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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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信任的建立，美国的经济才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也正因为信任的建立，美国人才乐于投身到慈善事业和社区义工之中。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特意指出：“我们许多的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援助居于世界首位。很多美国人都主动的抽出时间为其他人提供服务，几乎成年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好。他们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并且帮助做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国家一大优点。”布什进而追索了美国人这样做的内在原因——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他说：“人们主动地承担起责任，帮助他人，他们的原动力就是善良的心，还有他们的信仰。美国是一个受信仰指导的国度，曾经有人称呼我们为教会之魂的国度，美国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说他们信神，我便是其中之一。”信仰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信仰是信任的根基，也是“美国精神”的源头。在《美国读本》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文字与信仰有关。我们很难想象，假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怎么能够起草得出《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来呢？正如布什所说：“信仰为我们指出一种道德的规范，这超越人们的法律，也号召我们承担比物质利益更为崇高的使命。宗教自由，不仅不可怕，而且应当受到欢迎，因为信仰给我们一种道德的支柱，它教授我们如何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如何爱护其他人，并且为其他人提供服务，并且如何有责任的过我们的生活。”可惜的是，听众们只关心国际关系中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对布什所阐发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这些“形而上”的价值观并不感兴趣，并冠之以“推销美国价值观”而排斥之。
　　福山转而分析了华人社会的致命缺陷。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之外。为什么中国除了像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银行这样“国家垄断”的大型企业之外，产生不了一个真正“航空母舰”般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呢？福山分析说：“华人企业在制度化方面的步履艰难以及华人的遗产均分原则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而无法成大气候的原因。这也赋予了华人企业以另一个特性：公司不断地产生、发迹，然后消亡。”王安电脑在美国从红极一时到销声匿迹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及整个东南亚华人经济圈中，困扰私营企业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如何从“家族企业”转型为“现代企业”。这种转型并非仅仅依赖制度就可以实现，它背后还有深层的文化惯性。在“低度信任社会”里，企业的创始人难道会放心大胆地使用职业经理人，而将自己的子女抛在一边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才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正如福山所说：“在中国文化中，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华人企业的家族业主不让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而是眼睁睁看着它四分五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在这方面，中国早期的成功企业家盛怀宣的经历具有代表性。他没有对家族企业进行扩大再投资，而是用百分之六十的财产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供他的儿子和孙子们享有，结果在他死后，财产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挥霍殆尽。所以，中国没有出现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这样延续百年至今依然充满活力的庞大企业。
　　“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败一途。”福山选择的是一条崭新的经济学的思路。多年来片面强调“专业化”和“学科规范”而变得越来也苍白与虚假的中国经济学界，面对福山广阔的研究视野和锋利的批判锋芒，难道不应当开始某种反省吗？

　　饮茶一悟

　　
　　——读《中国茶叶艺文丛书》
　　？　郑晓江
　　早起远眺，窗外一片青蓝色的晨光，千里赣江从天际浩浩荡荡滚滚流淌，绿洲、小船，还有远处的大桥历历在目。吸着清新的空气，我习惯地泡上一杯我最喜爱的“狗牯脑”——它是江右之地最好的佳茗。一会功夫，淡淡的茶香袅袅环绕在四周，轻啜一口鹅黄中透绿的茶汤，任其在齿舌间回旋，呀，微微苦涩透出淡淡的甘甜，真是气清神爽，心旷神怡，赛过神仙啊！
　　翻开书桌上还散发着油墨香的《中国茶叶艺文丛书》，就着醇厚的茶汤读茶书，岂非人间大美之事？
　　我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知青的身份选派至江西婺源茶叶学校学习过一年，作为学习委员，我以茶叶理论考试及实际制茶成绩名列全校前茅而毕业，获得了茶叶技术员的证书。婺源的青山绿水养育了我，而凝聚天地之精华的茶汤更让我的智慧趋于圆熟，但也使我心中郁结出一个长期不得其解的问题：茶，当然是中国茶，其灵魂及精神是什么？我的初步体会是：中国茶的灵魂或中国茶之精神，就是中国人、中华民族的那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人生态度和人生观念。
