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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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没有取得政治上的实效，反倒成了官僚们相互倾轧和排挤的机会，各种利益集团都想在这个名义下浑水摸鱼，捞取好处。
1908年以后，宪政运动进入实质性阶段，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却猝然死去。在当时的官僚中，一部分人是慑于慈禧太后的威严，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光绪皇帝的同情，他们死去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就自然失去效力。现实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僚们假公济私，争权夺利，中央权威继续下降，地方势力则更加公开的和中央抗衡，政府效率下降到了最低限度，宪政运动不能成功也就可以理解了。
政治参与爆炸。1905年，戊戌政变后一度复辟的科举制终于被废除。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27〕。它的存在使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和政府表面上保持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让他们不至于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从事反政府的活动。科举制被废除标志着知识分子和现存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断裂，他们多年来汲汲以求、皓首穷经的努力一旦遭到官方体制的遗弃，引起的情绪反弹是不言而喻的。
毫无疑问，任何制度上的变革都将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制度变革开始之前，必须进行配套的制度改革，以使这些即将失去一部分利益的人能够平稳的过渡到较为平和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去。如果配套制度尚未准备完全就忙着进行实质性的制度变革，必将引发社会抗议运动，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也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在着手变革这种制度的时候也应当做好承担和化解风险的准备。从1901年到1905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折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一月一变，一变就是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就接踵而至”〔28〕，一个新的制度始终没有在这些关键的改革主导者之间达成一致，这些人“下岗后干什么”始终都被忽视。年轻人还可以出洋留学，多年接受传统的科举考试训练的人则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都已经基本定型，不可能在短期内适应新的教育方式，他们是这一制度变革中的真正利益受损者，只得被迫适应其他社会工作。在从事其他社会工作的同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式的传统士大夫的政治关怀没有被消解，他们仍然希望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他们对政治的意见。这样，强烈的不满混杂在这种传统的政治关怀之中，最后就成为他们积极评论时事、关注政治并参加其他类型的政治活动的动力。在后来的地方咨议局中就有大量这类科举失意者，他们的声音往往是最激进的。这不可能和他们曾经被抛弃过没有关系〔29〕。
甲午战争以后，除了政府公费和其他资金资助的留学之外，也开始出现大量的自费留学者，其中日本地理上靠近中国，文化上相近，很多人都首选日本作为留学地。1901年为一百八十余人，1905年为八千多人，正式停止丙午科举考试的1906年则多达两万人以上。在日本，他们一面学习政法、工艺之类的西学，一面接受革命者和保皇派的政治宣传，有时自觉参加政治活动，发展到后来，就自己组织政治活动。有许多人为革命的宣传所吸引，加入革命者队伍。大量具有政治热情的青年受到政治宣传的鼓舞和现实政治活动的训练之后回国，必然在民间和体制外形成一股极其庞大的政治参与力量。同样，政府没有办法消解和转移这种热情，也无法平息他们对时局的抱怨，更无法抚慰他们“救亡”的冲动，只好任其自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并不是社会下层，而是社会精英，他们返回民间社会以后散落在各种社会群体中间，影响着他们身边的人对时局的态度，一旦遇到什么政治突破口就会广泛产生社会动力。
这两个群体无疑是社会精英，在后来声势浩大的请愿、抗议活动，甚至是农民暴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闪烁其间。宪政作为一个近期政治目标使他们产生相互之间的认同，进而促使宪政运动变成了一个政治突破口。参与政治是他们真实的目的，至于立宪则不过是他们争取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的一个话语策略罢了。在后来请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中爆发出来的正是这种政治参与的狂热表现。那时，事实上，无论政府做出多大的让步，他们也是不会得到满足的。在这种时候，政府的初步让步正是对他们这种狂热的让步，过多政治上的退守往往激起更进一步——有时甚至是过分的——的要求，他们在新的目标下达成一致后就会促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浪潮
〔30〕。
总之，一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就至少要注意到上述的环境条件：广泛而统一的社会政治认同，使政府能够全力以赴的促进改革；开明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保证改革的方向和节奏受到控制；高效而统一的行政系统，使改革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在地方上取得进展；做好配套的制度改革，扩大过渡时期的政治参与空间，转移和降低政治参与膨胀带来的风险。晚清政府不能具备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反而常常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且又不能整合人们的政治诉求，最终导致辛亥革命在偶然中爆发而取得成功，而清政府的改革计划也就一起进入历史的坟墓了。
五、尾论
“救亡压倒启蒙”〔31〕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任何社会运动都必须为“救亡”服务。宪政也是一样，人们之所以能短暂地支持宪政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宪政可以救亡。重新检讨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已经难以为继了，社会革命正在悄悄地进行中，相配套的政治革命必然到来，问题仅仅在于是以激烈的社会动乱和暴力实现，还是以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实现。如果清政府的宪政改革真的要取得成功，事实上也是一种政治革命，那么它必须打破既存的政治格局，实现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换。这种转换发生之后，皇帝是否保留都仅仅是一种象征，实质性的政治革命在历史中不可避免。
