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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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当随时代，在高考作文题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充分。让九十年代的考生来做一九七七年的高考作文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其程度相当于让只会写白话文的当代学子参加一次古代科举考试。一九七七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年的作文是一篇名叫《心中有话向党说》的命题作文，今年的高考是一篇材料作文，让学生就“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发表感想。两者间的差距有多大呢？肯定不止二十年。也许我们只能感叹，过去的二十年，竟有着如此超常的社会阶段性容量，以至我们的心灵承受了太大的畸情和变幻。以往历史中从不曾有过第二个二十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心中有话向党说》，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命题呢？隔着二十年时空沧桑，现在我可以指出它是一种忠诚诱供，对庸俗政治的高昂兴趣（急切地变着法地想多听几声歌功颂德的甜言蜜语），已使它无视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本身特性了。与其说它是一篇作文，不如说是一篇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每隔一年半载就会嗡嗡写上数百字的“政治小结”。由于每位考生在参考前都曾接受过老师的关照：审题是第一位的，审题一旦出错，全部白搭。于是，一位志在进入大学课堂的考生，只要对题目稍稍掠上一眼，立刻就会知道，该题目包含下面三个不容置疑的前提：一，我对共产党（不可能是别的党）有一肚子话；二，这一肚子话目前正处于不吐不快的阶段，非得在考场上尽情吐露，心情才可能平静；三，这一肚子话只能是充满赞美的。接着，他断然决定将凡是与记叙文相关的写作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诸要素）全部忘却，以便倾全力于议论文体之中。如果他脑子活络的话，他会考虑变通一下，如将文章改成书信体，以“最最亲爱的党支部”开头。联系到一九七七年正是“两个凡是”盛行的年代，我们便接着知道，如果遵循“有什么说什么”的作文观，遵循“不撒谎”的做人要求，则有下列问题之一者，无法获得高分。一、政治上的迟钝者，比如一位出身于有着浓厚天主教信仰家庭的考生，他因满脑子都是耶稣基督，对共产党较为隔阂，所以面对试卷会不知所措。二、华侨子弟或任何对当代中国政治环境不熟悉的人物，如果苏东坡有可能来参加的话，就把他包括进去。三、对共产党确实有话要说，但只是想提点批评意见，说说俏皮话，或干脆就是趁机发点牢骚。四、任何一位不想把自己大人物化的社会小人物，他们人数众多，地位卑贱，很少有机会受到“赞美术”的训练。五、任何一位不可救药的社会批判家，由于他们将指出或抨击当代社会的不足视为当然使命，遂本能地抗拒政治赞美体──当然，后一类考生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一九七七年的中国，这一类人物要么还没有平反，要么还没有长大。这一命题最明确的信号是：写作是次要的，觉悟高于一切，高分属于最会唱高调的人。
今天的考生可能会问，“心中有话向党说”，又没规定所说的是什么“话”，考生不也可以向党提提意见、发发牢骚吗？是呀，单纯从审题上考察，这一写法是允许的，尽管谁这么做，就将付出与大学校门永别的人生代价。该命题其实是那首著名民歌的文字版。学生们坐在考场上只会想着放声歌唱，一个劲地把党比成母亲或太阳，因为冥冥中他意识到，党在侧耳倾听着呢。
归纳起来，七七年的高考作文，文学性是被排除在外的，降格为最原始的文从字顺。为了给文章增添一点文彩，排比句（我个人认为它是修辞法中最可恶的一种，搞政治的比搞文学的对它更感兴趣）也许会在试卷上大面积泛滥。
回头再看一九九九年的高考作文题，如果让七七年的考生（主要是一批三十大几的老知青）来做的话，他们也许同样会目瞪口呆，不知从何着手。“假如人的记忆可以移植的话，它将引发你想些什么呢？”不知道，因为那一届考生即使对政治不是有着超常兴趣，至少也有着超常敏感，他们显然会考虑如何将材料挂靠到政治表态上去。
