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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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摹�1〕。
也有人试图从法理的角度，但从反的方向证明取消优待条例之合法，如章太炎所说：“六年溥仪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2〕这是说清室应该为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负责。这种事后追溯看似有理却站不住脚。像张勋这样的既有实力而又鲁莽的武人，清室有力量制约他吗？如果真的因为溥仪参与复辟所以要取消优待条件，那么民国六年复辟败灭之初为什么不立即着手？更何况，溥仪出宫之后，有人曾试图在溥仪的文件中找到他参与和支持复辟的证据，可惜并没有找到，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说来很有意思的是，1922年，也就是张勋复辟之后五六年、北京政变之前两年，溥仪大婚，送礼的既有吴佩孚、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炙手可热的人物，礼单上还有北京政变的主角、“基督将军”冯玉祥将军送的一柄“白玉大喜如意”呢〔3〕。从这一富有喜剧化的细节中，我们是否可以窥出种种堂皇言辞下面的一些东西？
溥仪出宫后，于1924年的11月29日偕同郑孝胥、陈宝琛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1925年2月，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赴天津；再以后的事，国人则已耳熟能详。如果没有北京政变，没有溥仪出宫，又会如何呢？历史无法假设，当然也可以说溥仪后来之被日本人利用自有一种必然的逻辑，但我们说北京政变之发生至少给日本人的这种利用提供了便利，应该要算平实之论吧？
北京政变还影响到了一个著名学者的命运，他就是王国维。政变发生后，王国维在致北大某教授信中说：“优待条例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必有遵守之义务。”当年这样的话难免“迂腐”之讥，而现在看应该是符合法理精神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则记载：1924年11月，“先生因清废帝溥仪被逐出故宫，自认日在忧患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王之后来沉湖自尽，虽有各种解说，但他与清室的精神联系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当然，一个学者的生死，在军国要人和动辄大谈“历史必然性”的人士心目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俱往矣。这样的往事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只能说说而已了。我只是在回望这段往事的时候常常想起胡适。当年他给一个猛烈抨击他为清室“张目”的人回信说：“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读这样的句子，不由人不感叹：胡适毕竟是胡适。
注释：
〔1〕〔3〕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192页。
〔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2页。
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挟洋自重”
？ 陈文彬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1919年4月30日，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这位被近代中国知识界誉为“美国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领袖”的教育名家应邀来华讲学。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的足迹遍及中国江苏、直隶、山西、奉天、山东、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十余个省，在华讲演多达两百余场，在中国各地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杜威与中国”这一课题逐渐被学界所关注和认识，种种视野下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汇聚成一个学术研究的热点。但是，诸多已有成果往往偏重于从杜威一方来阐述其学说对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影响，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另一方即中国知识界内部围绕杜威来华讲学出现了何种变化，当时盛情邀请杜威来华的人除了热心传播杜威的学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换言之，在杜威讲学的背后又具体发生了哪些“故事”，这些都是我们不得而知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在杜威来华讲学的具体史实层面，根据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希望能够进一步探寻这一引人瞩目的学术交往的实态，并结合之后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来华讲学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外国学者来华的反应，以及由此可能揭示出的五四时期学界中人权势争夺的微妙关系。
杜威的来华确可称得上是影响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一件大事。显然，如果不是因为已经在五四思想学术界崭露头角的胡适的关系，杜威不可能在中国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获得这样崇高的威望。但更重要的是，杜威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西方学者，对中国进行如此广泛而且历时达两年之久的访问，无疑也提高了他的最杰出的中国门生胡适的地位。沈松侨先生在《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一文中，曾经论及所谓“外国关系”对胡适个人声望之作用。实际上，围绕杜威等外国学者的来华，中国知识界频频上演“挟洋自重”的好戏，从而揭示出五四时期学界中人的权势争夺。