检省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宪政国家的历史经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这些国家都是在经历了一次广泛的社会革命和思想启蒙之后，社会阶层分化已经趋于完成，人们崇信民主和自由这些现代性价值，社会公众对政府有比较强的政治认同，基层官僚体系在革命中受到整顿，有效率且与中央政府做了比较明确的权限划分，社会基本进入稳定时期，中央政府有能力和决心领导这样一场政治革命〔32〕。而中国晚清时期的现实情况与此恰恰相反：社会危机四伏，中央政府权威崩解，地方基层官僚体系中贪污成风且效率低下，人们对政府持普遍的不信任态度，革命正在酝酿和发生中，改革进程随时都有可能被革命打断。实行宪政并不是化解既存的政治和社会风险的手段，而是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以后，为了谋求长远的稳定而在制度上进行的政治变革。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宪政在这时普遍的被人们当成一种救亡手段，这本身就是存在局限的，在有时还是人们寻求认同所采取的话语策略。而他们本身对于宪政是否理解、他们自己能否为宪政做出建设性的努力还值得怀疑。
“是非成败转头空，浪花淘尽英雄。”历史无情，不会原谅任何人的政治失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罪责。清廷满怀侥幸的想用改革拖延革命的爆发时间，延缓自己的王朝寿命，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清廷已经日暮途穷，无论谁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了。宪政居然成为“救亡”手段，在如此语境下上演，幸也？不幸？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已经没有意义了，也可能见仁见智，但我们只希望，历史的误会仅此一次，不再出现。
注释：
〔1〕喻大华：《甲午战败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载《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2〕〔4〕
萧功秦：《戊戌变法之政治激进主义的再反省》，《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53页。
〔3〕〔5〕〔7〕〔8〕〔9〕〔13〕〔15〕〔16〕〔18〕〔21〕〔22〕〔26〕〔27〕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70、173、169、230、311、321、411、309、352、324页。
〔6〕〔19〕
李育民：《重论清末新政的宪政改革》，《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87页。
〔10〕 1902年以后，梁启超自创《新民丛报》，继续鼓吹革命。1903年以后又与康有为和解，重新成为革命的反对者。
〔11〕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他的文集《饮冰室主人合集》。
〔12〕同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刊物还有章太炎主笔的《国民报》，但其主要阵地和读者在国内，寿命极短，只办了四期就被查封。
〔14〕
《民报》创办初期的名称是《二十一世纪之支那》，后改名为《民报》。
〔17〕此说采自李育民：《重论清末新政的宪政改革》，《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93页。
〔20〕
近年来的经学研究颇有向建国前复归的趋势，许多人都考证说中国的革命传统不在别处，就在中国思想内部，尤其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易经》，刘小枫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详参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收于《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这篇文章也被上海三联书店印成小册出版。
〔23〕
详参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24〕〔28〕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之《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25〕
秦晖：《中国传统社会再认识》，《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29〕废除科举制所引起的社会效应是复杂而广泛的，这里仅取其中对政治参与力量格局的影响。详参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之《引论》。
〔30〕
如果可以，其实本文想说，这时的人们是失去政治理性的，是疯狂的，他们这种得寸进尺的要求可以被视为一种“撒娇”。但是，这不表示本人认为当时政府的镇压是对的。本文认为，当时应该采取其他方式来疏导这种政治洪流，把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建设热情。
〔31〕
此说为李泽厚先生在八十年代所倡，最近已经受到学者的质疑，但本文仍然取这种说法，因为这种模式在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时还没有其他说法可以替代。详参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载于《书屋》2002年第5期。
〔32〕
对于这段评论，笔者已经见到许多反对意见，但是，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能展开讨论，需要另文详细讨论。
三十个世纪的中西之别
？ 魏得胜
这个题目看上去很大，而实际只能说是历史点滴——中、西方史对比点滴。但毕竟长达三十个世纪——就是滴水，也早该成河了。这就是本文的特点，大则大矣，小则小矣。
本文就从纪元前十八世纪说起。有一天，夏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姒履癸亲临“炮烙”现场取乐，他问身边的大臣关龙逢好不好玩，开不开心。如识趣，关龙逢当说：“好好玩我好开心好开心耶！”可这位人性至上的高级知识分子硬要说真话，说这种新刑罚太残酷了，不人道。姒君主一听，大为不悦：我只准你等与君同乐，不准发表与君心情不合拍的言论。既如此，你就去“尝试”一下吧。于是，把关龙逢给“炮烙”了。这就是说真话者的开端，也是中国恪守良知之知识分子的开端。此后几千年，中国刚正不阿之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无不与灾难并存。说到西方，它在本世纪还是混沌一片，自然乏善可陈。
纪元前九世纪起（信史时代），中国开始有了准确纪年的历史。同期的西方诞生了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希腊诗人荷马。
纪元前八世纪。周王朝在本世纪受到蛮族的毁灭性打击，国王的尊严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迅速衰退，封国逐渐脱离中央，各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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