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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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如果我这样说法是对的，自然要问，谁来研究，由党和政府的干部拿出一部分力量来研究好呢，还是搞一批人出来专门做这些工作好呢？我想是专业来搞应当好些。搞得出一套学问来么？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变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来，不就是学问么？至于这些科学称什么名称，那倒无关宏旨。如果大家觉得社会学三个字不讨厌，用三个字也要得。”
就在吴景超、费孝通等呼吁恢复社会学的时候，1957年3月6日至3月13日，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一天即3月12日在大会上讲了话。讲话的主要精神是放开言路，继续贯彻“双百”方针，他说：“中央意见就是不赞成收，就是要放。”他说五百万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都是人民的先生，“没有这五百万，我们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要下乡看看。就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科学家们就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是先生领导学生，还是学生领导先生？当然是先生领导学生。”他还特别告诫党内同志“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毒草，不要怕牛鬼蛇神，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发展真理、发展科学、发展艺术”〔1〕。
毛泽东的这个发言，对于参加会议的费孝通当然是极大的鼓舞。费孝通以“社会问题还应研究”为题发了言。费孝通提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应当按行改造，使旧人员能归队，作全面安排。”公开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要求。
1957年3月20日，雷洁琼、严景耀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吃饭，为此邀请陈达、李景汉、吴文藻、吴景超、费孝通、赵承信、吴泽霖、林耀华等几位社会学界的领袖人物作陪。费孝通“利用这个场合，引导大家谈到社会学的事”。并且约定过一个时间，由他约请大家再谈。《新建设》听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给费孝通，说中宣部要他们对于社会科学方面多做些工作。《新建设》愿意请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吃饭，并座谈社会学问题。会议记录由他们发表。
同年3月24日，费孝通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说：“出门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个通知，是劳动干部学校邀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陈达先生的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这个通知是一个喜讯，他老人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还有，到家刚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谁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费孝通以陈达和李景汉的事作为文章的开头，也显然有为社会学恢复造势的用意。
4月5日，民盟中央主办的《争鸣》月刊邀请一些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开了一个座谈会。费孝通因病没有出席，但是，他就社会科学等问题作了一个深思熟虑的书面发言。费孝通明确指出：“应恢复的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重视的即重视起来。”进一步提出恢复社会学的问题。
4月10日，《新建设》召集社会学问题座谈会。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潘光旦、吴文藻、林耀华等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费孝通主持会议，会上讨论“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着重谈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问题。
这次座谈会因为有中宣部的背景，所以与会专家都认为领导上已经同意要恢复社会学，要讨论的是怎样搞法。费孝通在会议上并没有发言。《新建设》1957年7月号上费孝通的发言是6月中旬补写的。费孝通说：“那时《新建设》要发稿，催得很急，我在开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在开会时补写的。那时已看到《人民日报》反右派的社论，所以所说的话已经和过去不同。”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费孝通还是明确提出了在自我改造中建立新的社会学。
林耀华在会上说：“我初步的意见是我们大家可以从实际出发，具体的考虑一下：社会学者以前做了哪些工作，现在继续做什么工作，哪些问题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所迫切需要的，都先摸一摸底。例如，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农村社区调查、城市社区调查、家庭婚姻问题、民间风俗习惯、传统和创作的研究等等，直到现在都很少人去摸。这些问题都急需进行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有密切关系，而且社会学者能够胜任做这些工作。这样，如果我们找到了具体研究的问题，做了具体工作，并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的话，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以及它的对象问题早晚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1957年5月中旬，中央宣传部召集了在京的社会学家开了一次会，拟定陈达、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人为中科院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委员。费孝通从江苏视察回到北京后，主张尽早开会。6月9日下午，在北京南太常寺十二号陈达家里召开“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成立会议。会议由陈达主持，讨论了恢复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步骤。
吴文藻在会议上说首先要把过去学社会学的人适当安排较为对口的工作，要准备成立社会学学会，全国性的总会在北京，但上海另应有个中心。他还建议尽快在北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费孝通的思路是从人口问题、北京社区社会调查入手，积累资料，有了资料再进一步恢复各大学的社会学系。他主张集中一批人搞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会议决定由吴文藻、潘光旦、雷洁琼、林耀华等负责草拟教学计划。
二
