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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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竞争中受到损害，以及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企业便通过联营、托拉斯、合并联合和控股公司等形式联合了起来。
有限公司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规模、活动范围、资金和力量等也随之扩大起来。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有关大型有限公司的成长史以及它们后来的组织形式的理论。他在追溯了许多公司的发展史后详细地叙述了美国大企业发展历史的四个阶段：（1 ）“资金的初步扩大和积累”；（2 ）“合理使用资金”；（3 ）“发展新的市场和行业，以帮助保证继续充分利用资金”；以及最后“建立一种新的结构，以便有可能继续有效地动员资金来满足变化中的短期市场需求和长期的市场趋势”。①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种循环是积累资金、合理使用资金、扩大资金以及再次合理使用资金；这种循环可能永久不停地周转下去。对不同的公司，这种循环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也不同，这取决于技术状况和公司对市场机会的反应能力以及利用的能力如何。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许多大工业正在形成，这个时期大概属于钱德勒所说的第一阶段，即“资金积累阶段”。
①小艾尔弗霄德·D·钱德勒：《战略和结构：工业企业史上的重要时期》，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2年，第385页。另见：艾尔弗雷德·D·小钱德勒：《可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
钱德勒进一步说明了工业发展的两个方面以及它们出现的时期：（l ）1879…1893年的横向发展时期：以及（2）1898…1904 年的纵向发展时期。横向发展是在同一领域的制造商通过合并、联营以及（或者）托拉斯等联合起来以便在制造业中获得大规模经济的好处时发生的。石油、牛奶、糖、烟草、橡胶、酿造业等等方面的公司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合并成更大的企业，就能使公司或者某些公司有可能控制它们的市场、取得财政上的谋刺蛾有利条件和降低生产费用。有些人认为这是垄断，但是制造商认为，由于残酷无情的竞争造成了混乱，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纵向发展时期是公司在生产进程中出现“后向”或“前向”运动时出现的。“后向”运动指的是寻求原料来源或供应者：“前向”运动意味着为自己的产品打开市场的销路。比如，一家炼油厂为了进行勘探、获得石油开采权、钻井以及修建通向炼油厂的输油管。就会出现“后向”运动；为了找到批发代理商或者为了建立它自己的零售站，就会出现前向运动。
由于这种工业上的集中的作用，一些新的公司的名称例如“美国公司”、“全国公司”甚至“国际公司”等出现了。美国机车公司、全国罐头制造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便是这样的公司。到1905年，大约三百家拥有七十亿美元资本投资的公司就控制了美国制造业的40％。正是在这个时期，大企业变成了巨大的财团。这便为第二阶段和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而我们将在后面再谈这个阶段。
农民同商人一样也采取了集体行动进行自卫，以对付经济上的逆境。农民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使国家对铁路运费给以监督，是为了使农民对他们所处的环境能有更大的控制权。农民的联合行动也形成了一种为了保护自己利益的持久的农会运动。工人参加到农民和商人的行列中来，也试图组织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
实际上，在这个新时代，不可知的变化威胁着每一个人。工人、农民和商人都组织起来以采取集体行动。生产者联合起来以控制他们销售产品的环境；分配者联合起来以对销售和运输施加影响；工人们组织了工会以同资方进行谈判。这场组织上的革命表明，工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经济决策的内容从个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为组织良好的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社会环境——大亨或施主？
正直的行为很少成为新闻。历史学家和记者们感到害怕的是由于过份和特别强调而损害那些沉着、能干和负责的真正的生产建设者们的利益。马修·约瑟夫森发展了“残酷无情的大亨”的观点，以致公众很快就以这种价值观来看待任何一个企业领导人了。①约瑟夫森注意到，对顾客忠诚、尊敬人以及在商业实践中的保守主义等这些早期美国企业家的特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消失。新型的商人很早就离开家庭外出谋生；他们中间大部分是敢作敢为的美国新英格兰血统的人，是在比较贫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儿子，都抱有获取财富的明确动机，他们也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并且对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十分虔诚。②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有些人的性格是与此相反的，例如丹尼尔·德鲁。他的晚上经常是醉熏熏地在低级旅馆的房间里一面读圣经一面口嚼烟草度过的。他们全都看到了正在成长的经济的发展潜力，并发誓要利用它。要把他们的活动写成编年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只用一些简略的情况就可以说明约瑟夫森为什么认为有些企业家的举止从社会角度来看是不负责任的。
①马修·约瑟夫森，《残酷无情的大亨》，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1934年。
②出处同上书，第30…32页。
海军指挥官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通过收买纽约市议会议员和控制股票的办法取得了纽约—哈莱姆铁路线的控制权。他后来建立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发行掺水股票，发了财。他曾经说过：“法律有什么值得我关切的？我难道不是得到了权力了吗？”①丹尼尔·德鲁享有据说是第一个从事于后来被称之为“掺水股票”事业的荣誉。他用他在内战服役期间获得的一笔服役费购买了一群牛。他在把牛运到市场出售之前让牛吃盐，使它们口渴，然后尽量让它们喝水，这样在市场上出售的牛的分量大大增加，从而获得了一大笔利润。德鲁同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一起转向铁路业，并且很快就使伊利铁路公司在丹尼尔·麦卡勒姆离开之后的日子里因管理不善而闻名。西部铁路老板特别坏，他们以科利斯·亨廷顿为首，并且在利兰·斯坦福的帮助下收买了议员，因为这些议员能批准他们免费获得政府土地，给他们以特权以及通过授与权力的法律。有一年，为了使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亨廷顿花了二十万美元。他后来抱怨说，国会一个季度的开支达五十万美元，并且还悲伤地说，“恐怕这个该死的国会将毁了我们。”②①马修·约瑟夫森：《残酷无情的大亨》，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1934年，第72页。
