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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

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8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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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期对亚里斯多德的重新发现以及对数学和科学的重感兴趣,导致了人类环境中被叫做工业革命的巨大技术变革。

    查尔斯·巴贝奇,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安德鲁·尤尔,把科学方法应用于解决刚诞生的工厂制度的问题。工业化要求秩序和可预见性,而工程师就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并能对工作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化的人物。科学管理以及泰罗、巴思、甘特、吉尔布雷思夫妇、埃默森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就是二十世纪管理思想中的理性时代。科学管理在三十年代衰落了,由于当时强调社会还有生产产品以外的问题需要处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规模企业的重新增长又为管理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正是在现代,形成了新的思想,并把这种新的思想补充到亚里斯多德、笛卡儿、巴贝奇和科学管理的传统之中。

    运筹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们广泛地承认和接受管理中的科学概念;政府和工业组织抓住科学管理的措施,以便调动巨大的资源进行战争。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经理、政府官员和科学家的联合,以便为全球的战争后勤工作带来秩序和合理性。英国建立了由各种专家组成的第一批“运筹学小组”,以便把他们的知识用于解决以下一些问题:雷达系统,防空射击,反潜艇战,轰炸德国,以及民防事务。最有名的一个小组是在P·M·S ·布莱克特(Blackett)教授领导之下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雷达的发明人之一。布莱克特小组被叫做“布莱克特班子”,其中包括“三位生理学家,两位数量物理学家,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一位军官,一位大地测量学家,一位普通物理学家,以及两位数学家。”①正是在这样一些小组中,各种专家汇集在一个帐篷中解决战争和防务的各种复杂问题。

    从概念上来说,运筹学就是把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用于研究复杂的问题,以便为达到组织目标的决策提供数量依据。英国组成了第一批运筹学小组,美国很快也看出了“运筹分析”的潜力。当时担任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的科南特(James Bnant)和当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新武器和装备委员会主席的布什(Vannevar Bush)参观了在作业中的英国小组并协助美国海军和第八轰炸机司令部建立了类似的参谋小组。运筹学并未随战争的结束而消亡。陆军成立了一个运筹处,海军成立了一个运筹评价小组,而新组建的空军则成立了运筹分析科。②①F·N·特雷费森:《运筹学史》,见于J·F·麦克洛斯基和F·N·特霄费森编的《用于管理的运筹学》,巴尔的摩,约翰·霍浦金斯出版社,1954年,第6页。

    ②同上书,第12…15页。读者们将会想起,布什博士也参加了由全国研究委员会支持自最初的霍桑试验。

    工业组织和私人咨询公司也开始认识到运筹学的方法可应用于非军事性质的问题。一家私人咨询公司亚瑟·D ·利特尔公司是首先试图把它应用于工业的单位之一。其他一些老的和新的公司开始应用运筹学概念,还有各种专业协会和专业杂志,开始形成了运筹学的第一个高潮。美国于1952年成立了运筹学协会并开始出版《运筹学》杂志。1953年成立的管理科学学会宣布其宗旨为“发现、扩展并统一有助于了解管理实践的科学知识”,并开始出版《管理科学》杂志。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这才还是断续出现的,但战后复杂的管理环境变化得很快,管理人员和学者都在为决策寻找一种更有条理的依据。战争使得资源前所未见地堆积起来,公司面对着科学知识的许多进展,这些进展导致新产品、新市场、新工艺技术、交通运输的新发展。

    从历史上来看,有趣的是看一下资源积累阶段和资源利用合理化阶段之间差距的缩短。美国在资源积累(第一阶段)和科学管理(第二阶段)之间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大萧条期间这个进程休止了。战后美国开始了重新积累资源的第三阶段,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企图通过在管理中应用更多的科学知识而使资源的利用合理化(第四阶段)。

    工业中运筹学的开端很自然地开始于生产管理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结构较为固定的问题,而且决策可以合理地运用决策规则。这些问题有:储存恰当水平的存货,安排生产日程,以经济批量进行生产,质量控制,资金获得,以及其他许多物质资源问题。对于工业实践来说:“运筹学从其最普遍的意义上可被描绘成把科学的方法、技术和工具应用于系统作业的问题,以便对作业进行控制,使问题得到最优解决。”①①C·W·丘奇曼、R·L·阿考夫和E·L·阿诺夫:《运筹学入门》,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57年,第8…9页。

    这样,运筹学直线的根源在于科学管理。事实上,两者的类似是极为显著的。

    弗雷德里克·泰罗在其金属切削试验中组成了一个研究人员小组,其中包括一位数学家(卡尔·巴思),一位冶金学家(蒙塞尔·怀特),一位工程师(亨利·甘特),以及其他一些人帮助他解决各种问题。还有,泰罗、吉尔布雷思和其他人讲到他们科学分析的目标是找到“一种最好的方法”。现代的管理科学家只不过把这一探求提的更为委婉一点:“最优分析方法就是考虑到这些备择方案,并询问这些可能的决定中哪一个最接近于实现企业的目标,即哪一个决定是最好的或最优的。”①①W·J·包莫尔:《经济理论和运筹分析》,恩格伍德,克里夫斯,普伦蒂斯…霍尔,1961年,第4页。

    “一种最好的方法”同一种“最优的”决策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学究式的区别。

    老学派和新学派两者都探求通过科学方法来合理地评价各种备择方案,以便作出尽可能最好的决策。在泰罗的时代,人们相信科学能导致社会的完美,目前,我们不大相信这一点了,因而“最优的”就比“最好的一种方法”听起来更顺耳一点。

