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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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的三十年代中，在社会关系和指导人们行为的假设方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大致看来，使社会价值改观的有两条相当清楚的途径：（1 ）新教徒伦理信条的削弱和“社会伦理”的兴起；以及（2 ）对实业家尊敬程度的削弱。
①这是在美国伊利诺思河和密西西比河畔的两个早期的城市。―译者注
改变中的社会价值两位林德（Lund）在其有关二十年代晚期“典型的”美国城市的著名研究中发现，在“工人阶级”和白领阶层之间存在着一种价值观上的分歧。对工人来说，经济动机是主要的：“在年轻的工人阶级中，金钱占统治地位的倾向显然在增长。
这使得他们以成问题的未来去交换立即的‘赚大钱’。“②②R·S·林德和H·M·林德：《中等城市：对当代美国文化的一项研究》，纽约，哈尔科特…布赖斯…约凡诺维奇出版公司，1929年，第81页。
工人以财务状况来衡量社会地位，并趋向于维持传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包括对归属于有组织劳工的兴趣的降低，而实业家则代表着另一种看法。两位林德注意到，在实业家中，个人主义在减退而要求一致和“归属的需要”则在迅速增长。林德们在大萧条期间的继续研究中发现，“萧条期间的不安全感使得人们更坚持一致并使潜在的问题尖锐化了。”①工人们转向依靠工会采取集体行动，而实业家们则联合起来维护“开式工厂”。②这种“潜在问题”使阶级区分尖锐化并引起了社会仇恨。经济上的灾难使工人和经理们的社会价值都发生了变化。
在那次经济崩溃以后，那久经考验的节俭和勤劳的新教徒伦理美德还有些什么价值呢？显然，几乎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受到了影响：有的人丢掉了工作，有的人用掉了储蓄，还有些人的朋友连衬衫都在市场上卖掉了。人们有一种新的认识：这场灾难既打击了挥霍浪费的人，又打击了勤俭节约的人；既打击了新手，又打击了巨头；既打击了无责任心的人，又打击了精力充沛的人。人们发现自己的命运以一种不受理性和公正支配的方式同别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美国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中有一种持续的倾向，以愤世嫉俗的眼光来看待霍雷肖·艾尔杰有关成功的老公式；以一种赞许的眼光去看待一项也许并不具有冒险性但却安全的职业、社会保险计划、养老金计划……他们从苦难的经历中学会了追求安全。”③①R·S·林德和H·M·林德．《转变中的中等城市：对文化冲突的研究》，纽约，哈尔科特…布赖斯…约凡诺维奇出版公司，1937年，第427页。
②指雇佣的工人不限于工会会员的一种工厂。―译者注⑧F·L·艾伦：《大改变》，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52年，第132页。
这种对安全的渴求，转向共同承受苦难命运的其他人，是这一代人及其孩子们、甚至可能再下一代人的标志。也许当人们面对环境的威胁―当环境采取一种巨大的文化冲击（如一次萧条）的时候，人们会自然地作出反应而组成团体，于是人们愈来愈成为一种团体的人。在具有威胁性的或困难的环境中，其他人的存在必然会产生一种心理上轻松的感觉。埃里奇·弗罗姆（ErichFromm）也注意到人们这种希望逃避一个人站着时的那种孤独感的愿望。在法西斯主义德国，人们为了逃避这种孤独感，转向一种为他们作出决定并使他们具有认同感的极权制度，不管这种制度会怎样不好。弗罗姆认为，在美国人中间也贯彻着这种“归属的需要”，个人常常愿意放弃自我而从属于团体。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把人们从中世纪生活的安全之中赶出来，使他们能在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领域中寻求自由，工业化则造成了对这种新发现的自由的新威胁。①人们在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的个人主义中感到孤独，需要某种比他们自己为大的事物―上帝、国家、公司、工会或其他事物，以便自我得以认同和消失。
