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存在"的启示-萨特及其作品-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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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时候，捷西卡才真正相信了雨果的“秘密使命”，她为贺德雷将被杀死而感到惶惑，竭力劝说雨果与他和解。雨果则坚信自己和路易是正确的，而贺德雷的作法简直像一个叛徒。这时贺德雷来找他们聊天，捷西卡不失时机地把雨果的反对意见告诉了贺德雷。他们开始了一场冗长的辩论。贺德雷认为，目前无产阶级党无力单独进行一场暴力革命，只有走联合这一道路才是现实的。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一切有效的手段都可利用，那怕是说谎、妥协，或是玩弄权术。他毫不隐讳地承认，他有一双伸进了血污中的肮脏的手。这一切都是雨果所不能容忍的。他声称，与他观点一致的人大有人在。可是贺德雷却无情地预言，终有一天雨果将会发现，别人所以反对这样做，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把它当作原则问题来加以反对的恐怕只有他雨果一个人。雨果终究没有被说服。

　　第二天早晨，捷西卡赶在雨果之前来贺德雷的办公室，把雨果的决定向他和盘托出，并请求他不要伤害她的丈夫。当神情委靡的雨果走进办公室时，贺德雷虽然多了几分戒心，却料定他不会向自己开枪，他想把自己这一想法直接告诉雨果。当贺德雷转身去倒咖啡时，他的手指已经扣住了扳机，但终于没有开枪。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请求贺德雷允许他出去散散步，认真思考一下。

　　一直躲在窗帘后面的捷西卡，在雨果出去之后便出来纠缠贺德雷，她表示自己真的已经爱上了他。贺德雷起初竭力回避她那明显的挑逗，随后还是吻了她一下。这时雨果推门而入，正巧目击了这一幕。他怒可不遏，向贺德雷连开三枪，贺德雷倒地而死。

　　雨果讲完了他的故事。

　　雨果反复思索着他杀死贺德雷的动机，他始终认为那纯粹是一个偶然。假如他没有看到那一幕，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当时他回到办公室是打算与贺德雷和解。他爱贺德雷，甚于爱这世界上的任何人。奥尔加对他这样的解释十分满意，她劝雨果重新入党。雨果对她表示信任。

　　离跑易规定的时间还差五分钟，奥尔加决定把一切事情都告诉雨果：在他入狱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去年冬天，党与苏联恢复了联系，苏联为了避免与盟国发生磨擦，不希望依利黎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指示党与其他各派势力联合。现在事实证明当初贺德雷的主张是正确的。党应该给贺德雷恢复名誉。至于雨果的谋杀行动，路易等人向党内作了解释，把这一案件说成是纯粹的情杀。雨果听到这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他终于明白，贺德雷、路易和奥尔加都是同一类人，都是冷酷无情的家伙，而只有他自己死抱住纯洁的理想，至今仍然认为贺德雷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为自己感到羞愧，羞愧自己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而不是出于政治热情而杀死了贺德雷。他不能再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了。

　　门外响起了汽车声，路易他们来抓雨果来了。奥尔加竭力要挽救雨果，让从窗子逃走，但他拒绝了。激愤的雨果大步向门口走去，大声喊叫着踢开了房门。

　　《肮脏的手》这个剧本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表现了萨特对“戴红手套干活”的政客的揭露和对天真地追求“理想”而被政客们所利用的青年的同情。

　　作为党的领导人，贺德雷可说是一个实干家，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只要对党有利，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利用。他承认：“我的手是脏的，一直脏到胳臂，我把我的手插到粪堆里、血泊里。”不过萨特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是合理的。同时萨特也不否认路易的暗杀阴谋。作为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当他在路线上与贺德雷产生矛盾时，指派雨果去行刺也是情理中之事。而贺德雷也能始终坦然地对待这一切。

　　这体现了萨特对政治的看法，在萨特看来，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取消谎言是不可能的，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又不“玷污”双手是不可能的。

