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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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的危险就在于学术有可能窒息思想。学术的要害在于“术”而非“道”。它属于“用”的层面，而非“体”的层面，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技巧、一种技术、一种繁文缛节罢了。“学”而一旦“术”，就往往有一种制度化的偏好。因为制度可以捍卫学术的权威和尊严。它就像一堵墙一样，把自身和异类或异端之间搞得泾渭分明、壁垒森严。但是，正如D。麦克雷所说的那样：“一旦某个学科有了制度，那么在某个专题上，甚至在知识的推展上，并不需要才气，或者天分，只要规规矩矩地努力就可以了。”〔14〕因为才气和天分对于既有秩序来说，往往是一种解构和颠覆的力量。学术无疑是可学的，它是可以通过严格的训练习得的。只要肯花工夫，肯吃苦耐劳，一般智商的人都不难获得一种“术”的能力，可以成为人们混饭吃的看家本领。但思想却是不可学的，它更需要人的天分，需要偶发的灵感，需要打破常规的发散式思维。一句话，需要胆识和才气。当然，思想的创造决非那种胡思乱想或异想天开。然而真正的思想与胡思乱想的辨别只能靠时间，而不能诉诸少数所谓权威的独断尺度（而这种尺度往往以学术规范的名义），也不能诉诸多数人的同意（因为有可能是“集体的暴政”），而只能诉诸思想在时间中的淘汰和选择。
事实上，学术更需要宽容。对此大概是不难达成共识的。当然，宽容无疑也应当有自己的限度。但对学术界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其实也大可不必过于着急上火。经过自然而然的淘汰，自会达成一种良性的生态平衡。如果急于人为干预，很可能为某些学霸、学阀维护自己的狭隘既得利益提供独断的机会和借口，同时也有可能阻碍那些在学术上“离经叛道”的原创性思想的诞生。这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它大得足以抵消所能够换取的那点儿有限的收益。就此而言，真是需要来一点儿费耶阿本德所倡导的精神：科学发现是没有规则的，如果非得要找出一种所谓的规则，那么它就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指出：“只有一条原理，它在一切境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可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15〕在他看来，这种科学上的“无政府主义”有助于达致人们愿意选择的任何意义上的进步。费耶阿本德的态度无疑是宽容的和开明的。我们对学术边界的理解，不也同样需要这种宽容的和开明的态度么？当然，我并不是说在学术上可以投机取巧，不用花工夫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仅仅是说除了学术的正常途径可以成功外，始终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因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而否定学术的常规是误人子弟的；反之，因学术常规的存在而剥夺其他的可能性，同样是缺乏理由的。
在学术上，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因为它总是导致狭隘的排他性，使得学术对话成为不可能。而学术边界的独断性恰恰是造成偏见的根源。它所制定的学术疆域难以容忍那些所谓不合规范的学问。从历史上看，往往是认同规范比创建规范要容易得多，而且它也更能为学术界所承认；而那些看起来离经叛道但却标志着新范式降临的原创之举，则总是“好事多磨”，甚至遭遇嘲笑和冷落。由于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太高，大多数的人们更愿意走一条稳妥的路子，以规避风险。然而这种讨巧却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
注释：
〔1〕见《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9月27日第14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3〕〔4〕〔5〕〔6〕〔7〕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8—9、9、8页。
〔8〕《弗洛伊德自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9〕高宣扬：《弗洛伊德传》，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10〕K。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11〕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1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
〔13〕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43页。
〔14〕麦克雷：《社会思想的冠冕——韦伯》，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72页。
〔15〕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两种批判风格
？ 吴 钩
在二元拉锯之世，大凡不肯依附、持独立批判态度者，必为拉锯双方所不喜，乃至不容。此话是适用于胡适的。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与左翼激进派的思想分歧自不待言，受后者攻讦亦是情理中事。然而胡适也拒绝与保守势力合流，二十年代末他首倡“人权运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思想围剿，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又发起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几乎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正在开展批判胡适运动。上面那番话也是适用于鲁迅的。鲁迅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每每针锋相对，互有口诛笔伐，舌仗往来，但与自由主义的大异其趣，决不证明鲁迅与激进阵营的合拍。事实上，激进阵营对于鲁迅颇看不顺眼，二十年代创造社的矛头所指首先就是鲁迅，即使在鲁迅被拉入该阵营的三十年代，他还须“横站着作战”，以防来自左右两边的暗箭和明箭。