麻烦的三十年代的条件必然使这种希望成为团体成员以产生力量的愿望加强了。麦克莱兰在其研究中发现，成就的需要在美国从1800年到1890年期间是日益增长的，而从那以后就日益减退了。在作为团体成员的需要和成就的需要之间的权衡利弊，在1925年到1950年之间发生了一个急剧的转折。在1925年，成为团体成员的需要主要是一种家庭的关怀；而到1950年，它已成为经济成就之外的另一种供选择的关怀了。②美国人在1950年显示出更关心于团体成员关系而较少关心于成就。③①E·弗洛姆：《逃避自由》，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威斯顿公司，1942年，第7…10页。
②D·C·麦克莱兰：《胜利中的社会》，纽约，凡·诺斯特朗·莱因霍德出版公司，1961年，第167页。
③同上书，第166页。以及麦克莱兰的《实业干劲和国民成就》，见《哈佛工商业评论》，第40卷，第4期（1962年7…8月），第110页。
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 ）及其同事为这个时代提供了另外的证据，指出从“内向”人到“外向”人的转变。“内向”人代表着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和强调自律与自制的时代，而“外向”人的特点则是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强调消费而不强调生产、强调同人处好关系并为别人所接受是取得成就的一把神妙的钥匙。①里斯曼把泰罗时期叫做“考虑工作的”时代，而将梅奥主义者的外向人时期叫做“考虑人的”时代。②里斯曼认为，从“不可见的手到热情的手”的转变事实上开始于1900年。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个人主义的自由放任和功利主义哲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
在1900年以后，随着边疆的封闭和移民的限制，开始对自我利益不大有信心而更相信“团体主义”。③内向人在1900年以后还坚持了一个时期，但个人开始在人群中感到更加孤独。人们不得不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生活下去而不能迁移到一个新边疆去并利用西部地区作为一个安全阀门。绝大多数紧迫的生产问题开始消失，而消费的问题日益明显。内向的个人不得不对付一个贫穷的环境，而在征服一个敌意的物质环境以后所产生的新问题是如何应付人的问题。早期的企业主可以面对面地应付其雇员的绝大多数―他们了解这些雇员，了解其问题、爱好和不爱好。
工业的增长使企业主成为更缺乏人情味，用官僚式的管理者代替了个人式的人。
个人接触的领导方式被代之以受过技术训练的专家发出的指示，而后者正是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家所需要的。社会工作能力、对人的应付开始日益重要起来，而技术技能的重要性则渐渐下降。
①D·里斯曼、N·格拉泽和R·丹尼：《孤独的人群》，康州，纽哈芬，耶鲁大学出版社，1950年，第19…40页。
②同上书，第151页。
③同上书，第151…152页。以及D·里斯曼．《个人主义的再考虑》，纽约，勇里出版社，1954年，第31页。
组织人群中个人的孤独感导致“团体主义”和社会人的兴起。累进的教育开始使孩子们在社交往来过程中适应于团体，父母的社交往来职能被代之以同伴的社交往来职能。小团体成为治疗个人在工业化中孤独感的灵丹妙药。同别人好好相处并被别人所接受成为取得成就的神妙钥匙。人们由别人对他们怎样想、而不是他们怎样想自己来加以评价。内向人的回转仪开始摇晃，现在需要别人的北斗星的帮助了。
“灵魂的混乱”
工业化并没有使人更不信仰宗教，但使他们更易于使自己的生活分别从事于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职责。当上帝对劳动分工、节俭和成功微笑赞赏时，人们在世俗干劲和灵魂归化的结合中找到了安慰。对于一个权威来说，大萧条造成了一种“灵魂的混乱”和新教伦理的一种危机。①自助已经失败了，而白手起家的概念已被拒绝作为经济秩序的一种保证。救济事业已成为一个公众关心、而不是个人关心的问题，新教的成功福音对个人的影响力已不受欢迎。从这种灵魂的混乱和自由放任的废墟中，道德秩序需要一些新的方面。一方面存在着诺尔曼·文森特·皮尔提出的“精神治疗”法；另一方面，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 ）提出了“和睦相处”治疗法。皮尔劝人们到基督教中去寻找“内在力量”以应付紧张和危机。这种转而内向的倾向帮助人们通过借助于上帝的伟大力量而逃脱其孤独感。
