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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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揭汛�46％，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80％，发展中国家也在40％以上，而我国仅为29。9％，相差甚远〔16〕。我国有12亿多人口，9亿多是农民，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把绝大部分农民转移到城市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17〕，这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但在实施城镇化战略的理论和实践中却存在着严重的误区。一个误区是把城镇化战略理解为小城镇战略。发展小城镇已经成为官方的主流政策和地方的主流行动，其实这是中国城市化的重大失误。发展小城镇既不符合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农民的普遍愿望，同时，小城镇也不能完成我国城市化的艰巨任务。国际经验表明，只有规模较大的城市才能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创造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科技进步力、较大的外部扩散效益以及比较完善的城市功能。事实证明，小城镇创造不出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大的规模效益和完备的城市功能，盲目发展小城镇还明显地造成巨大的土地和财产浪费，造成低水平的粗放型的重复建设。我们知道，广大农民真诚向往大中城市的美好生活，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谋生的8000万打工者就是明证。从完成我国城市化的目标任务来看，小城镇也力不从心。以50％的城市化水平计算，我国目前12亿多人口，就需6亿多人生活在城市；以70％的城市化水平计算，就需8亿多人生活在城市。全国2000多个县，充其量估算，每个县的县城（含中心镇）平均增加10万城镇人口，也只能解决2亿多人口的转移问题，还有4～6亿多农民必须进入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发展小城镇之所以成为时下主流，主要是囿于二元户籍制度的严格局限和对农民命运的擅作主张。可以肯定地说，那些主张小城镇的人，他自己就不会放弃大中城市而到小城镇去生活。在城市化进程中，各大中城市不能无动于衷，紧闭城门。为了不使人们对城市化产生理解上的歧义和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在主流话语中应提倡以“城市化”取代“城镇化”。城市化其实已内在地包含发展小城镇，城市化不排斥发展小城镇，但发展小城镇不是城市化的主流。第二个误区是把户籍制度改革局限于小城镇户籍改革。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为农民套上的沉重枷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予以根本性地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户籍制度开始松动。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县城以下集镇落户。到2000年，小城镇户籍改革在各地大步推进。从2001年10月1日起，全国两万多个小城镇全面推行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但户籍制度改革仅限于小城镇的做法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为此，我曾对掌握公民户口命运的国家公安部颇有微词，后来了解到早在1985年国家公安部就着手起草对户籍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户口法》，但却迟迟出不了台，主要原因是遭到了诸如教育部等有关职能部门的强烈反对〔18〕。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对传统不合理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必然要触及到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得利益。但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对于阻碍改革的势力，我们必须向他们宣战。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求我们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九亿多农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1年以来，一些大中城市的户籍改革频见报端，特别是8月1日河北石家庄市户籍改革正式实施〔19〕，拉开了我国省会城市户籍改革的帷幕，尽管其中仍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比如仍然设置过高的进城门槛），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中城市的户籍改革能够得到迅速普及。要知道，每迁入一个城市新居民，就是解放了一个农民。
解放农民，是农民的迫切愿望；解放农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走在新世纪的曙光大道上，让我们以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精神，万众一心改革旧体制，齐心协力彻底解放全体农民。
注释：
〔1〕参见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工业化·城市化》，《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90期。
〔2〕杜润生：《给农民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中国改革》2000年第10期。
〔3〕党国英：《我们为什么要为农民说话》，《南方周末》2000年12月7日。
〔4〕参见黄广明、李思德：《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
〔5〕 〔6〕转引自仲大军：《户籍制度与二元结构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2期。
〔7〕转引自梁骏等编著：《村民自治——黄土地上的政治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8〕参见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换——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版。
〔9〕〔10〕〔11〕方言：《我国农村税费现状及成因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24期。
〔12〕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24期。
〔13〕参见郑法：《农村改革与公共权力的划分》，《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14〕参见邓大才：《乡级政府该撤了》，《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3期。
〔15〕参见课题组：《现代化标准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16〕参见张英红：《二元户籍制：半个世纪的“城乡冷战”》，《城乡建设》2001年第7期。