在所有针对鲁迅的批判文章中，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者的观点、论调放在一起，有可比较之处，透过他们各执一端的话语表面，恰是两种知识分子在知世论人上态度迥异的生动体现。两者在其后的不同际遇，表明前者的批判方式尽受唾弃，而后者的批判方式则在以后一系列批判运动中大展身手，尽领风骚。时世的沧桑变幻与此息息相关、因果互证。这自然是后话，与鲁迅无关。从某个角度而言，鲁迅有如一面镜子，他所承受的毁誉荣辱，乃是给后人提供了观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者各持不同批判方式的比较文本。从胡适与苏雪林的通信《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及郭沫若的雄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上，不难体味到这两种批判方式的云泥之别。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载于1928年8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作者署名“杜荃”，其实就是郭沫若。文章牵涉到二十年代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恩怨。这段历史公案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必赘述。在激进主义者们辱骂鲁迅的文章中，郭沫若这篇文笔肆扬的雄文是富有代表性的。郭文有一个副题——《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但千万别以为这是一篇文学评论，郭沫若只是由批评鲁迅其文入手，意在对鲁迅其人作意识形态攻击。郭沫若称：“在未读这篇随感录（按：指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以前，我的鲁迅观是：大约他是一位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他对于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怀疑，而他对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又没有确定的把握。所以他的态度是中间的，不革命的——更说进一层，他或者不至于反革命。”接着，郭又言：“我读了他那篇随感录以后我得了三个判断：第一，鲁迅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以前，更简切地说，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第二，他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所以第三，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最后，郭沫若给鲁迅断然下了结论：“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郭氏雄文可谓为后世蔚成大观的“大批判”论调试啼了先声，较之后来者，不足为道。值得注意的是，在郭无限上纲上线的文风背后，正好体现了一名初窥历史演绎堂奥的人对知世论人的高度自信。郭正是以真理在手的高姿态对鲁迅进行政治定性的。他认为鲁迅“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云云，潜台词呼之欲出。毫无疑问，这暗示他郭沫若已经确定地把握了“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掌握了“辩证法的唯物论”的精髓。郭沫若这种对于历史演进逻辑——如果确有一种先验的历史演进逻辑的话——的自信把握，或许就是当年激进主义者们共有的心态，在读了—些关于“阶级”、“辩证法”、“唯物论”的粗浅读物和宣传册子之后，便自信掌握了真理，足够“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了。捷克的姆林纳日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以此形容青年郭沫若们，再恰当不过了：
这些著作所包含的思想能够给那些知之甚少或者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人一种自信，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人类和世界的发展规律，而且，要达到这种境界也很容易，只要你相信这种思想就可以了。那些毫无所知或者渴望有所知的人是很容易相信这种思想的，因为他们一旦相信了这种思想，就好像是已经认识了真理。他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生变化并获得正确的方向，虽然他依然是毫无所知，但他好像已经学会评价事物，懂得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对于人类的前途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等等。他们不必费心劳神去做那些具体的科学研究就可以懂得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不科学。在那些为继续探索前途而摸索前进的不觉悟的人群中，他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能够正确观察事物的超人。〔1〕
上面这段话，不妨当作解读郭氏《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一把钥匙。基于对“真理”的确信把握以及对“知识”的一知半解，激进主义者在知世论人上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批判模式。按照法国思想家阿隆对知识分子批判方式的分类，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包括“技术化的批判”、“道德的批判”和“历史或者意识形态的批判”。激进主义者们所深喜和擅长的大致都是“历史（意识形态）的批判”与“道德的批判”。知识上的“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致使“技术化批判”成为他们所短，同时道德与意识形态冲动又让他们对“技术化批判”嗤之以鼻，他们恰如王小波所引以为戒的那种人：“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2〕，惟有抡起“历史（意识形态）批判”与“道德批判”的板斧，向旧世界及旧世界的“余孽”排头砍去，在“新”与“旧”、“进步”与“反动”、“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的设置中，将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简约成是非立判的“主义”之争，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将世界推倒重来，建立人间天国。理解了激进主义者这个“知世”的思想背景，便不难体会《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何以会杀气腾腾地“论人”了。很显然，鲁迅已被目为“错误”、“反动”、“反革命”的一极，非打倒不可了。只有当被公认是掌握着更高真理的人对鲁迅作了“最伟大”的盖棺论定之后，鲁迅才俨然被尊为激进青年的精神导师，郭沫若也才顺理成章变成鲁迅的接班人、文艺界的“第二面旗帜”。激进主义者对鲁迅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拐弯，但这决不说明他们“知世”的认知模式和“论人”的批判方式也发生转变。直到后来激进主义全面开花，思想者顾准决然选择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出走”，对那种认知模式与批判方式的最深刻的反思才悄然开始。
再来看胡适与苏雪林的通信《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沦》，里面涉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鲁迅的另一类评价。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称“有几个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问题，愿意提出来与先生谈谈”。苏在信中提到对自由主义刊物《独立评论》的激赏与对左翼激进思潮的尖锐抨击。可以看出，苏雪林是崇尚“持论稳健”、“态度和平”的，对于“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激进思想有—种过敏的厌恶和警惕，在她看来，鲁迅无疑是左派激进势力的“教主”，“左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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