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西夏史-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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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郡”。①其联合统治的机构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官
职，由11 人组成，其中汉姓3 人，党项羌姓4 人，鲜卑拓跋姓2 人。这
种蕃汉联合统治的特点是以蕃为主，以汉为辅，以及实授与预署并行，
但以实授为主。
李德明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其统治机构所设之官，
① 《西夏纪》卷8。
① 《西夏书事》卷4。
除了继续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之外，还新设有行军
左司马、右司马指挥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等等②。总人数仍
为11 人，但以汉为主（其中汉姓8 人，蕃姓3 人）；取消预署，均为实
授。
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发展到景宗元昊之时已初具规模。从其所设官
制的情况看，大致有如下特点：（一）模仿宋朝官制（如中央机构仿宋
设二十四司）、参照吐蕃官制（如设监军司等）结合本国国情设立官职；
（二）采用一套官职，两种官称；（三）中央机构中元昊任命12 人，仍
以汉人为主（汉占其七，蕃占其五）；（四）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
均为党项人。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把军队当做他们的
命根子。
景宗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就基本特征和性质而言，大体上没
有什么变化，但就其官制的发展看，同元昊时期相比，则有许多不同之
处。如毅宗谅祚时新增了各部尚书、侍郎？？等官，蕃号官称也增加了
诸如昂摄，昂星？？等新的内容，乾顺亲政后，仅用汉官官称，不用蕃
号官称①，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即上品、中品、下品、
末品、和不入品等，表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机构，经过多次补充，至此
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并非偶然，而是由下列两种因素所造
成。第一，在西夏统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
鞑靼、吐谷浑等族。这些族的统治者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
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镇压
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由其政治代表参加）参与政治，
加入到蕃汉联合统治的各级政府中去，共同行使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
权。
第二，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鲜卑拓跋氏，无论
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平都不如汉族地主阶级，加上立国前后的一段较长
时期里人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维持并巩固其统治，仅仅
让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族上层参与政权是不够的，而必须让汉人地主
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到各级政府中去，这就决定了西夏国家政权的组织形
式只能是蕃汉联合统治。
西夏历史特点之二，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外存在着某种程
度的依赖性。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②，其比较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州郡为22
州。这个疆域虽然只有北宋的1/2 强，但却是辽的2 倍①。（辽为万余里）
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22 州大体上有三种
经济状况。第一种为蕃汉集中居住的据点，如西夏都城、州、县治所及
其附近地区，为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
平较高。如凉州无论畜牧业和农业都很发达，居住在那里的吐蕃部落，
② 《西夏书事》卷8。
① 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 年《西北史地》第2 期。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参阅《宋史·食货志》和《辽史·地理志》有关宋、辽疆域的记载。
“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②。至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
屏障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不仅农业发达，其文化水准也很高。
“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③。
第二种是靠近宋夏边界的蕃汉杂居的农牧地带。如西夏东面的横
山，“多马宜稼？？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④。此外，西夏的天
都山、马衔山一带，也属于这类地区。
第三种是一些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或者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地区。如西夏河套的地斤泽、兴庆府西面的腾格里以及同蒙古接壤的广
大北部地带，均属于这类地区。这类地区的居民主要靠从事游牧业和狩
猎业维持生活，是西夏最落后的地区。
西夏经济除了呈现着发展不平衡性外，对外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
赖性。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夏州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在经济上就存在着严
重的依赖性。如周世宗显德元年（954 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入朝，
“彝殷恶其职与己埒，以兵塞路，不许通诏使”。世宗拟停止对夏州的
贸易，并遣使持诏切责，“彝殷惶恐，撤兵谢罪”①。彝殷屈服于周世宗
经济制裁的压力，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存在着怎样严
重的依赖性。
西夏立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
兴盛，这种依赖性多少有所减轻。宋司马光在评价西夏经济上依赖宋朝
时指出：
“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与边鄙小民窃相交易，
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
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②。
由于西夏同宋贸易获得好处，从而使其对宋的经济依赖性明显减轻，又
由于经济上“资用饶足”，“公私无乏”，因而在政治上变成为“似恭
似慢”，不卑不亢了。
建国后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虽然一度有所减弱，但由于西夏经
济比较脆弱，水平不高，加上受到战争影响，因此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
地将会长期存在。并突出表现在对宋朝“岁赐”与“和市”之上。史载：
“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
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
理”，两相对照，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
在着一定的依赖性。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
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宋史》卷335，《种谔传》。
① 《西夏书事》卷2。
②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③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
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②，从而获得必要的
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
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
马端临云：
“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
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
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
屈服”，固然原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
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 年元昊建国至1227 年末主■灭亡，首尾190 年。在这
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
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
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后果也最大。
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91 年（1038—
1128 年），双方和平共处仅26 年，其余75 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
这漫长的时间里，总计战争15 次。其中比较著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
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
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斗争。
长达75 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
中间呈间歇状态；其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
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
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均力敌，谁也不能
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
又发生了长达13 年（1210 年8 月—1223 年7 月）之久的战争。在13 年
里，双方大小战争约25 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为4 次，平均每年2 次。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
的战争。蒙夏战争首尾23 年（1205 年3 月—1227 年7 月）先后爆发了8
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
两次较大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5 次兵戎相见（元昊时2 次，谅祚时3
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后3 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
惨遭屠戮，流离失所。史载：
“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
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② 《西夏书事》卷38。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
于宋朝人民，受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亡
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
由强变弱，最后因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
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
三战三胜，然“人畜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
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
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
安定环境，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
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
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
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
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
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
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
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
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
筑、雕塑等方面。如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
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
其次来源于吐蕃；军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
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
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
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
① 《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②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西夏书事》卷41。
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 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