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人物论-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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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乌龟》（《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
深刻的思想往往失之生涩，俏皮的文字往往流于肤浅，张远山是少见的例外。在这出由“睿智”执导的兔子——乌龟滑稽剧中，唯一没有被愚弄——弄愚的，只有幸运的读者。作者的思维如兔子般灵动无羁，思想如乌龟般脚踏实地：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逻辑力量，却又被脱兔般的思维速度席卷而去。作者展示的并非作为技巧的思维，而是一项人文实验：思维之光可以如何映射社会，烛照世象。
郑逸梅《名片谈往》（《清娱漫笔》）
“博古架”郑逸梅热衷于以“小卖部”的方式销售他的骇人腹笥，虽属小本经营，但绝无假冒伪劣，因而无需声明“如假包换”。一个充满“清娱”笔墨的时代是可怕的，但一个不容此类笔墨插足补白的时代更加可怕。我们的时代当然没那么可怕，只是有点可悲罢了，因为我们发现，随着斯人长去，这样的文字竟也随鹤俱杳，渺不可闻了，仿佛书桌上那盆摇曳多时的文竹瞿然枯灭。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是个典型的哗众取宠者。正如《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是个哗众取宠者。世间自有诲淫诲盗者。批判人性阴暗和文化弊端，若不能指明向上一路，那就等于为天性下贱者开堕落启蒙课。比如《厚黑学》一出，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非脸厚心黑就不能恭喜发财，于是竞相厚黑。《丑陋的中国人》一出，中国人也恍然大悟，原来我的丑陋得之光荣的祖传，而且与其他同胞比起来，我简直是个大圣人！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中学语文教材》）
郭沫若（挂名）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坦率地说，柯灵先生的文字，观赏价值始终大于思想价值。它是可以消夏可供倚枕的。这样的文字在五四前几乎无可称道，在“新文言”可供瞧个新鲜的今天，当然也就物以稀为贵起来。不过，《遥寄张爱玲》是难得的例外，真情贯注，思绵意长，老骥一嘶，声震云天。想到一袭旗袍的张爱玲在国内重新现身，此文功不可没，天下“张迷”爱屋及乌，能不对柯老先生感激涕零？
胡河清《打狗棒法精要》（《胡河清文存》）
文学评论，按传统分类是算不得散文的，除非像胡河清那样写：用心理解，用血验证，追求以理服人，但绝不放弃以情动人，笔下无虚誉，心中有至诚。胡河清文章的“精要”，当然不可能在寥寥千字的“打狗棒法”里尽窥其详，但措其大概，仍有如下心得：思维舒展，情性率直，笔墨空阔，见识新奇，最可见出评家的“玩味”之功。
胡适《追悼志摩》（《胡适散文选集》）
在别人还只是区区“文青”之时，胡适已早早“德高望重”了。名至实归也好，其实难副也罢，有一点似可断言：“德高望重”的身份于散文创作有害，运思之际会多出一份额外顾虑，又得驰骋情怀，又得提防着别让情感妨碍了身份，难免左右掣肘，文字难安。这是天下“大师”之辈的难局。结果，为了表达“德高望重”的哀思，胡博士居然揣想起我们的诗人如何“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来，真让人啼笑皆非话说回来，没有胡适的首倡之功，也许今天我们还在诗云子曰，之乎者也呢。
赵丽宏《花痴》（《岛人笔记》）
赵丽宏当然不是鸡肋，食之固然无味，弃之绝无可惜。啊，赵丽宏，你是一枝红烛呀，燃烧燃烧，只顾自己继之以泪，增之以灰，哪管别人味同嚼蜡，苦不堪言。洋洋数百万字散文，竟无一句使人惊喜，使人发愣，使人生疑，赵丽宏真称得上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歪诗为证：一字一字又一字，字字奉旨字字纸；词在字外诗安在，风在云头尽兴撕。
赵无眠《假如阿Q还活着》（《书屋》1997年第5期）
旅美小说家赵无眠，近年别创一种“流寇型”散文（并无贬意），笔走偏锋，文思佻荡，挥洒自如地运用时空蒙太奇，忽而思接千年之遥，忽而妙想万里之远，突梯滑稽，仪态万方，于博学巧思之中运斤如风，千里走单骑地长途奔袭，妖刀一闪，兵不血刃，轻取上将首级于百万军中。以准小说的方式悬想“阿Q”生活于当代之种种可能的悲喜剧，正是本篇特色。
赵鑫珊《诗化自然哲学》
哲学家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决不可能是矫情的妄人。诗歌曾经被汪国真的矫情所糟蹋，我忍受了，因为我还有中学生不读的哲学。散文曾经被余秋雨的矫情所糟蹋，我也忍受了，因为我还有大学生不读的哲学。但是现在哲学被赵鑫珊的矫情所糟蹋，我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难道僵化的官方哲学，只能用如此拙劣的代用品来取代吗？这也太过分了！
钟鸣《圣人孔子·里尔克·苏格拉底和独角麒麟》（《畜界·人界》）
诗人钟鸣开创了一种怪异的文体。他驱遣中外古今的人、兽、神、妖，无所不用其极，其引文密度不亚于钱锺书的《管锥编》。在哥特城堡式的阴暗织体中高速运行的钟鸣犹如一只灵异的蝙蝠，他足以凭借自备的超声波而绝无撞墙之忧，然而头晕目眩的读者则难免一头撞在南墙上。对于同样是蝙蝠的读者来说，读他的散文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他像《管锥篇》一样，拒绝了注定平庸的绝大多数读者。
残雪《艺术复仇》（《〈书屋〉佳作精选》）
残雪的写作是实验性的，阅读残雪同样是实验性的。她不断打捞自己的内心，读者则不断打捞她的文字。想通还是没想通，对残雪不构成命笔前提，她感兴趣的是思绪的展开方式，意念的流动轨迹，情感的生成路径，而不是准确地捕获它。正如“残雪”二字本身极具意象张力，残雪的所有文字，同样呈现为纷繁迷离的意象群落，它是动态的。我们接受她的邀请，成为永恒现场的目击者，而不是急切地要求抵达。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