与以往高考作文题最本质的区别是，今年的题目，让考生重新回到了文学的立场。这在具体要求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写作时可以大胆想象。”“想象”就是文学的立场。它还鼓励不同的“角度和写法”，它要求学生“题目自拟”，在字数上它只提供下限为“不少于八百字”，上不封顶。结果，这成了一道非常开放的试题，考生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尽情施展笔墨才华，只要留神别写成诗歌就行（那是明令禁止的）。考生再不会因为体裁上的不合己意而抱怨运气，无论你擅长横说竖说的议论，还是迷离惚恍的幻想，都可以一展所长，个别有志于当作家的考生，甚至还能过过写微型小说的瘾。“怎么写”的权利回到了考生手中，甚至“写什么”，考生也有了相当的选择权。这道试题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保证了最优秀学生的利益，如果“最优秀”指的是文理科均衡发展的话。
时事政治的因素，也被不动声色、水到渠成地排除在外了。
有怎样的高考体制，有怎样的命题方式，就会相应派生出怎样的语文教学法。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弊端，识者多有质疑，但第一线的语文老师却不该受到诘难。因为在严峻的升学压力下，他们根本无暇考虑如何培养学生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如何展开学生飞翔的文学翅膀，不管白猫黑猫，获得高分就是好猫。如果他们令人诟病乃至不齿的教学方式，居然屡试不爽地有助于学生在高考语文试场上敲响得胜鼓，他们就不该受到批评。比如，如果语文试卷中永远只会询问某某作家有哪几部代表作（一种与文学素质关系最远的提问，曹雪芹就没有听说过莎士比亚），一次也没有要求学生分析莫泊桑为何要这样塑造人物（这是真正属于文学的“中心思想”），一次也没有鼓励学生指出朱自清散文的不足（余光中先生就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朱氏散文的种种可笑），一次也没有让学生比较不同比喻的优劣（比喻，正是鉴定作家才能的方便捷径），学生死记硬背“唐宋八大家”的名字，就一点错都没有。
可见，虽然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让人欣慰，但国内语文教学的种种不足，追溯孽债的话，历年的高考命题难辞其咎。
一种有系统的错误，如果给它二十来年的发育时间，其结果将是可怕的。它形成一种如同生物链般环环扣扣的教学环节：拙劣的高考作文命题，直接影响了中学语文教学方式；高中教学又影响到初中（现在升高中时的竞争压力，比考大学还大），再有条不紊地向下渗透。今天的孩子几乎不读课外读物，不是不想读，而是根本没时间阅读。我每年为两个外甥女买的书，她们甚至在暑假都无法阅读，因为暑假，早已被开辟成名目繁多的第二课堂了。该生物链还直接导致了语文教师的集体退化。他们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时，他们只能以相同的方式，向学生施加以泯灭灵性为特征的教学。在该教学系统中，所谓“特级教师”（最能确保升学率的“好猫”），只能由那些最优秀的灵性屠夫来充当。由于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变得“德高望重”起来，各类参考教材都以拉上他们任主编为荣，以使他们高效低价的教学思想、教育模式，得到更全面的辐射。刚刚踏入中学教学岗位的青年后进，还需见大头鬼似地向这些屠夫“见贤思齐”一番，整个中学语文师资队伍，便有可能被抽走了脊髓。如果高层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意对高考语文的命题方式来一次革命性改变（今年高考作文已微露端倪），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可敬的师长，是否还具备适应能力。而要将这些平均分为不及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来一次大换血，也许再有二十年都不够。因为他们培养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地成长壮大。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在以往十多年的语文课堂上，基本上没有享受过创造的自由和艺术欣赏的快感。
