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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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一个月，确实看到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其中，日本总结了英国工党政府失败的教训，1960年由池田内阁提出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吸引日本全国人民。让日本人全都知道，这个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这个计划的实现，对于日本以后经济的高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经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通过实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相当严密，生产的计划性，比马克思时代前进了很多，确实有很多新变化。
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对经济进行干预，办法是制定经济指导计划。日本政府的经济指导计划，不是作为行政命令下达的，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保证计划的实行。经济手段包括经济立法、税收政策、银行信贷。如果企业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遵守政府的计划，亏本后政府不负责。
日本的企业不同于中国的企业。日本的企业既管生产又管销售。我们的企业当时都是只管生产，不管销售，与市场不联系，产品生产出来后，就交给批发站，由批发站按计划分配到各部门。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也不考虑产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
此外，据我在日本的考察，日本的重工业，除了为农业、为轻工业直接提供机器设备和材料之外，同时花很大力量生产日用工业品。我们的重工业部门，也有生产消费品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个概念、这种做法明确起来。重工业部门一定要清楚地看到，不仅要生产生产资料，而且一定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条件，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日用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消费品。这样，就能满足国内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需要，也能够开辟重工业自己内部积累资金的源泉。
后来，在我的文集中，这篇文章的题目由《访日归来的思索》改为《访日归来谈经济》。在编辑文集时，我主张收这篇文章，陈斐章同志不赞成收，他说没多少意思，因为我们在日本接触的人，主要是日本上层大资本家，没有接触工人。我又把文章仔细看了一遍，觉得还是收进去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地接触资本主义，应该讲还是有收获。日本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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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八 编辑《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和《陈云文稿》
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开办干部研究班的过程中，我提议以中国社科院院部名义，组织林子力、刘国光等同志把《资本论》第二卷搞一个1O万字的压缩本，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编出后由我主持讨论、定稿，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我还主持选编了一本《陈云文稿》，梅行、有林等同志参加。文稿内容包括陈云从1956年9月至1962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重要文稿。在文稿中，有一些是没有整理过的讲话记录，我们作了文字上的加工。我们把这两本书作为企业管理协会研究班的教材，并经过国家经委，在全国企业管理干部中推广学习。应该说，这两本书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陈云文稿》，当时的影响很大，许多搞企业管理的干部学习之后，都感觉受益匪浅。
我们选编的这本《陈云文稿》，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后才最后定稿，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以《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一九六二年）》为书名，1980年1O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党内发行。
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都是同当时中央提出的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相配合的。在两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特别是出版后，我都让研究室的同志组织文章进行宣传。
我们编陈云同志的文稿，前后搞过四次，梅行同志都参加了。第一次是1962年。当时，刘少奇同志提议编陈云同志文稿。陈云同志自己不赞成。少奇同志说，先编出来，让中央领导同志看看。我们当时编了三万多字的稿子，没有公开发行，中央内部发得也很少。第二次是编陈云同志1949年到1956年的文章、讲话。这次是第三次，是编1949年到1962年的文章、讲话。这次编的过程中，我把帮他整理的两三万字的内容也编进去了。但是到后来公开发表时，所有选编的文章，都是陈云同志自己写的文章（包括根据录音整理的讲话），别人按照他的意见整理的文章，包括乔木同志帮他整理的文章，都被陈云同志删掉了。定稿后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开出版。后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受中共中央委托，梅行同志主持，编了《陈云文选》三卷，先后于1984年11月、1984年7月、198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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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九 离开社科院
1980年以后，无论是胡乔木还是我，在中央的事越来越多，对社科院的事已经无暇顾及了。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商量，让于光远当院长。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胡乔木对我说，你到社科院和同志们谈谈，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就到社科院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召集了院部的一些领导干部，约有十来人。那时马洪是副院长，梅益是党委书记，行政职务是秘书长。社科院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梅益做。当时我们有个想法，即社科院的制度仿照苏联，院长、副院长不管事，实际工作和经常工作由秘书长负责。我们准备实行这个办法。座谈会上我和大家说，胡乔木和邓力群已经担负不了社科院的工作了，院长的工作，我们两人建议由于光远来担任。胡乔木让我把我们两人的意见向大家说一下，同时也听听大家的意见。我说了以后，半天没人吭声，既没人说反对，也没人说赞成，就是不吭声。后来有人说，休息一会儿吧，这样就休会了。重新开会时，就有人提出（不知是他们在休会时商量过，还是发言的人自己提出的），这是一件关系到全院的大事，是不是听听学者和老专家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我也只好表示同意，说那就听听学者、专家的意见吧。征求了一些学者和专家的意见，结果被征求意见的人大部分都不赞成于光远当院长。