卡内基在其1936年的《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人们》一书中建立了他的人们—磁石主义伦理学。②这本书充满了人际关系中的“怎么做”，认为成功之路在于：（1）通过对别人工作的诚恳赞扬而使他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2）造成一个好的初次印象；（3 ）让人们讲话，对他们表示同情而“永远不要对一个人讲他错了”，这样来赢得人们遵照你的思路；以及（4 ）通过赞扬人们的优点并使犯错误的人有保留面子的机会，这样来改变人。虽然《管理和工人》一书当时尚未出版，卡内基的公式同哈佛研究小组为访谈计划中的咨询人员制定的规则却是惊人的相似。卡内基认为，成功之路就是通过赢得其他人的合作。
①D·迈耶：《积极思考者：美国人从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hr Eddy）到诺尔曼·文森特·皮尔（Nor，nan Vincent Peale）对健康、财富和个人权力的探求的研究》，纽约州，加尔登城，道布尔戴出版公司，1965年，第233… 237页。
②D·卡内基：《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人们》，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36年，D·卡内基是戴尔·卡内基人群关系研究所的创立人和所长。
这些“积极思考者”强调了摆脱“灵魂的混乱”的两种途径：（l ）自内部信仰中汲取力量；以及（2）通过人们磁石主义去赢得别人的合作，以便汲取个人的力量。该时代的社会伦理学贬低了个人奋斗的成就，由于新教伦理已按常规跑完了它的路程。这种新伦理学是以“他人”为中心的，其高尚道德不是来自效率而是来自同别人和睦相处。社会人的绝大部分正是在这个难以对付的时代中胚胎、诞生并哺育起来的。人们在团体中寻求归属、在联合中寻求安慰、在隶属中寻求实现。
社会伦理为了了解社会人及其时代，第二个方面就是必须对变动中的对待实业家和经理的社会观点进行分析。小说中的实业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社会尊重的一个标记。罗伯特·卡夫希（Robert Kavesh ）曾经提出警告说，小说中的实业家一般是以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描绘的。①这是由于作者进行对比以取得戏剧效果以及为使人物获得同情的需要。虽然不能由于大萧条时期的艰难岁月对实业家进行责难，但在小说写作中，实业家却成为社会罪恶的象征。实业家在二十年代中被宣告为英雄和繁荣及好生活的象征；那么当时代变得骚乱时，把责难归之于掠夺了人民的家庭和储蓄的“臭银行家”不也是公平的吗？固然这种责难并不完全是公正的，但小说中描绘的实业家无疑地成为公众发泄愤怒的一个方便的焦点。
①R·A·卡夫希：《小说中的实业家》，N·H·哈诺佛，阿莫斯·塔克商业管理学校，1955年，第11页。但他指出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卡梅伦·霍利的《经理人员的房间》一书。
威廉·G ·斯科特（William G·Scott）曾指出，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小说描绘了个人主义的破灭。个人主义已没有用了，小说家将其基调转向“无产阶级小说形式中对人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号召。①“英雄”消失了，而代之以不按理性行事并不为凡人所控制的“它们”。“它们”所代表的是权力、机器和力量，而不是个别的经理，后者是可以使之负责任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压制的怪物，它把人们及其生活压得粉碎。这类小说的代表是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和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iel West）的《一个冷酷的百万元》。斯坦贝克认为，不是个人而是“它们”使移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对于韦斯特来说，他的艾尔杰式的英雄发现自己处于“国际银行家”和“世界革命家”（他们缓慢而确定地破坏他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对自由企业的追求）的斗争力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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