我过去站在大学讲坛上时，也曾试图以芥豆之力，鼓励学生的创造力。只要有一丁点可能，我绝不布置命题作文，绝不轻易限定体裁和言说方式。为了鼓励他们的创造性，我一般还会将自己阅卷的游戏规则告诉他们：别指望陈腐老套的标题会在我这里得高分，别指望假大空的高帽子语言会打动我，就像别以为任何不够成熟的思想火花会被我打压。虽然如此，在交上来的作文或试卷中，像样的标题，令人欣喜的表达，仍然百里难挑一二。甚至，我特地举例反对过的若干迂腐模式，学生们仍会无视，照写不误。
一个关于自由的老生常谈，就此掠过眼前：如果人不具备对自由的驾驭能力，给他自由，就等于给他增添了一条镣铐。所以，虽然我对今年高考作文题非常赞赏，但对考生文章质量的普遍提升，完全不抱希望。从高考作文题中瞧出民族文化的走向是容易的，但它很可能会有二十年的潜伏期。
不动声色的变迁
？ 方舟子
在一九八五年七月考完高考语文后，我以为就跟命题作文永别了，没料到现在又接到命题作文谈命题作文。不过，这个命题甚合我意，题目也出得好，既“不动声色”又“变迁”，一听就透着深沉，是考大学生的题目。虽然主编给了两周的期限，我还是重温一下旧梦，按作文考试的规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写完交差。今年的语文试题一公布，我就从头做了一遍，只漏了作文没写，现在算是补上了。
提起高考语文，就像谈起旧日恋人，内心不由就涌起一股柔情。各门高考科目中，只有语文这一门考的是技能，跟教材没有关系，所以也就不用特地去准备（准备了也没用），既不必像数理化那样做大量的练习题，也不必像政治、英语、生物那样死记硬背，在我完全是置之度外，只要到时候去考试就行了。结果还顺手考了一个全省第一，俗称状元。状元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所以一有机会我总爱提一下此事让我的祖宗风光风光，这回摆显起来更是名正言顺。做完了今年的高考语文题，跟标准答案对了一下，发现只错了三道，这把宝刀过了十四年，还是一点没老。看来如果再去参加高考，再拿个语文状元还是可能的。对别的科目我就绝不敢夸这样的海口。
这么好的考试，却有许多人视之如寇仇，而且还都是胡子一大把，语文考试再坏也坏不到他们身上的人。自去年高考以来，我看过的控诉高考语文的文章就不下十篇，个个声泪俱下，“与学生为敌”啦，“学术霸权主义”啦，乃至上纲上线到“祸国殃民”的高度。前文化部长也凑热闹抱怨说让他考去年的考题他考不及格。钱理群先生更是做鲁迅状，对着考卷大喝一声“往哪里去？！”也许正是在大家的口诛笔伐之下今年的出题者才对语文试卷做了“改革”，到现在除了听到中学语文老师叫苦连天说“出题不规范”、“像这么考以后没法教学了”，以及有名作家说他写不了那个作文题之外，倒也没听到什么骂声。不过据研究过高考试题的出题趋势的专家说，高考试题就像文武之道，历来是一年紧一年松，明年又复辟了也说不定。既是“变迁”，也就难免会有“反动”。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的作文命题按时间顺序排一排，从最早的《心中有话向党说》到我参考那一年的“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再到今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么，确实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即从政治化到社会化再到自由化，与中国从集权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型恰好合拍。
民间把高考第一名称为状元，那是因为把高考比做了过去的科举，而高考作文更是科举的嫡传。中国的科举考试，本来有两个传统，即偏于政治的策问和偏于文学的诗赋。应帖诗赋虽然也有一大堆框框，但毕竟还算是比较个性化的，也就只有在科举初创、专制也不那么严厉的隋唐才能盛行一时，甚至还导致了唐诗的繁荣。但从北宋王安石改革科举，创制经义文取代诗赋考进士科开始，到了明清，又成了八股文的天下，科举考试也就完全政治化、程序化了。科举考试的宗旨，是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向皇帝献策，也就是“心中有话向皇上说”，在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