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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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还是实验室的方法，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研究经济学的问题时，它们不都是“渔网”类的工具么？我们可以运用它们，但不必迷信。
梅傲千古
梅 傲 千 古
？ 王开林
一位出类拔萃的女子，必能创造出许多个第一的纪录，放置在醒目的地方，足够世人永远钦佩和崇敬。陈香梅是女中豪杰，她就像体育场上独占鳌头的世界冠军，破纪录如吃家常便饭。屈指细数，她有如下几项“第一”，在当今全球华裔女性中，绝对无人能出其右：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中央通讯社第一位战地女记者；她是第一位在白宫任职（难民救济总署主席，时在1960年）的华裔女性；她是第一位出任美国航空公司副总裁（飞虎航空公司副总裁，时在1970年）的华裔女性；她是第一位美国大银行的亚裔董事；她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助选次数最多（共五次）的华裔女性；她是与各国首脑打交道最多而始终坚持参政不入阁的华裔女性；1972年，她被评选为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
有了这些纪录，陈香梅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幻，她的传奇便不只是单纯的巾帼传奇，作为华裔女性的骄傲，她还提供了一个堪称懿范的版本，使那些志不在小的优秀女性从中汲取教益、信心和力量。
黄蘖老人曾说：“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旁人看到的都是陈香梅风光荣耀的那一面，而她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空乏其身的另一面则鲜为人知。其巨大的成功绝非得自偶然，她能傲视千古，将那本记满了中华女性种种屈辱的流水账簿踹翻在地，毫无疑问，这与她的勇气、智慧、勤奋以及坚忍不拔的性格和把握机遇的才能密不可分。
一、始于忧患
公元1925年6月23日，中国阴历端午节，陈香梅出生在北平（北京）协和医院。
陈家祖籍原为福建，后迁徙至广东南海。陈香梅的祖父陈庆云年轻得志，才不过三十出头，就做了中国招商局的局长。除正室曾夫人之外，他还另娶了两房姬妾。陈庆云脑瓜子聪明，心肠火热，对创办实业兴趣很浓。当时，香港电车公司方兴未艾，他认为广州也有发展前景，于是做了大笔投资。哪知两地民情不同，广州市民观念滞后，公司亏得一塌糊涂。年关紧逼，债主登门，陈庆云受不了破产的打击，从五楼纵身下跳，自杀身亡，年仅三十八岁。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与廖仲恺是亲兄弟，一同参加革命。民国时期，他先后在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任职，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外交官，出任过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早年，廖凤舒与陈庆云结为莫逆之交，以至于上演了指腹为婚的传统剧目。其后天从人愿，陈家弄璋（得子），廖家弄瓦（得女），遂结为百年之好。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算得上是一位典型的读书种子。她母亲廖香词也是从小深受欧洲文化的熏陶，曾在法国和意大利学习音乐和绘画。在英国时，她还结识了伦敦上流社会一位年轻的贵族，芳心暗许，对于中国的盲婚自然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时，廖凤舒任古巴公使，深明女大不中留的古训，便将陈应荣和廖香词分别从美国和英国召到古巴首都哈瓦那，为他们正式完婚。婚后归国，陈应荣先在教育界发展，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因为他十三岁就留洋，国学功底受限，总觉得力不从心，后转到外交界服务，才算是如鸟投林，如鱼得水。
