小平同志和穆加贝的谈话,先念同志在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等等;都没带。实际上,这些都与这次精神文明决定有密切关系。没带的没办法了,带了的,一篇一篇看,看了两遍,同时对照送审稿,大概划了二、三十条,都没在这个文件上体现,而且都是重要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把所有觉得需要体现的问题都在这里说出来,我只举十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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