后来，这件事被传成什么样了呢？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邓力群利用会议休息上厕所的时间，搞了一次阴谋。邓力群当面对于光远说好话，背后搞鬼。而实际情况是上面所讲的。
胡乔木的院长、我的副院长一直当到1982年5月。马洪从那时起任社科院第二任院长。后来，赵紫阳要马洪到国务院当副秘书长。赵紫阳也确实需要马洪的帮助。对此，社科院一些专家、学者反映，我们的院长到国务院只当个副秘书长，这不等于把社科院降格了么，大家不太高兴。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事务性工作太多，马洪到社科院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样一来，不但学者不赞成，连院部的人也不满意。尽管是秘书长当家，但毕竟有些事还是要由秘书长向院长请示报告，由院长做出决定。社科院同志反映，社科院的人总是见不到马洪，很耽误事。再加上很多工作马洪自己做了决定，就去实施，使得一部分同志不太高兴。
注释：
①朱佳木、朱元石当时分别是胡乔木、邓力群的秘书。
②邓力群：《甄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页。
③邓力群：《甄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0页。
④邓力群：《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5页。
⑤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6页。
⑥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7页。
⑦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9页至第340页。
⑨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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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一 担任中办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
1979年，在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人事更动。三中全会后，中央还改组了文件起草班子，党中央的文件起草从此以后转到胡乔木手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我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从1979年开始，我虽然还兼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但大部分精力已经转到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工作上来了。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办研究室，社科院的工作管得越来越少，协助中央及有关部门做的工作的分量越来越重。1977年6月开始担任的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的工作逐渐结束了。
中办研究室成立后，把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有林、卢之超、卫建林、林子力等同志（除李智盛外）先后调了过来，又把原来办公厅秘书局搞材料的人转过来，开始时一共有十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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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二 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
1 参与筹备
1979年元旦后，我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处理了几个紧急的重要文电，另一件事，就是参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工作。
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1978年9月下旬第一个提出的。1978年7月，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采取一边工作一边开会的形式，会期持续了两个月。9月下旬，他在中央常委会汇报后，引起中央常委的极大兴趣。当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叶帅在常委会上提议，何不把搞理论和思想工作的人集中起来，也仿照国务院务虚会的办法，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呢？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
胡耀邦、胡乔木，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也包括我，都赞成叶帅的这个意见。于是，从1979年元旦后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如拟定参加会议人员名单，确定会议方针，准备会议开幕时胡耀邦的一篇讲话，胡乔木也要讲话，等等。
会议开始后，我只是参加了第一天的会，是作为会议的“特邀出席者”、多年从事和关心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同志之一出席的。此后，就没有再到会上去，因为那时我在社科院和中央办公厅及中办研究室的工作很忙。
我没参加会，但对这个会议还是关心的，每天看会议简报，了解会议情况。
2 澄清一个历史事实
在看简报的过程中，同我有关的有一件事，在这里说一说。
一天，我看到有一期简报，内容是批康生在《红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署名康生的文章，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同路人〃的。由于我知道文章的来龙去脉，于是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2月13日写的，2月14日，会议秘书组把我的信发了简报。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从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中，从社科院的《未定稿》中，都看到有同志在批判康生关于同路人的文章。我觉得有必要把真实情况说一下。这篇文章，是国庆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全称据我的回忆，是《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做党的同路人》，署名康生。该文是我提议写、我出的题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许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执笔，两人共同讨论修改，最后由我定稿。文章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找康生，请他为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