陈应荣与廖香词的婚姻在世人眼中堪称般配，却未必幸福，两人的性格南辕北辙，始终未能做到灵犀相通。廖香词并不快乐，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有点悲哀的样子。她好像一颗璀璨无疵的钻石，从各个角度散发出美丽迷人的光芒。而她也却是一位真正的淑女，知大节，识大体，心地善良。她一鼓作气生下六个女儿，作为外祖父，廖凤舒也就六次获得取名权，她们的名字依序为：香菊（后改名静宜）、香梅、香莲、香兰、香竹、香桃。真是十里飘香，四季分明，难怪飞虎将军陈纳德后来幽默地称她们六姐妹为“一座标准的植物园”。
陈香梅有这样特殊的家庭背景，从小听的是多国语言，见的是八方人物，而且随外交官的父亲能领略异域风情，避免了封建大酱缸的浸染，这是她十分幸运的地方。起点高，底气足，翅膀硬，这样的雏鹰自然要比别的鸟儿更敢于试探蓝天。
陈香梅少年丧母。正碰上抗战初期，陈应荣任旧金山领事，借口外交部不准假，居然没有回国。陈香梅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如此不近情理，连妻子的丧事都不准官员请假回家。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六姊妹大的不足二十岁，小的才不过五六岁，竟沦落到无人监护的悲惨境地。陈香梅眼看着母亲变卖首饰维持生计，又眼看着她身患子宫癌在医院里痛苦地死去，六姐妹最渴望得到父亲关爱时却连他的影子也见不到，她很难原谅他的薄情。
尽管还只有十五岁，陈香梅就深知祈祷上帝是没用的，父亲越离越远，战火越烧越近，她必须尽快独立。在父亲首肯之下，她和四个妹妹进了香港铜锣湾的圣保禄女中。这是一所由比利时修女管理的教会寄宿学校。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机群轰炸香港九龙的启德机场，全岛陷入恐慌，陈香梅和四个妹妹、几十个同学躲藏在寒冷潮湿、令人窒息的地下室里，许多天忍饥挨饿，担惊受怕，她们的泪都哭干了。不到一个月，日本人占领香港，她们终于走出了可怕的地下室，却走到更危险的“日光”下。什么叫生死未卜？什么叫命悬一线？陈香梅全知道了。
1942年三四月间，谢天谢地，她们六姊妹如逢大赦，总算拿到了离港证，可以远离血气氤氲的孤岛。逃亡是悲哀的，比逃亡更悲哀的则是在日军的刀枪下不许逃亡，六姊妹能够逃回内地，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1942年6月初，六姊妹首先从香港乘船到澳门，每人限带一件行李。在此之前，陈香梅与大姐静宜合计着将家里收藏的古玩、书画和母亲陪嫁的金银器皿装满几只大木箱，分别存放在一位相熟的印度人和另一位朋友家中；至于那些可以随身携带的钻石、翡翠、珍珠、蓝宝石、绿宝石和金银首饰，则全部带走，有朝一日，缺少生活费，将它们变卖，可解燃眉之急。把宝物缝在冬天穿的棉袄里还不够安全，她们又急中生智，在较厚的书册当中挖出小坑，藏一些珍贵的戒指和钻石耳环，再用细绳捆牢书册。这一套走私的法门，她们无师自通。所幸吉星高照，虽然在广州时六姊妹被人骗去几件名贵的首饰，不免有点沮丧，但总算是破财消灾。在逃亡途中，陈香梅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老百姓心里的苦楚，这可不是以往读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和《龙子》，看电影《渔光曲》那般鼻中微酸的感觉，而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震撼。何况陈香梅——这位出身名门的闺秀一路上尝够了风餐露宿和蚊叮虱咬之苦，又哪里体会得到一丝一毫温庭筠笔下那种“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诗意？人命贱如秋草，陈香梅染上了疟疾和痢疾，受到病痛不舍昼夜的煎熬，顿觉死神在收网。然而，她命不该绝，凭着几帖中药，凭着强烈的求生意志，她居然活了下来。
六姊妹到了桂林，才真正得到喘息之机，大抵应了“否极泰来”那句古话，美国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受好友陈应荣之托，派两名副官到桂林来寻找六姊妹，接她们去昆明，还给她们带来了生活费。
患难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造就许多人，也可以毁灭许多人，陈香梅很幸运，上帝将她归入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那支小分队里。
二、爱的羽翼
在回忆录《一千个春天》的英文本中，陈香梅为自己的初恋情人取了个英文名字——Bill，在中文版的回忆录《春秋岁月》中，则称他为毕尔或毕君。