    另一个惊人的相似之点是,现代的学者象其前人一样,试图把科学方法应用于分析人的行为。管理科学学会曾建立了一个机能性利益集团―管理心理学社团,其宗旨是“运用心理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来调查工作的过程和对工作的管理,以便加强我们对管理的理解。”胡戈·芒斯特伯把这情况说得最清楚不过了。现代行为科学家常常把管理科学看成是对人的一种机械观点的继续,并认为行为科学方法同数量方法是互相排斥的。但是,我们要记住,不是轮子、而是轮轴才是人的最大发明。我们需要探求这些领域怎样才能互相补充,以及怎样才能把它们在某种宏伟方案中结合在一起。

    管理科学是科学管理一词的倒置,它与其说是探求管理的科学,不如说是努力于把科学应于管理之中。正是这里,数学和科学的工具被用来帮助解决长期以来的管理问题,即把有限的资源最优地分配运用于一个既定的目标。

    变化中的生产管理戈登和豪厄尔报告曾特别批评了工商教育中的数学教学状况。人造地球卫星开辟了宇宙空间的时代,为了解决六十年代的大量问题和满足信息方面的要求,发展出了几代电子计算机技术。作为电子计算机化空间时代的领导人培养的工商业学生,在典型的工商学校课程表中,数学方面的要求却很少(如果有的话)。

    六十年代,这种情况倒过来了,学校开始对学生提出愈来愈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面的要求。课程表中正在出现的数量方法使得新的管理专业课的数量激增,并最终造成了管理理论丛林中出现了大量的语义问题。

    对于许多人来说,管理科学家的语言类似于难懂的巫医语言。其中有制定模型的仪式,在仪式进行中运用的符号,以及令人生畏的魔法咒语。对于没有入门的人来说,这整个仪式引起恐惧、害怕和对数学杰出人物的敬畏。所以,数学专家对传统管理理论产生这样大的冲击,就不足为怪了。五十年代出现了大量新型的生产管理教科书,它们都受到运筹学技术的严重影响。①其结果是,管理教育超出了工厂/工业/生产管理而进入了一个把旧的和新的结合成为“生产/运筹管理”的时代。

    ①以下有关运筹学方法应用于生产管理中的书目可供参考,但远非完备:C·W·丘奇曼、R·L·阿考夫和E·L·阿诺夫.《运筹学入门》,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E·H·鲍曼和R·B·费特:《生产管理分析》,洪伍德,伊利诺斯,理查德、D·欧文,1957年;E·S·伯法.《观代生产管理》,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61年,1065年,1969年,1974和1977年,以及S·B·里奇策《用于管理决策的运筹学》,纽约,伦纳德出版公司,1968年。

    生产/运筹管理的新的语言带有浓厚的统计学和数学的味道。其基础是解决问题的数学方法;其主体是把各种变数和关系数量化的专门技术,而其顶点则是代表各种变数及其关系以便预测和控制的模型概念。统计学、线性规划、排队论、对策论、决策树、运输方法、蒙特卡罗方法和模拟措施的技术就是这种新的语言的一些重要部分。①统计学和概率论有助于取样以便进行质量控制和其他应用;线性规划及其特殊技术有利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选择一种满意的行动路线;排队论可用于平衡一部机器或其他服务设施的成本和服务。对策论有助于最好地理解竞争性的战略。②资金的获得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和概率论的应用来加以模拟;还可以通过制定和操作数学模型来测验一个或多个变数或整个模型变化的情况。

    ①为了补充上一条的脚注,下列书刊可更详细地说明他们所用的技术:R·J·列文和R·P·拉莫纳:《管理决策用的线性规划》,洪伍德,伊利诺斯,理查德·D·欧文,1969年;D·泰契洛夫:《管理科学引论:确定性模型》,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64年,W·T·莫里斯。《管理科学:贝斯引论》,恩格伍德·克里夫斯,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1968年,以及H·M·华格纳:《管理科学原理:经理人员决策的应用》,恩格伍德·克里失斯,普伦蒂斯…霍尔,1970年和1975年。

    ②倾向于数学的人可能希望读下列书籍:J·V·纽曼和0·莫根斯坦:《对策论和经济行为》,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4年。较为简易的一种对策论方法是J·麦克唐纳:《扑克牌、工商业和战争中的策略》,纽约,W·W·诺顿公司,1950年。

    除了提供分析技术以外,还在把运筹学工具应用于概念结构方面作了认真的努力。其结果是出现了一批“决策理论家”,他们试图把效用和选择这些经济概念同更现代的数学工具结合起来。具有标志意义的早期努力之一是由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和马丁·斯塔尔(Martin starr)作出的,他们强调经理人员在使公司目标最优化和次优化方面的决策作用,而不大强调技术方面。③通过把数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有可能对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种经济或其他系统的整个作业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模拟。①在其他发展方面,经济史学家曾试图建立早期和现代经济的数量模型,以便更好地了解经济的发展。②③D·W·米勒和M·K·斯塔尔:《经理人员的决策和运筹学》,恩格伍德·克里夫斯,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1960年。并见:D·W·米勒和M·K·斯塔尔:《人的决策的结构》,恩格伍德·克里夫斯,普伦蒂斯…霍尔。1967年。

    ①J·W·福莱斯特:《工业动力学》,马萨诸塞州,恩格伍德,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1年。

    ②关于“历史度量学”的一些运用例子,见《珀杜学院经济史论文集:1956… 1966年》,洪伍德,伊利诺斯,理查德·D·欧文,1967年。

    统计理论在战后的美国得到了重大的发展,概率论成为作出管理决策的一项重要工具。贝斯统计学等所发现的一些更为深奥的思想增加了事件的主观概率,以之作为使一项决策的预期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依据。这些更复杂的决策工具导致对工商学校中课程表的改革,以便改进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同时涌现出了许多新的专家,这些专家是经理必须与之联系的。亨利·法约尔曾经根据自己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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