　　中国人有得自于儒家传统的人生精神，处事取“中”，生活态度平和，人生践履有“礼”，而茶汤不正如此吗？中国茶无论绿茶红茶花茶，皆以性温味淡平和为上品，而茶道不就是“彬彬有礼”吗？中国人又有取法于道家传统的人生精神：自然无为，恬然自得。而茶汤不也这样吗？中国茶在制作过程中，特别强调原汁原味；泡茶则要求洁净的天然甘泉；饮茶时要求凝神聚气，摒弃一切杂念邪思，以自然悠闲的心态，品味这琼浆玉液的精髓。赖功欧先生在《儒释道与中国茶文化》一文中也精彩地揭示出：“自然的理念导致道教淡泊超逸的心志，它与茶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这就确立了茶文化的虚静恬淡的本性。”“儒家茶人从‘洁性不可污’的茶性中吸取了灵感，应用到人格思想中……认为饮茶可自省、可审己，而只有清醒地看待自己，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所以，‘以茶表敬意’成为‘以茶可雅志’的逻辑连续。足见儒家茶文化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侯军先生更深刻地探讨了佛禅之人生与茶的相通性：“禅宗讲究顿悟，顿悟强调的是‘当下体验’，这种体验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恰恰就在这一点上，禅与茶‘神合’了。想想看，茶的滋味，谁能准确地描述出来？是香是甜是苦涩？是先苦而后甘，还是先香而后转甜？恐怕是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体验。……所以，禅宗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就是说，要想悟禅机，就请‘吃茶去’。如此一来，茶禅岂真成了一味？”饮清亮亮的茶汤，读如此睿智的美文，悟禅机玄理，真是身与心的享受。
　　不过，在我看来，不仅茶文化的内涵与中国人之人生精神相通，即便是茶叶的采制及茶汤的泡制过程亦与人之人生相像。古人云“天地之性人为贵”，而茶树亦是南方之“嘉木”，茶叶更被视为天地之灵叶，这是“人”与“茶”的相仿佛。
　　制茶过程也就是凝聚天地之精华的过程，所以，采摘要小心，不能用指甲切断茶径，而只可用拇指与食指间肉质的部分掐下茶叶，否则便会破坏茶叶的内在品质。在炒、焙、揉、烘茶叶时，强调要轻要柔要慢要温，必须保持住嫩芽尖上的白毫。所以，凡是毛尖一类的高档茶应该也只能用手工制作——这一切犹如人之初的幼年童年时期，要经过成长期的种种磨难与历练，而外在的呵护与关爱则是必不可少的。
　　再拈上一撮白毫入瓷杯，斟上甘泉，那嫩芽就开始优美地上下翩然翻飞——这真像人在世间的沉浮，人生之路似煎似熬，甜酸苦辣样样具备。茶汁渐渐而出，清清的茶水染上了鹅黄淡绿色，香气四溢——这象征着人生渐入佳境，青春与活力，风流与风采，成功与辉煌，全都迸发出来。
　　但物极必反、物盛而衰，再注入沸水，茶汤渐渐失去了颜色，茶汁亦慢慢地索然无味——这犹如人渐趋衰老，最终必回归尘土，因为新陈代谢是大自然永恒的规律。丛书《茶情雅致》中有一篇《茶之梦》，作者是这样感慨万千的：“……在半截红烛的光照之下，凝视手边的那杯茶，才感悟到茶的绿，不但是茶的本色也是生命的本色；而茶的苦，不但是茶的真味也是生命的真味啊！”
　　茶与人生，人生与茶，可以说就是中国文人扭结不清的内在精神的归依。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性弥漫一切的时代，哲学家究竟何为？其真正的身份已经不能作为“科学的科学”来指手画脚，更不能坚守基础主义、绝对主义、形而上学等等“老套”而安身立命，哲学家必须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运用其专业能力，介入公共话语，讨论百姓生活，诊断民间问题，使现代社会达到自我理解，能健康地发展。所以，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必须熟悉生活世界的语言，另一方面，他们也要熟悉专家文化的语言，介入世俗社会，保持优雅的趋向。
　　恰恰不是别的东西，只能是我眼前的茶汤才可充当雅与俗、上层与民间、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与百姓间的媒介。因为中国文人常以七事以自娱：“琴棋书画诗酒茶”；而百姓也以七事以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两者的相交处恰恰在“茶”。所以，茶“被文人雅士引为知己，同时又是平民百姓的密友良朋；它一方面能把民众的茶风茶俗汇入雅文化的诗情画意；同时又能把圣贤们诗思哲理，化作涓涓细流，泽被四野八荒”。可见，在中国，自古以来茶是茶又非茶，它实在是一种博大精深既雅又俗之文化。
　　饮一杯茶，不仅观色闻香尝味，不仅悟出许多人生的哲理，倘能够进一步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将整个的人生过程行走一遍，前瞻一下，体验一下，回味一下，你便可直通天地，逍遥人间，深深领悟并享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盎然禅意。
　　但是，现代人的人生的确是出了大问题，可以说，世纪之交的人很精彩也很无奈，就像茶叶中也分出新茶与陈茶一样。当人类耗费无数资源，付出无数生命和鲜血，终于把“冷战”送入了博物馆时，新世纪的曙光已然降临。
　　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在二十一世纪，人类能生活得更好吗？能否摆脱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视而和平共处？能否摒弃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而其乐也融融？能否调整人与大自然、与生存环境的紧张关系而共存共荣？
　　世纪之交的人犹如一杯香气四溢的新茶，很精彩。放眼观望：人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创造出的财富也许要大大超过以前几个世纪所创造财富的总和；人类在打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埋首于经济发展，依靠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量。电子技术与互联网，使全世界成了“地球村”；高楼耸立，倒处是新兴城市拔地而起；机械化、化学化的大农业生产，高新技术的现代化大工业，使这个世界突飞猛进、面目全非，更不用提及花样繁多的新思潮，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快餐”式的影视和流行歌曲，等等，人类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升。
　　但世纪之交的人也很像一杯泡过多次索然无味的陈茶，万般无奈：他们比之先辈更忙碌了——因为有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世纪之交的人更紧张了——因为有无穷多的活动领域；世纪之交的人“病”更多了——因为营养过剩引起心血管类的疾病大增，因为不良的生活作风而引发的诸如“爱滋病”之类的痼疾不少；世纪之交的人更无奈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全面地平面化，根本无暇作深度思考，人生无终极关怀，生命无安顿之地。所以，世纪之交的人在精神上、心理上产生出更多的痛苦，如神经抑郁症、焦虑症、自杀心理、戏剧型人格障碍、忧虑烦闷、恐怖压抑、歇斯底里、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