顾准与陈敏之在文革期间的秘密通信，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在此文中，作为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的顾准指出：“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他要问的新问题是（借用鲁迅的名言）：“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严格说来，永远不会过时。
贾平凹《丑石》（《抱散集》）
贾平凹的审美意识有些畸型，缘于他的审丑意识过于突出。这个从千年帝都走出来的当代作家、思想观念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农家之子，是传统中国全部密码的当代活标本，或者说是美丑难辨的活化石。《丑石》是一篇美文，一篇审丑的美文，也是作者不自觉的自画像。他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他同情于丑石的“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同时“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丑耶美耶？渺小乎伟大乎？让时间来裁判吧。
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
造化钟神秀，华夏诞锺书。作为学者，钱锺书具有泰坦巨神的伟力，作为小说家，钱锺书具有峥嵘特出的奇异素质，作为散文家，也许他只具有聊备一格的价值。它的优点和缺点不相上下，且呈齐头并进之势，而且要命的是，别人固然无法企及他的长处，甚至无法避免他的不足，正如我们无法指责太阳为什么那么喜欢炫耀一样。钱锺书亘古不变，所以，一切就看你自己所在的身心季节了。
聂绀弩《论怕老婆》（《蛇与塔》）
聂绀弩的文章一如黄山松，总是立论于险地，让读者乍一看不禁失笑，断言是个谬论。然而此公的能耐在于，他丝丝入扣地开启读者的自疑，最后让读者明白，自己习非成是的意见，才是真正的谬见。比如关于“怕老婆”，他这样认为：“人们喜欢把这一术语对于某一特定人物说来说去，用意盖在于叫他们夫妇之间恢复怕老公的常态云。”于是自以为立于不败之地的读者感到了地震般的撼动，而作家手植的黄山松在寒风中壁立千仞。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这篇报告文学，是我们这个报告文学时代的开山之作。此后不久，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而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来不及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英年早逝。因此科学在欧洲是定理，而在中国依然是猜想。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报告的消息常常令人生疑的缘故吧。
梁实秋《谦让》（《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的作者梁实秋，擅长从日常生活中选取不为人注意的场景，用寥寥数笔的精确勾勒和恰到好处的雅淡幽默，对中国文化或普遍人性加以谑而不虐的针砭。文风淳正，不走偏锋，娓娓道来，令人忘倦。允称现代散文的不朽经典，非大手笔莫办。
黄爱东西《伦敦桥垮下来》（《新民晚报》）
爱东是“东风吹，战鼓擂”的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名字，到了西风劲吹的时代，掇上词尾“西”，立刻化腐朽为神奇，足见黄爱东西的机变。她的小女人散文，正如其笔名中的小日本风，就像俳句与和歌那么短小。就像“每天爱你一点点”、“每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流行歌曲，她弹着“伦敦桥垮下来”的曲子，却连自己都奇怪，垮了很久，为什么至今没有垮下来。我也很奇怪，难道她还能垮到更下面去？
黄仁宇《首辅申时行》（《万历十五年》）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黄裳《海滨消夏记》（《读书》1981年第7期）
黄裳先生的“书话”不说别无分号，也是四海闻名的。这一篇的奇特之处却是，作者的说古道今不再只与书籍有关，而是因了那个荒诞时代，因了这位有着特殊性情的书生，古书中的古诗，古诗中的古牛，竟一一被奇特地激活。作者的深意流露得那么漫不经心，以至有可能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深意是：知识在灭知时代依然有其力量，趣味在无趣之地依然有其存活方式。
黄永玉《往事和散宜生诗集》（《黄永玉散文》）
画家谈人，永远有作家不可企及之处，他的笔除了横撇竖捺，还特别擅长勾勒线条，处理明暗，表现阴影，如果是中国画家，则还多出一份水墨烟云，供世态人情在文字里徜徉出没，每一句都似可有可无，同时每一字又似都在彼此照应，一旦照应上了，其中的意味立刻会丰饶得没完没了。一眼虽可览尽，三代仍留墨香。黄永玉堪称翘楚，谓予不信，请试读《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梁遇春《人死观》（《梁遇春散文》）
抄一段他的话：“胡（适）先生说：‘我总想对国内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们说两句忠告的话，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这句话大概总是天经地义罢，可是我觉得这种话未免太正而不邪些。”说得好，我们借此既可对胡适多些了解，又可对评论者多些了解。虽然，才子梁遇春也未必倾慕“邪而不正”的作派，更别说“邪而不正”的能耐了。比如，他为什么不回敬适之先生一句：做爱也是要用力气的。
遇罗克《出身论》（《光明日报》）
遇罗克烈士的这篇文章，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最强音，他的思想是朴素的：人人生而平等。然而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仅仅由于出身，有些人就被剥夺了〃更加平等〃的权力。在生而不平等的地方，只有死而平等。遇罗克用生命得到了这样的平等。北岛在纪念他的名诗《宣告》中写道：“在星星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