　　萨特对雨果是同情的，雨果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青年。他不了解党内斗争的实质。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感到空虚和孤独，为了寻求个人解脱，他加入无产阶级党，他期望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上一世纪末，俄罗斯有一些人，口袋里装着炸弹，站在大公路过的地方。炸弹爆炸，大公炸死，投弹的人也同归于尽。我也能这样干。”同时他又渴望保持个人的纯洁性，他认为革命的手段也应该是最纯洁、最符合道德理想的。他遵循“自由”原则，他说：“我尊重命令，但我也尊重我自己，……我加入党，是为了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有尊重自己的权利。”在萨特看来，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者嘲笑雨果说：“我的小伙伴，我们加入党是因为挨饿挨够了。”而雨果没有挨过饿，他加入党只是出于某种荣誉感或某种抽象的正义感。

　　针对雨果关于纯洁性的幻想，贺德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多么看重自己的纯洁性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什么用处呢？纯洁，这是印度出家人和僧侣们的理想。”在贺德雷看来，雨果不过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关于热爱人类的说法，不过是些空洞的没有意义的华丽词藻。贺德雷说：“你不爱人，雨果，你只爱原则，……而我爱他们，就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连他们的卑鄙龌龊和一切恶习在内。……你的纯洁等于零。你所梦想的革命决不是我们的革命，你并不想改变世界，你只想炸毁世界。”这实际上是对雨果宣称：玩政治，就必须要有一双肮脏的好手。雨果所追求的显然不是这种政治。因此，在戏的结尾，雨果坚持不肯撒谎，拒绝了党的“挽救”，大胆地选择了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萨特对待雨果与贺德雷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同情雨果，因为雨果是他的哲学和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时他又不能不敬重贺德雷，他承认，“肮脏的手”就是参与现实生活的手，就是实实在在工作的手。“肮脏的手比戴手套的手干活要好得多”。

　　《肮脏的手》虽是一个政治剧，但它仍然表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贺德雷的死是出于一场误会。雨果已经准备与贺德雷和解，当他走进办公室的一瞬，却碰巧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偎依在贺德雷的怀里。情欲占胜了理智，他朝贺德雷开了枪。雨果说：“完全是出于偶然，……这实际上是一出没有杀人凶手的谋杀案。”这里正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人的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人的死也是偶然的。

　　这就是人生的荒诞性。

　　在构思《肮脏的手》时，萨特认为有两件事促使他写了这个剧本。一是他发现，在他的学生中，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也加入了共产党；二是，萨特和西蒙娜·波伏瓦在纽约时，曾和托洛茨基的旧秘书会见。这位秘书是斯大林派来的，他告诉萨特和西蒙娜，他接到暗杀托洛茨基的任务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托洛茨基同住在一所受到严密监视的房子里。萨特曾表示过，剧本对于那些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表示了同情，同时也暗示了对斯大林统治的怀疑。不过萨特还是力图避免过分显露他在剧本中的政治倾向。他对《战斗报》记者说过：贺德雷与雨果分别代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但萨特本人却并不表示赞成那一派。不过后来萨特又表示：就我个人看来，政治需要人们弄脏自己的手，必须如此。

　　《肮脏的手》的上演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在政界却引起激烈批评。法国共产党方面反响尤为强烈，他们指斥说，“为了三十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了”。《人道报》批评说：“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苏联方面也表示了抗议，认为《肮脏的手》有“反苏宣传”倾向。

　　不过在美国，确实有人想利用《肮脏的手》进行反苏宣传。1948年　11月，美国报纸刊登了《肮脏的手》的英译本，题目为《红手套》。但萨特说，英译本的大部分文字被纂改。萨特曾为此提出抗议。

　　由于《肮脏的手》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社会影响又很大，萨特对剧本的上演始终持谨慎态度。特别是五十年代，他向共产党靠拢时，每次上演都要事先与党的有关领导人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萨特曾拒绝《肮脏的手》在西班牙、希腊和印度支那上演。他解释说：我并不否定《肮脏的手》，我讨厌人们任意利用它，我的剧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魔鬼与上帝》：上帝死了