回顾1957年恢复社会学的这个过程，可以清晰看出吴门师徒都卷入了这场运动。费孝通在其中起了核心的领导作用，用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专家局局长齐燕铭的话说，费孝通“既是参加密室策划的军师，又是到处放火的急先锋”。吴文藻卷入得也比较深，他特别关注的是恢复大学里的社会学系，关注的是人才的培养。林耀华只能算参与者，敲敲边鼓。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恢复社会学的努力也就戛然而止。恢复社会学被看作“章罗联盟”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批判。一时间，声讨“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
值得关注的是吴门弟子之间的同室操戈。
1957年7月7日，中央民族学院召开“批判费孝通大会”。在会上林耀华作了一个题为“阴险丑恶的费孝通”的发言，全面揭批费孝通。他说费孝通是“章罗联盟”的第一号主谋人、“军师”和“野战指挥官”，“两年来南奔北走，假借调查工作名义，到处宣传反动言论，整风中更是到处点火”。
林耀华说费孝通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1935年妻子王同惠死后不到一星期就“重新恋上一个女人，把王同惠抛在九霄云外。1941年到1942年间，我亲眼看到费孝通在云南大学组织小集团，攻击和排挤社会学系系主任陶云逵，以便自己当系主任”。“在年前我院研究部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他还鼓励同志们说：‘一个人的抱负，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林耀华还揭发说：费孝通一贯敌视苏联的社会制度，尽情诬蔑。“例如他说我想我们可以从这角度看苏联的权力性质。英美学者把它归入横暴权力的一类里，因为它形式上是独裁的；但是从苏联人民立场来看，这种独裁和沙皇的独裁不一样。”“费孝通几次召集社会学讨论会，阴谋恢复反动的社会学，以抵抗苏联民族学。”
林耀华说他同意余胜椿的话，“费孝通关关犯错误，关关检讨，关关混过去”。“这一次，我们决不允许他滑过去。”
林耀华的这个发言经过修改以后发表在1957年8月2日的《工人日报》，成为批判费孝通的一篇檄文。
1957年8月30日，林耀华等在《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一些什么货色》一文说：“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毒害是很深的。我们就以费孝通——这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成品、右派分子吴文藻、潘光旦所夸耀的得意门生为例，就可以看出这其中的货色是些什么东西。”林耀华说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是“章罗联盟”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在这个阵地上费孝通以“社会学界的把头姿态出现，拉拢他的一些一贯对党不满的‘老师’、也是他的追随者——潘光旦、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彼此勾结起来，互相标榜吹捧，利用合法组织进行非法活动，制造空气，阴谋进行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活动”。
林耀华认为费孝通的农村研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帝国主义主子提供资料情报的。费孝通的成名作《中国农民的生活》，“用反动透顶的功能学派的观点，把中国农村描绘成落后不前的士绅乐土”。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为之写序，并称费是“一个缺乏国家偏见和民族仇恨”的中国功能学派青年社会学者。林耀华借题发挥：“这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祖国和民族观念的帝国主义的奴才”。林耀华揭发说：“在《禄村农田》（1944）一书中更露骨地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这是帝国主义最欣赏的。他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讥讽为‘铁律’，他说：‘在二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曾闹得锣鼓喧天，不幸的就是他们（林耀华按：指马克思主义者）所奉行的铁律并没有事实的根据。社会变迁并不若他们所想像的那样简单。连马克思自己对于他深信的进化程序能否通用于东亚，尚且存疑不论。何况代公式的本领还没有深通的人，自然更难有精彩表现。’在这里，费孝通极其恶毒地诋毁马克思主义者。”
林耀华讥讽费孝通自称民族学家，但费孝通除了1935年真正做过一个月的实地调查外，基本没有做过民族学的田野工作，“费孝通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实在是贫乏得可怜”。
林耀华还指责费孝通的治学方法存在严重问题。林耀华指出：“费孝通出身于地主家庭，长期承受英美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早就奠定了他仇视人民的，买办、封建的政治立场。”“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他搞学术的手法是很卑劣的。他在学术研究上一贯采取右派分子的手法，夸大歪曲我国农村生活的落后面貌，以迎合英美帝国主义主子的需要。他的治学态度极不老实，例如他假装强调实地调查的价值，实际上，他一生在农村调查的时间不过五个月，对象不过二千零六十九人，居然代表起全部五亿农民的面貌，从而诬蔑中国全部的农民群众，真是荒谬绝伦，无耻之极。”
林耀华说费孝通“在学术上并没有下过功夫，平时很少读书，即使他所吹嘘的功能学派，他也没有真正下过功夫。只是玩弄几个名词——像功能、制度、差序格局……来蒙混读者。他的学术，常常是文不对题的七扯八扯”。“费孝通教书一向不负责任，事前不备课，上课以后就信口开河，连一些科学名词如科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定义都说不清楚”〔2〕。
三
费孝通此时已经成为一只人人可打的“落水狗”。1957年7月13日，费孝通在人大会议上就作了《向人民服罪》的检讨。费孝通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文化买办，他说：“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篇论文得到一个贩卖公式，就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写中国社会状况；在中国写英美社会情况，实质就是公开提供情报，向中国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双方都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从中取得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从那时开始，本质上已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帝国主义多年造成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丑恶的文化经纪人。”
在“反右”那场运动中，林耀华因为反戈一击有功，免于被划为右派。而他的老师吴文藻和同门费孝通被划成右派。除了教授的职衔外，费孝通被剥夺了一切社会职务。吴文藻、冰心、费孝通等人1978年之前一直搞翻译，摘编西方国家的民族学材料，做了高级资料员。他们除了给我们留下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这本译著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留给费孝通的是深深的伤害。其实，在这场同室操戈以后，林耀华背负良心的谴责直到晚年，他或许是时代悲剧的真正承载者。
注释：
〔1〕毛泽东：《毛主席在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号：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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