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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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馀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儯u。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汪精卫此番系狱半年有余，所作诗词共二十多首，动人之句尚多，如“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行去已无干净土，忧来徒唤奈何天”、“吁嗟乎莫怨雪成泥，雪花入土土膏肥，孟夏草木待尔而繁滋”、“乃知雨雪来，端为梅花设”、“成败亦何恨，人天无限忧”、“士为天下生，亦为天下死”、“哀哉众生病，欲救无良药”。
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汪精卫履行其“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与陈璧君结婚后，回到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于1912年9月，携同陈璧君前往法国。舟行一路，多纪游之作。如船抵马来半岛之《太平山听瀑布》之二：“泠然清籁在幽深，如见畸人万古心。流水高山同一曲，天风惠我伯牙琴。”
“二次革命”兴起，汪精卫应孙中山之命紧急回国。1913年9月1日南京陷落，孙、黄亡命日本，汪精卫再去法国。此后的汪精卫，见中国民主富强之梦渺茫，已从一个激进浪漫的革命青年，变得冷静现实，踌躇感伤。其诗词则仍是写景、咏物、纪游者居多。如1914年的《红叶》之一：“不成绚烂只萧疏，携酒相看醉欲扶。得似武陵三月暮，桃花红到野人庐。”不刻意寄怀，而怀抱自见。如1919年的《远山》：“远山如美人，盈盈此一顾。被曳蔚蓝衫，懒装美无度。白云为之带，有若束缣素。低鬟俯明镜，一水澹无语。有时细雨过，轻涡生几许。有时映新月，娟娟作眉妩。我闻山林神，其名曰兰抚。谁能传妙笔，以匹洛神赋。”人格化的一脉远山，在其笔下神韵可人，顾盼生姿，云为之装束，月为之点缀，宋人眉妩之词，曹植洛神之赋，也纷纷为之作美的印证。又如1926年的《入峡》：“入峡天如束，心随江水长。灯摇深树黑，月蘸碎波黄。岸逼鼯声纵，岩阴虎迹藏。楫歌谁和汝，风竹夜吟商。”《出峡》：“出峡天如放，虚舟思渺然。云归新雨后，日落晚风前。波定鱼吞月，沙平鹭隐烟。绿阴随处有，可得枕书眠。”俨然一山水行吟诗人，超然物外，返朴归真，不知尘世间今夕何夕。
此一风格的形成，盖缘于作者的诗观。《小休集》是汪精卫1930年前的诗词集，其自序道：“《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旨哉斯言！人生不能无劳，劳不能无息，长劳而暂息，人生所宜然，亦人生之至乐也。而吾诗适成于此时，故吾诗非能曲尽万物之情，如禹鼎之无所不象，温犀之无所不照也，特如农夫樵子偶然释耒弛担，相与坐道旁树阴下，微吟短啸以忘劳苦于须臾耳。因即以‘小休’名吾集云。”在汪氏看来，诗之用，在于劳碌之余小憩身心，怡情逸性，故不必总是那么劳者歌其事，孜孜矻矻。
《南社诗话》亦有云：“盖精卫在北京狱中始学为诗，当时虽锒铛被体，而负担已去其肩上，诚哉为小休矣！囚居一室，无事可为，无书可读，舍为诗外何以自遣？至于出狱之后，则纪游之作居其八九，盖十九年间偶得若干时日以作游息，而诗遂成于此时耳。革命党人不为物欲所蔽，惟天然风景则取之不伤廉，此苏轼所谓‘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者。”〔7〕
然而，汪精卫毕竟是政治人物，其诗并不总这么风花雪月，灵山秀水，洒脱出世，逃避现实。例如，1912年，其旅法期间的《蝶恋花·冬日得国内友人书，道时事甚悉，怅然赋此》：“雨横风狂朝复暮，入夜清光，耿耿还如故。抱得月明无可语，念他憔悴风和雨。
天际游丝无定处，几度飞来，几度仍飞去。底事情深愁亦妒，愁丝永绊情丝住。”字里行间，就分明萦绕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思。1921年，《十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下作》：“飞鸟茫茫岁月徂，沸空铙吹杂悲吁。九原面目真如见，百劫山河总不殊。树木十年萌蘖少，断篷万里往来疏。读碑堕泪人间事，新鬼为邻影未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一侧为1920年新近为国捐躯的朱执信烈士墓，故末句有“新鬼为邻”之慨。推翻清朝之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在流血——这大概就是诗人的痛苦和迷茫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全民抗战的热情高涨，汪精卫此时有《舟夜》之作：“到枕涛声疾复徐，关河寸寸正愁予。霜毛搔罢无长策，起剔残灯读旧书。”所抒者正是御寇无策的悲愁。1938年《登祝融峰》：“直上祝融峰，远望八千里。苍茫云海中，不辨湘资与沅澧。古来此中多志士，国难之深有如此。吁嗟乎！山花之丹是尔爱国心，湘竹之斑是尔忧国泪。”祝融峰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最，景色绝佳，然而值此国难当头之日，诗人再也不能沉醉美景飘然尘外了。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曾是主战派，主张积极抗日，当年前往南京游行要求抗战的学生们打出的口号之一就是“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后因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汪精卫转而主和，并因此在1935年11月遭一爱国军人行刺，身中三弹。在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乃至华中失陷殆尽，首都南京、武汉相继失守，英美法阵营袖手旁观的1938年，汪精卫相信要挽救危局，避免中国的彻底覆亡，只有与敌人议和一途，遂于12月18日从重庆出走，经由昆明，到越南河内，开始了他的“和平”之旅，也开始了他个人的最大败笔。
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从越南海防港启程，登上一艘法国小货轮驶往上海。因海上风急浪高，几天后不得不转上他本不想乘坐，且认为“有失体统”的日本舰艇北光丸号。于是百感交集，再作《舟夜》之诗：“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汪精卫自认为与日本人谈判，其初衷是出于救国，但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毕竟已上了贼船，不禁有文天祥兵败被掳过零丁洋的凄凉。然而，这种自我表白，未必可信。