可以说，胡适如此热切地接待杜威，如此热烈地宣扬乃师的学说，其初衷或许是希望凭借杜威的声望为中国的思想学术界指明一条正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民初中国文化教育界派系林立、竞相角逐领导霸权的复杂背景下，胡适与杜威的关系，实际上无法不牵动到个人甚至相关特定团体的势力消长。在1921年7月1日胡适的日记中就记载，当日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在来今雨轩给杜威一家饯行时，竟然闹出争主席的笑话来。为此胡适曾挖苦道：“天下总有这种在针孔里打斤斗的人，真是可笑！”同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又记载，美国教育家保罗·孟禄（Paul
Monroe）访问中国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又极力垄断孟禄，阻挠其与北大方面接触，以便“借他大出风头”，结果弄得孟禄也觉得所处环境不妙，“很怕北大一方面因此同他隔绝”。当胡适前去看他时，孟禄脱口而出：“I
don't want to be isolated！（我不想被孤立！）”其实，胡适又何尝能完全免俗。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时，封面上就特别题署“胡适博士著”。所以说，郁达夫为文嘲讽胡适跟着外国学者屁股后面跑来跑去，当然也不是厚诬之辞。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以来尊西趋新大潮下世风的流变。
颇值得玩味的是，胡适对同时在华的杜威与罗素两人的态度冷热极为悬殊。1920年9月，梁启超回国后发起组织讲学社，隆重邀请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到中国讲学。罗素与杜威在国际学界同享盛名，但胡适除了对罗素的口才表示欣赏外——而且这一点还是他从杜威处获知的——对其来华讲演始终不表态。据胡适的日记记载，罗素在华期间由于种种缘由他一直无缘出席罗素的讲演会。“罗素与勃拉克女士今晚在教育部会场为最后的演说，我本想去的，为雨后泥泞所阻，不能进顺治门，故不能去了。罗素的讲演，我因病中不曾去听，后来我病愈时，他又病了，故至今不曾听过。今日最后的一次，乃竟无缘，可惜。”及至1921年7月11日杜威、罗素二人同日离京时，胡适也区别对待。对乃师杜威，胡适不仅连夜赶写出《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及时总结了杜威中国之行的时代效应，还亲携幼子祖望赶到车站送行，“心里很有惜别的情感”。而同日下午罗素动身时，胡适却因与友人陈慎侯谈论文法问题，延误了送行时刻。直到数日之后，胡适南下上海时，才在津浦车中作了一首题为《一个哲学家》的白话诗，诗中颇多讽刺，不点名地表达了他对罗素中国之行的不满。该诗写道：“他自己不要国家，但他劝我们须要爱国；他自己不信政府，但他要我们行国家社会主义。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他说救中国只须—万个好人，但一两‘打’也可以将就了——我们要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耐人寻味的是，胡适在诗中指责罗素“一两打好人即可救中国”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迷梦”，然而时隔一个月后他自称第一次公开谈政治时，似乎又认同了罗素的主张。在一个题为“好政府主义”的讲演中，他提出“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将近一年之后，由胡适策划，包括丁文江、蔡元培在内的十六位中国知识界著名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酿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微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其思想来源之一，正是罗素饯别宴席上的谈话和临别演说中留下的箴言。只是，胡适并没有把好政府的主张归因于罗素的提示，而认为是丁文江敦促的结果。
杜威、罗素二人之所以在胡适心目中有如此高下厚薄之分，一方面固然与胡适本人信奉杜威实验主义学说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也不免掺杂着一些其他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据赵元任晚年回忆，罗素来华讲学，讲学社出面聘请他担当翻译，胡适即告诫他要小心，不要上了进步党的当，试图阻止他应聘任罗素的翻译，因为胡适认为梁启超等人想借机“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在一封1920年底胡适致陈独秀的信函中，胡适才算彻底表白了他的心声：“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信中，胡适隐约指责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所作所为处处是与他们作对。梁启超1920年从欧洲游历回来后，便发起创办共学社和讲学社，其主要工作是编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选送留学生。当时胡适和陈独秀也有相近的计划，编译《世界丛书》即为一例，所以认为共学社的做法是与他们打擂台。梁启超等人原先办了一个杂志，名称叫《改造》，后来将之改为《解放与改造》。胡适认为这也是与《新青年》对立的。并且，他把梁启超等邀请罗素、倭铿来华讲学也看作是对他们的挑战。
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是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又一重大举动。由于梁启超等人在欧洲有机会拜访过柏格森，并且研究系中张君劢、张东荪等对其哲学很感兴趣，所以梁启超等人欧游回国后，在筹办讲学社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是邀请柏格森访华。但他因故不能前来，恰在此时，王敬芳和傅铜正好向梁启超提议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梁当即表示同意。梁启超在决定“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的同时，就已经把邀请罗素之事和成立讲学社一并提出。1920年5月，梁启超等人委托傅铜致函罗素盛邀其访华。在筹办此事的过程中，梁启超、王敬芳等人颇有借此为提高研究系接手的中国公学的知名度之意，因此提议以中国公学的名义出面邀请罗素，再加上新学会、尚志学会二组织。此外，他们主张“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也可见其有意抬举中国公学之意。研究系之所以如此抬举中国公学，也是出于通过办教育来宣传新文化而招揽人才的需要。舒新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及中国公学及研究系同人的办学理想时，曾经这样说过：“中国公学委诚与南陔、东荪二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