〔1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2日。
〔18〕〔19〕参见寿蓓蓓：《中国户籍制度悄悄改革》，《南方周末》2001年8月30日。
当代学者的社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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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谋生处所是大学、研究所与各事业单位。数十年来，他们领取的是政府给予的工资与各种津贴与研究费用，并通过体制内的学术评估体系获得相应的职称、学术地位与荣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体制内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分工以及在社会上的自我定位都出现了新的分化，相当一部分学者在体制外、在民间社会从事着自己选定的课题研究。他们从社会上取得研究所需要的研究经费，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自主出版与在刊物上自由发表，同样取得社会上的学术评价，从而获得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学者从事研究的课题是否被体制内的评估体系所包容这一标准，把学者的研究分为体制内研究与体制外研究两种类型。
更具体地说，所谓的体制内研究课题，指的是那些可以被纳入体制内的评估标准的，并由于符合这一标准的要求，而能够获得政府认可、支持与资助的学术研究课题与领域。这类研究可以在国家每年颁布的申请研究基金的提纲中看到。
大体上属于体制内研究的主要可以归结为对策类、学院类、精神文明类这三大类型。
对策类指的是那些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能为领导决策层与专家提供对策参考价值的研究项目，对策类研究课题包括如何开发浦东、如何制定符合当前需要的文化发展战略、经济建设如何与文化发展相配合、农村城镇化、国有企业如何改制，等等。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行政学、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大多数涉及当下中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课题均可以归属于此类型。此类研究的现代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所指的学院类研究，则是指那些人文学科中纯学术领域的研究课题，如文学语言、艺术学、哲学、逻辑学、历史学、考古学之类，如庄子的悲剧意识、北宋时期的农业开发、丝绸之路考古、儒家思想起源到语言学比较、不同时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之类的课题。凡是人文学术领域中以知识积累为宗旨的研究课题均归属于此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知识的积累已经被政府视为文化发展与民族进步的重要方面，此类研究属于人文领域而学术专业性很强，在政治上属于中性。此类学院性研究已经纳入体制内评价体系，它们可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竞争，为国争光，从而在体制内研究中稳占不可动摇的地位。
精神文明类主要指那些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加强思想教育的研究项目，如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究、以德治国的理论思考、如何培养中青年干部的理论素养问题、某革命先辈对党建理论的贡献等等。凡是有关意识形态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均属此类。
这三类研究领域从决策科学化、民族文化的学术知识积累与宣传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方面，对于我们国家的精神文明与社会发展均有各自的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它们被纳入体制内评估体系中并获得政府积极支持。从事体制内研究的学者，比较容易取得体制内资源，例如，评定职称，评学术奖项，取得国家级的研究经费，能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在各大学学术评分中取得高的积分等等。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与分化，相当一部分研究虽然不属于体制内支持的领域，但却在知识领域的开拓、活跃思想与思想文化多元化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我们可以把那些不能纳入到政府评估体系内来予以评价，并不从体制内获得资助，但在民间社会中自主生存的学术领域称之为体制外研究。这种体制外研究包括一些关注公共性的重大学术话题。例如，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的话语问题、自由主义、新左派思潮、新保守主义问题、中国当代政治结构与政治形态、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形成方式与领导风格、社会阶层分化中出现的不同的政治态度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上的新思潮与新观点、对国际突发事件与中外关系所提出的不同主流观点的论文，等等。
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之所以形成这一体制外研究领域，首先由于社会上有对此类研究的需求，并能提供对此类研究成果的发表与资助的条件。此类研究或者会被人认为过于敏感，或者由于涉及社会重大矛盾与困境，由于没有现成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评估，或者由于提出一些新观念而一时不能被学术界或评估者重视，从而不一定都能得到体制内的评估标准的容纳。
此类研究可以说有相当价值，但却无法被纳入政府部门现行颁布的研究立项提纲，因而也得不到评奖的机会，当然也不能在官方确定的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由于此类研究一般不能发表于重要学术体制内认可的权威学术刊物，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在申请职称、博导及其他资格时，无法以此类研究成果作为支持自己学术能力的后盾，往往在评分上处于不利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本身是多元化的。一方面，现行的体制内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体系有其固有的、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而这标准又是比较刚性的。在一定时期，体制的这种刚性标准，对于维持社会固有的价值标准无疑是很必须的。另一方面，学术的发展与进步又不可能与体制内刚性标准完全同步，总有一些具有前沿性、超前性、敏感性的研究领域难以被体制内的标准完全容纳。这是社会发展与学术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正是存在着体制内与非体制内学术的分化，学者就会面临以下两难局面：体制本身有它自己的标准，而人们的研究是否符合此类标准，又会直接影响其学术地位与实际利益。而国家由于直接支配稀缺资源的控制与分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使政府比过去任何时期能更多地提供资助来鼓励符合自己的要求与标准的学者，于是就出现了新的学术指挥棒效应。正如高考已经变成考生的指挥棒一样，国家颁发的研究标准涉及职称、学术成绩评分与职称津贴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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