此篇之后，整个“汪伪”时期，汪精卫仍然吟咏不辍，直至病笃。有人辑录《汪精卫晚年诗词》凡六十五题。试检视几首，略窥其心迹。
《冰如手书阳明先生答聂文蔚书及余所作述怀诗合为长卷，系之以辞，因题其后。时为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距同读传习录时已三十三年，距作述怀诗时已三十二年矣》：“我生失学无所能，不望为釜望为薪。曾将炊饭作浅譬，所恨未得饱斯民。”“三十三年丛患难，余生还见沧桑换。心似劳薪渐作灰，身如破釜仍教爨。”冰如即其妻陈璧君。汪精卫早年在其名文《革命之决心》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汪精卫决计入京行刺前曾致书胡汉民，有“弟今为薪，兄当为釜”之语。这组作于1941年的诗，则以薪釜兼为自许，亦自伤。
《满江红》：“蓦地西风，吹起我乱愁千叠。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磷碧血。魂梦不堪关塞阔，疮痍渐觉乾坤窄。便劫灰冷尽万千年，情犹热。
烟敛处，钟山赤；雨过后，秦淮碧。似哀江南赋，泪痕重湿。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无限悲苦，无限凄凉，仍道是心不改，志不移。顺便一提的是，此词与另一首《忆旧游·落叶》被龙榆生目为哀国之音，入选当年南京中央大学《基本国文》课本。
汪精卫晚年诗词中常见两种主题：一哀山河、民生，如“废堞荒壕落叶深，寒潮咽石响俱沉”、“橄榄青于饥者面，木棉红似战时瘢”；二伤自身名节，如“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跋涉艰难君莫叹，独行踽踽又何人”；或二者兼而有之，如“险阻艰难余白发，河清人寿望苍生”。偶尔也作豪语，如“湖山自郁英雄气，原隰终兴急难心”、“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其望中的月是“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其笔下的菊是“惟有金石心，凛凛常不改”，还有腊梅是“着此数枝更清纯，不辞耐冷立阶前”。
其《虞美人》所流露的也是一腔愁苦，常为世人嘲弄：“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剩水已无多。
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其《双照楼诗词稿》中最后一首《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沉痛异常，也每为论者讥讽：“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经几度兴亡？”
汪精卫这时还有一诗《读史》：“窃油灯鼠贪无止，饱血帷蚊众不飞。千古殉财如一辙，然脐还羡董公肥。”以鼠、蚊为喻，以汉末董卓贪得肠肥腹满最后横尸街市被点燃肚脐的结局为例，讽刺人性的贪婪。汪氏天真，居然不明白相对于“汉奸”这十恶不赦的罪名，贪官污吏聚敛财富搜刮民脂民膏又何足道哉！贪官污吏骂汉奸可以唾沫横飞，汉奸骂贪官污吏却不免滑稽。
1944年11月9日，汪精卫客死日本名古屋，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一侧之梅花山。抗战胜利后，其坟墓被炸毁。据说陪葬品惟有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和一本手书诗稿，其中最后一首题为《自嘲》，字迹歪斜，想是绝命之作：“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页。
〔2〕历史上的国家祸患与红羊劫运的周期并不完全吻合，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1851年，就稍晚于1846丙午年。
〔3〕《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屋1985年版，第539页。
〔4〕洹：洹水，今称安阳河。
〔5〕语出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张遇、王娟编：《老北京写照》，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版。
〔6〕钱钟书《题某氏集》：“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见其诗集《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7页。
〔7〕转引自1930年版《小休集》，编者曾仲鸣跋。
何谓“知识分子”？
？ 景凯旋
我们时代的政治、伦理、社会和哲学问题不是将个人从国家以及国家机构中解放出来，而是将我们从国家和个体化形式这两者中解放出来，而个体化形式与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许今天的目标不是要发现我们是什么，而是要拒绝我们是什么。
福柯：《主体和权力》
这个题目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什么是“知识分子”？二是谁在讲述“知识分子”？目前有关“知识分子”的各种言说，都是试图从主体性的角度去回答第一个问题。这种建立主体性的努力值得赞赏，但不幸却是个浪漫的迷思。中国现代知识者出现在十九世纪末，其称谓几经变换，最终才固定下来。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只存在于历史话语之中，存在于分离出它的感受形式之中。因而，与其徒劳地讨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如去探寻这一主体是如何通过福柯所说的“命名过程”建构出来的。对此的考察表明，现代知识者的话语史大抵经历了“士或读书人”、“知识阶级”及“知识分子”三个阶段。
1901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过渡时代”。这是一个孕育着新同时又充满着旧的时代：“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1〕就知识界而言，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