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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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租界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它最后变成了对支配此地的英国人所特有的
① 墨菲：《作为近代中国锁钥的上海》。陈德昌在《历史研究》1957 年第1 期第58 页中提出，早在十三
世纪，上海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港口。
① 《同治上海县志（1871 年）》，卷5 第9 页。关于从1190 年建县以来上海县的发展，参看上海通社编：
《上海研究资料》，卷1 第53 页及有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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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精神的颂歌；但是，它形成的过程却经历了二十年的酝酿期。 ②
从1843至1853年在这些小居留区内，除中国雇员仆役或服务行业外，
一般不让中国人居住。中国居民在1853年初估计仅五百人，但到3月太平军
占领南京时出现了大批难民。几千名无家可归的中国人立即在外滩露宿或住
进码头边的小船上；席棚、店铺和廉价住宅组成的新街道弄堂如雨后春笋那
样涌现，以容纳这些人；于是外国居留地很快变成了一个中外杂居的城市。
逃避太平军的难民不仅包括平民百姓，也包括有钱有地位的地主和商人家
庭。在以后十年中，被迫离开家乡的绅士加入到上海社会中来，从而加速了
长江下游的地主家庭与外国的接触和贸易往来。这样，在西方商人和中国统
治阶级分子之间便出现了某种利害与 共的关系。在上海租有土地的西方人，
现在通过把土地转租给不动产经营者和建筑业者而获利。到 1854年年中，在
一百五十栋外侨宅第之外增加了大约八千所中国住户。
这种中国人大大超过西方居民的中外杂居情况，并没有使上海居留地退
还给中国人来管理。相反，上海旧城于1853年9月7日被粤、闽小刀会起义
者攻占以后，外国居留地更加成为难民栖身之所。直到十七个月以后，即到
1855年2月法国军队与清军把造反者赶出时为止的这段时期，上海的外国居
①
留区始终被骚动和叛乱所包围。各国领事虽然坚持中立立场，但他们不得不
越来越多地承担地方政府的责任，其中包括涉及中国居民的审判事务。他们
对较小罪行处以适当的罚款或收监，比较严重一些的案件就移交给中国当
局。这时的道台是广东人吴健彰：此人原在公行中吴爽官的商行里做过事，
捐了官，但继续在商业上与旗昌洋行的金能亨等人保持联系。1853年9月7
日吴健彰被他的美国朋友救出县城；此后他继续和他们合作。一种新的中外
利害与共的关系现在在上海与日俱长起来。除鸦片而外，从西方的进口都减
少了，而茶叶，特别是丝的出口，却由于太平军破坏了中国国内的需求以及
破坏了输往广州的路线反而有所增长。
这一切使得当地的中国人甘愿默认外国居留地的自治权，而且还出力帮
忙保卫它。这种中外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就是上海能成功地取得独立地位的
秘密所在。到1854年，建立新秩序的要素已纷纷出现，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些
新制度。
这一套混合的新制度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海关雇用外国税务司的原则；根
据这条原则，清朝海关雇佣外国人做中国的公务员，并监督外国商人遵守税
则和贸易规定。这一大发明当然是长期发展的产物。在1842年以后的时期
英国领事在最初阶段曾试图监督英商交纳条约税则规定的关税。但是这一“领
事为了稽私而进行干预”的做法立即引起商人的一片喧嚣，因为商人发觉他
们可以通过威吓或利诱中国海关收税人员的办法，使双方在关税税额上私下
成交，互相得利。用这种办法“诈骗皇帝”的关税收入，使守法的外国商人
很恼火，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竞争，但事实证明不可能有什么妙计使中国海关
变得清廉，特别是在不诚实的外国人可以用武力相要挟，而善良的中国关员
却缺乏武力的时候更是如此。到1850年，英国政府完全被合法贸易中的中外
偷漏关税的行径所挫。平等执行条约税则这一条约制度的基石正趋于崩溃。
② 费塔姆：《费塔姆对上海工部局的报告》摘要，第2 章。
①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收有《北华捷报》及其他西方记载的大量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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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年代初的第二阶段中，上海的英国领事阿礼国企图用拒付关税的
办法威逼中国海关，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伤害条约制度。第三阶段开始于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的起义，这时海关处于停顿状态。阿礼国要他的商人
用期票缴纳根据条约规定应付的税款，以使贸易能继续进行。当兼管关税的
吴道台征得清帝的支持要求纳税的时候，阿礼国领事的这种出具期票的“临
时制度”最后不得不予以废弃。但是中国政府还不能在上海对外国贸易重新
征收有利可图的关税，所以吴健彰开始在领事耳目以外的内地对外国货物课
税。如果长此以往，这种作法就会破坏条约口岸制度。
与此同时，即到了1854年4月，围攻城内叛乱分子的清军已开始抢劫和
威胁县城以北外国居留区的外国人。清政府当局无法控制他们。4月4日，
阿礼国领事和他的美、法同事一起拼凑了一支由四百名水兵和商人志愿兵组
成的混合部队，以四门大炮出击，在那次所谓“泥滩战斗”中肃清了居留区
的西界。不象广州的商行区那样，这里的西方人是能够控制上海的局面的。
由于美国新监督官麦莲（在与省当局的谈判中他曾与英国人密切合作
过）的到来，在军事…商业领域内也出现了政治家人物。1854年7月12日，
上海英、美、法三国领事经与吴健彰谈判，终于就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达成协
议。作为关税监督官，吴健彰负责雇用由领事提名的外国税务司，使之规定
外国商人的纳税额，和过去一样，它由中国海关银行接收。作为给他的一种
甜头，吴健彰可以指望从“临时制度”时期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关税期票中收