　　这是一个三幕剧，创作于1951年。萨特在剧中塑造了一个欺骗成性、哗众取宠的葛茨的形象。剧情大约是这样的：

　　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德国。

　　大主教统治下的沃姆斯城的市民举行叛乱，他们把全城的教士关押起来，限制主教的行动自由。同时康拉特和葛茨兄弟联合起来进犯主教的领地。主教处于腹背受敌的处境。

　　主教很快就利用了康拉特兄弟间的不和，拉拢了葛茨。但是主教无法控制这个魔鬼，葛茨不满足于守卫后方，擅自包围了沃姆斯城。葛茨是个以作恶为乐的魔鬼，又是德国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说不定他会血洗全城呢。于是城中居民惶恐不安。市长召集市政会议，决定派人去与葛茨谈判。

　　主教要求市民释放所有的教士，打开城门与葛茨和谈。面包师纳司蒂号召人们反抗主教和富人。在一片混乱之中，主教被打死。

　　海因里希神甫因为受到市民的尊敬才没有被逮捕。他拾起主教的钥匙，打开修道院的地下通道，连夜出城，来到葛茨军营，主动要求放军队进城，但必须保证全城居民的生命安全。其实他心里明白，他是在跟魔鬼打交道，自己的行为实在是叛变。

　　银行家以大主教使者的身份来到葛茨军营，他答应以优厚的代价换取葛茨的合作，只要他保住沃姆斯城。葛茨回答说，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杀人是他的天职，既然人人都劝他饶过沃姆斯城人，那么，他偏要来一场大屠杀。他下令把银行家捆了起来。

　　面包师纳司蒂打算到附近的农村去，一周之内集结一万多名武装农民，援救沃姆斯的穷人。在路途他听说已经有人出卖了沃姆斯，便径直来到葛茨军营。他建议葛茨立即攻下城市，杀死全城的教士和富人，给农民以武装，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以爱为宗旨的上帝的城市。但葛茨却回答说，他是热爱贵族的，至于上帝，他今夜定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去。

　　葛茨得意万分。因为上天接连给他送来了海因里希、银行家和纳司蒂，而且还粉碎了军官海尔曼与自己身边的娼妓卡德琳娜企图刺杀他的阴谋。他下令给纳司蒂施肉刑，把卡德琳娜交给士兵去任意糟踏。

　　葛茨宣称，恶就是他存在的根本，他为作恶而作恶，使得上帝都手足无措。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在他的想象中，地狱如同荒无人烟的沙漠，只等待着他一个人。不料海因里希却在一旁嘲笑他说，地狱好比热闹的集市，这世界上人人都想作恶，而善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葛茨闻言，颇感吃惊，他当即放弃攻打沃姆斯的计划，下令释放俘虏，解散军队，他与海因里希打赌，从此以后，他偏要行善。双方约定在一年零一天之后再见分晓。

　　两个月过去了，葛茨在沃姆斯城的善举没有得到任何赞赏和支持。他与穷人称兄道弟，并且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他们，遭到的却是耻笑和唾骂。他派人到各地去传播他的许诺，要求其他贵族效法，煽动农民起义。于是葛茨在富人眼中成了德国贵族的掘墓人。但葛茨仍不敢初衷，继续行善。他认为善就是爱。人们不相爱，关键在于地位不平等。他决定改变这一切，实现大同世界。为此，他首先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一个基督徒社团，取名为“太阳城。”

　　葛茨无法博得农民的信任。他取消租税，农民仍旧把粮食送进他的仓库；他要人人互称兄弟，农民还是口口声声称他是老爷。

　　在一所乡村教堂前，泰泽尔带领三名小教士从沃姆斯来卖赎罪券，在他那花言巧语的蛊惑下，农民纷纷把钱放进了教士的钱袋。站在一旁的葛茨与泰泽尔唇枪舌剑，争夺人心。这时从森林里来了一个麻风病人，希望能捡到一张赎罪券。教士们吓得躲进教堂，葛茨却迎上前去，吻了他的嘴唇。麻风病人却厌恶地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