1941年夏天到1942年夏天，六姊妹滞留在香港，战争的苦难近在咫尺，但就在这一年时间里，才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女陈香梅坠入了爱河，尝到了初恋温馨甜蜜的滋味，对象是交通大学的高材生，一位潇洒而多金却毫无纨绔气息的富家公子。他们相识在一次演讲比赛上，典型的一见钟情，“我和他面对面，四目相看，就像一股暖流、一道电力使我觉得我们前世似曾相识，我一时竟呆了，说不出话来”（《春秋岁月·初恋》）。
那是一个接近中秋的日子，陈香梅接到了岭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正在兴头上，毕业前她代表真光女校获得了全港中学生演讲比赛和作文比赛的双料冠军。人逢喜事精神爽。毕尔在香港最高档的香港酒店为她摆了庆功宴，香槟酒拉近了他们的距离，“陈小姐”这样生分的称呼在他的口中变成了更亲昵的“安娜”（陈香梅的英文名）。毕尔酒量好，吐出的烟圈从不散箍，很有些青年人的派头，也不乏豪爽的作风，他宣称自己要去重庆完成学业，毕业后为抗日出力。这也是特别讨彩的话题。毕尔喜欢陈香梅，有点惟恐人不知的意思，两眼老是看着她，对她微笑，问一些事情。她很少回答，身旁那位鬼机灵的女友则越俎代庖，有意无意间泄露情报，比如陈香梅是一流的才女啦，诗文很棒，为同学捉刀写情书，成功率极高，诸如此类。陈香梅的脸颊一早变成了通红的烙铁。可以说，爱情既可能使人大胆，也可能使人羞涩，毕尔是前者，陈香梅则无疑是后者，用“羞答答”三字形容她，算是恰如其分。毕尔乐观的精神和豪迈的个性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激发了她内心的好感。一位熟读了《红楼梦》的少女，早早地打开了情窦，毕尔就是她的白马王子。此后，陈香梅变得爱打扮了，母亲留下的香水也派上了用场，他们一起听斯义桂的音乐会，听他演唱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就在这时，毕尔自然而然地握住了她的手，而且是五指紧扣，那样默契而温情，令她心如鹿撞，快乐的电流全身奔涌。她只希望这个音乐会永不停歇地继续下去，好让他们依偎而坐，细细地品味这美好的感觉。音乐会后，他们乘坐缆车到山顶，一边看浮云，一边谈未来，毕尔希望陈香梅能去更安全的大后方读书，他乐意照顾她们六姊妹。真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喜悦的泪雨最能滋润爱情的花朵，这话原是不错的。何况还有令人心醉的初吻，这高于歌唱的神圣的仪式使爱情变得壮丽辉煌，这一吻令他们终身难忘。
聊天，吃馆子，跳舞，观剧，看电影，听音乐会，几多消遣，几多快乐，但好日子总是飞逝如风。香港危在旦夕，六姊妹买了船票，准备乘船到旧金山投奔父亲和继母（一位名医）。陈香梅纵然有一百个不愿意，但父命难违。热恋的人不怕危险，只怕离别，而离别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轰炸香港。按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说法，该是炸断了许多故事的尾巴。本来，毕尔已定于12月底飞往重庆，他买了三张机票，他和他的同学每人一张，另一张留给陈香梅。陈家六姊妹也订好了美国邮船公司的舱位，启程日期为12月27日。赴美？赴渝？还是留港？鱼和熊掌该如何取舍呢？陈香梅还没有最后决定。这一回，命运之神替她拿了主意，一个算不上太好，也算不上太坏的主意。日本人的炸弹丢下来，她的生路只剩下回大陆，所幸是与毕尔同行，再苦再危险也能相依为命。
毕尔重感情，更重事业，他带领六姊妹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广西桂林后，便与她们道别，奔赴滇缅公路去工作了。陈香梅随着岭南大学不断迁徙，好不容易捱到毕业，在抗战的最后一年成为了中央通讯社特招的第一位女记者。此时，毕尔已被调回重庆，两人动如参商，聚少离多。更不妙的是，毕尔对梳着两条辫子的女记者去采写美军“飞虎队”的新闻不以为然，他认为她做战地记者太危险，那是男人的事，总而言之一句话，战争让女人走开。陈香梅却不这样认为，她爱冒险，弱肩照样担道义。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她也可以放弃，她的事业心和爱国心并不输给任何一位男人。毕尔无法理解这一点，他甚至教训她：“美国人来援华我们当然感激，但有些家伙不但到处找女人，还居然到大学里去找女学生，太不像话了。”她听了这话很不是味道，当即回击道：“他们对我很客气，很有礼貌。我每次去采访，他们都派车子接我，又送我回报社，很守规矩的。”毕尔妒火攻心，接下去说的话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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