②出处同上书，第357页。
并不是所有的“大亨”都是铁路主。约翰· D·洛克菲勒在建立他的南方改良公司和美孚石油帝国时表现出他具有冒险和狡猾的双重性格。通过与铁路合作，他可以少付运货费，并且向他的买主索取石油运费回扣。③安德鲁·卡内基一度拥有或控制了美国年轻的钢铁工业的三分之二。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活动使卡内基在报界名誉扫地，因为他当时动用了克顿侦探事务所（被雇用来保护工厂的）警卫力量来对付工会的行动，而罢工工人用石头痛击并殴打了他们，后来，州的军队开进了工厂，并且确保工厂的全体雇员均为非工会会员。在此过程中，有14人死亡，163 人受伤。上面这些人是―至少在约瑟夫森看来是―美国企业主中最令人讨厌的像伙。
③出处同上书，第115…119页。另见文达·塔贝尔所著《美孚石油公司史》一书。纽约，哈珀…罗公司出版，1905年。
①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波士顿，贝科恩出版社，1954年，第4页。
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对企业界说来，达尔文主义可能只不过是为旧思想找出了一个新的装饰词而已”。②他声称，商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需要法则时就制定法则，他们没有读过或听到过达尔文或者亚当·斯密的著作，对于抽象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也不大关心。另一位历史学家很同意他的观点并说：“认为这种竞争的坚定决心是以达尔文的论据为基础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①很少有人对达尔文有充分的了解并能够“把生物学用来进行自我辩护”。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商人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能作出什么结论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处于高潮时期，人们可以看到商人们和其他一些人设法通过联营、农会运动和工会等的协会的努力来避免竞争，而并没有让自然法则来自行起作用。商人们都是讲求实际的，人们从未看到过他们对知识界提出的社会理论表现出兴趣；因此这一次，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并未起什么作用。此外，企业家们所具有的众所周知的虔诚信教的本性―至少在星期日是这样―也是对那些倡导这种观点者的一个打击，而达尔文的思想对他们这样的人是否会有吸引力是令人怀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使某些做法合理化，但是断定它就是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是站不住脚的。
②爱德华·柯克兰：《企业界的梦想和思想，1860——1900》，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4页。另一个持这种实用观点的人是彼得·A·琼斯，《重访残酷无情的大亨》，波士顿，D·C·希思公司，1968年，第5…6页。
①雷蒙·J·威尔逊：《达尔文主义和美国知识界》，伊利诺斯州，霍姆伍德，多尔西出版社，1967年，第93页。
就十九世纪的道德价值观来说，企业和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大亨们”没有良心呢，还是他们为社会带来了某些好处呢？企业界人士的善心就象企业本身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包括艺术和文学的赞助人、社会工程的资金提供者、教会施舍者以及教育设施的资助者等。任何人都不会对发迹的人使用他们的一部分或全部财产的权利提出质问，毕竟这是他们的钱，他们愿意怎么处理就可以怎么处理。但是有限公司这个新事物的情况如何呢？它能否会有良心呢？它的管理人员和董事能不能拿出公司的一部分利润来支持与企业无关的事业呢？或者说，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是否只为公司所有者―股东的利益工作呢？由于在1883年英国的赫顿对韦斯特科克铁路公司的案件中创造了一个先例，公司兴办慈善事业的法律问题被搞得模糊不清了。在上述案件中，法院的裁决认为公司完全是作为一个获取利润的企业而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向其所有者―股东平等分配收入。鉴于有了这个先例，公司负责人在向其他提出要求的人捐赠款项时就表现出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股东会提出诉讼。
虽然公司兴办的慈善事业可能会受到疑难，但是个人从事慈善事业是不会受到阻碍的。个人的善行可能是表示十九世纪企业家的社会良心的一种手段。这里只能提及一部分伟大的慈善家商人。埃兹拉·科内尔首先办起了电报事业，后来在西部联合公司中发了财，他拿出一些钱创办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在纽约州的伊萨卡）；威廉·科尔盖特由于制造了肥皂而使人们更加神圣，他和他的继承人向一所学院提供了许多资金，因而该学院改而以他的名字命名；塞谬尔·斯莱特的合伙者摩西斯·布朗在普罗维登斯创办了罗得岛学院（1770年），该学院于1804年改名为布朗大学；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创始人约翰斯·霍布金斯也在巴尔的摩创办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大学；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海军指挥官）1873年留下一大笔遗产，后来用它把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所卫理公会的神学院改办成一所著名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
此外还有：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他捐赠了10万美元，使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工商学院；爱德华·塔克（Edward Tuck ）―他为纪念他父亲，向达特茅斯大学捐赠了30万美元，创办了阿莫斯·塔克管理和财政学院（1899年）；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他创办了一所大学以纪念他的儿子（1891年）；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他为一所技术学院提供资金（1870年）；詹姆斯·B·杜克（James B。 Duke）―他建立了信托基金会以创办三一学院（后来以杜克家族命名）。并不是盼望有一名慈善家支持的所有大学都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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