到大约一百二十万银两或三十九万一千镑税款。 （后来经过许多法律交涉，
美国的关税只付了三分之一，即118，125两，而英国则分文未付。）最后由
于所有这些机缘的凑合，出现了一个又公正可靠、又有效率的海关。从此，
外国领事有了法律之治，中国政府也因此获得贸易税收。虽然1854年的协定
给予领事以关税控制权，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这一责任。不久双方一致议
①
定，外国税务司虽然是外国国民，但只替中国皇帝效力。这种新规章所以能
在上海实现，部分地是因为在当时万分危急的境况下，中国当局的代表是一
位诡计多端的人物，他成长于广州的商场上，而不是在正统儒教的熏陶下教
养起来的。
第二个改革之所以需要，是由于大量难民流入城镇，给市政管理带来了
危机。随着中国贫富不等的人的住宅大量兴建，所有城市的弊病以及海员港
口所特有的罪恶活动也变本加厉起来。防火防病和维持市民秩序等，没有一
样不变成了迫切的任务，所以各国领事在1854年7月与吴道台就制定一项《英
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取得了一致意见。在早期协定的基础上，新章程规定领
事每年应召集土地出租人开会，讨论的事项有：修筑道路、码头和桥梁；对
这些建筑进行维修和打扫；提供适当的照明设备和排水 系统；另外，还要建
立一支警察队伍。年会还受权对土地和房屋课税，对上岸货物征收码头税。
负责此事的委员会被授予法律职能，即要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提出起诉和对每
年帐目提出报告。这样就创建了一个贸易商的共和国，它有权在外国领事根
据条约进行管辖的规定下进行征税和警察治安活动，同时还取得了中国政府
的默认。当清朝官吏软弱无能而地方势力尚未巩固的时候，在上海的放肆的
外国人便得以建立了这一套新制度。
在1854年以后继续骚动的十年中，中国资本被吸引到了中西商业合作的
① 赖特： 《赫德与中国海关》，第91—110 页；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431—4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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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上海。从广州来的买办商人立即遇到附近的宁波 （它是个较古老的商
业中心，曾经是同日本贸易的中古式的入口港，并且那时还控制着由杭州湾
到满洲的大部分沿海贸易）银行商号的竞争。山西票号是在地区间 （特别是
在华北）的资金汇兑方面同官场进行密切的合作；宁波钱庄则不同，它们是
在长江下游与沿海及外国贸易发生关系而起家的。它们由早期兑换银钱的店
铺发展起来，发行可以兑换铜币或银两的汇票，并创办了信贷，以此来促进
贸易。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宁波钱庄通过发展过户制度而满足了信贷需要；
凭过户制度，商人在他们的钱庄存折中登记下彼此之间的每日交易，然后由
钱庄每晚进行核算，使交易能得到结算和转帐，这便替信用证券创立了一个
粗具雏型的票据交换所。
宁波银行家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在上海贸易中崭露头角，后来开始在上
海银行界起显著作用。当条约口岸的开辟促进了沿海和国际贸易的时候，上
海茶、丝贸易的地方金融家大多是宁波人，他们能够依靠宁波地区旧式商业
家族积累起来的资金。鸦片贸易发展了期票和银行汇票的使用，而太平军叛
乱对长江下游贸易的破坏又给予宁波…上海银行家们以更多的机会。在条约口
岸有自己银行的外国商人感到必须与本地钱庄合作，以便利用它们的票据交
换所组织。而与外国的这种联系，反过来又有助于使中 国钱庄能对政府的控
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①
① 琼斯：《宁波的金融：1750—1880 年的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47—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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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对比西方在广州和上海的经验，有助于说明十九世纪中叶外国在中国的
作用。在这个时候，清朝主要关心的是叛军势力蔓延，而叛乱正显示了中国
政治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弊病。库恩先生将在第六章中指出，旧秩序由于结构
和环境的多种缺陷而受到损害，受过儒家洗礼的文人学者统治阶级终于以不
可忽视的活力和独创性来对待这些弊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主要省
份都处于内战和混乱状态时，沿海的西方商人、传教士和军队相对地说似乎
只属于边疆偏僻地方的问题。外国人在火力方面无敌而人数甚少，他们虽然
可以打到广州，甚至最后打到天津和北京，但是他们不能取代中国人口，也
不能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来统治中国人。一句话，象从前蒙古和满族入侵者一
样，英国人也能打入中国的民族混杂的统治阶级权力结构之中，甚至到时候
还可以在帝国政府中起作用。但是他们只有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只有与统治
制度互相适应，而且只有在中国民众没有被现代民族主义感情动员起来反抗
他们的时候，才能这样做。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可能迫使清朝给予外
国人以条约特权和在中国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而延长并改造了帝国的政
体。但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严阵以待，顽固地进行排外。就在清朝全
力对叛乱进行镇压的同时，西方入侵者仍被视为需要清除净尽的累赘。
咸丰帝即位于1850年3月，时年十九岁，他不久便被灾难所压倒，因此
看来他不是一位明智而坚强的领导者。他对外部世 界极端无知，徐广缙（当
时是负责对外关系的广州钦差大臣和总督）煽起民众的排外情绪使英国人不
能入城的成就，深深地打动了他。1850年3月，英国人因徐广缙违反条约而
在天津给穆彰阿和耆英（负责签订1842—1844年条约的两位主要官员）递交
了抗议书。这位年轻皇帝的反应是，以屈服于英国人的罪名斥责和贬抑他父
亲所信任的这些官员。此后，他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