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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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张承志口头上认同鲁迅，但并没有真正汲取鲁迅的精神，承继鲁迅的血脉。他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一度还去日本谋求发展，偶尔去偏远落后的乡村走一走，便写下系列散文，美化乡村，美化一切落后的风习。嗓门太大，调子太尖，姿态太高，那真实的面目究竟如何，就很可疑。从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出，他奔赴偏远的乡村，不过是去接受乡民的“叩拜”，仿佛领袖的巡视，甚至有点像救世主降临彼方。其实，他一直固守着大都市。与其说他依恋乡村，不如说他想占据有利的地形，以便更有效地攻击都市文明。与其说他关心乡民，不如说他想从乡民那里获取道德的优越感和精神的制高点，以便更好地抨击他所看不惯的人们，也借此满足隐藏在精神深处的领袖欲和救世主意识。
同是写偏远的乡村，但刘亮程与张承志很不一样。不仅是文字更为平和，细腻，更有诗情画意，而且对乡村的思考、判断和所持的精神立场也迥然不同。刘亮程既没有简单美化，也没有故意丑化，而是在一种矛盾和冲突的状态中感受着乡村，理解着乡村。
他一面向我们描述乡村生活的朴野、粗放和盎然的诗意。在这里，虫叫，驴鸣，狗吠，猪嗷，人畜虫一家。“一般时候出门，碰见两头猪遇到一个人，闻五句驴叫听一句人声。”炊烟在村庄的上空袅袅娜娜地飘着，颜色各不相同，要看哪家烧什么样的柴。麦香阵阵，当麦香经过王铁匠的火炉时，就会发出烤熟了的诱人的香味。
但同时他又诉说着乡村生活的孤寂、单调和荒凉。他说，在黄沙梁，过了三十岁就可以闭着眼睛活了，永远是同样的一些事物，不会有任何新奇的事情。庄稼黄了青，青了再黄。劳动，劳动，无休止的劳动，象“永远需要擦掉重做的习题”，摆在面前。人们的叹息是老的，欣喜是老的，失望也是老的。“生活单调得象篇翻不过去的枯涩课文，硬逼着我将它记熟，背会，印在脑海灵魂里。除了荒凉这惟一的读物，我的目光无处高栖。大地把最艰涩难读的一章留给这群没啥文化的人。”他想做一点什么，来确认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在村庄里又能做些什么呢？他所能做的是用一条绳子把一棵长歪的树拉直，同时把另一棵长直的树拉歪。他赶开了一头正要交配的黑公羊，让一头白公羊爬上去。这样，本来要生黑羊羔的这只母羊，就只能生白羊羔了。有时，他钻进别人的玉米地，拉了一堆屎，“到了秋天就会有一两株玉米，鹤立鸡群般耸在一片平庸的玉米地中。这是我的成绩，我为这户人家增收了几斤玉米。”在类似黑色幽默的文字背后，我们读到的是乡村生活的无奈、无望和无告。
他同情农人的处境，铭记着他们的纯朴和勤劳，但是对农人的狭隘、短视、斤斤计较以及别的习性他又毫不留情地作了精细的描画。他们因一个鸡蛋亲戚结仇，邻居反目，为了半截麻绳大打出手。决定胜负的不是公理，裁断是非的不是正义，而是谁家的儿子多，劳力强。一户河南人家占了一块又一块的地，但别人拿他家没办法，因为他家“有两个壮实的儿子”，“父亲只好咬牙切齿，等待我们长大”。韩元家与邻居闹不和，不许自家孩子与对家孩子一起玩耍，甚至不许自家炊烟与对家的炊烟纠缠在一起，“他看着不舒服，就把后墙的烟囱捣了，挪到了前墙上”。有人要离开村庄，舍不得把路留下来让人走，怕人占便宜，就“在路上挖了两个坑”。有的农人会偷人家的鸡来吃，而后把鸡毛挖坑埋掉，在坑上撒些干土，扔些草叶，让人神不知鬼不觉。被偷的人家也很狡诈，趁人不备，突然闯进人家，说是要借麻绳，“装得很亲热，抱起人家的孩子亲亲，闻闻嘴里有没有鸡肉味”。刘亮程对农人的习性了如指掌。
对现代都市文明，他明显怀有怨恨的情结，时有愤激之言，讥讽之语：
一根扎入土地的钢筋，带给土地的将是永久的刺痛。
牛只是作为肉和皮子被运到城市。他们为了牛肉的新鲜，才把活牛运到城里。一头牛从宰杀到骨肉被分食，这段时间体现了城市的胃口和消化速度。早晨还活蹦乱跳的一头牛，中午已摆上市民的餐桌，进入肠胃转化成热量和情欲。
浑厚无比的牛哞在他们的肠胃里翻个滚，变作了一个嗝或一个屁被排掉——工业城市对所有珍贵事物的处理方式无不类似于此。
看到牛粪运到城市做肥料，他也不满。“这些本该养育伟大事物的贵重养料，如今只能育肥城市人的闲情逸致了。”刘亮程本人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农人的狭隘和偏执。
尽管对城市有些不满，但他并不愿意守着乡村。他说他和别的农人不一样，“天一黑他们便蒙头入睡了，撇下怎么也睡不着的我，整夜地孤守着村庄”。有一股力量要将他从村庄推开，“我不是十足的农夫，种地对我来说肯定不是一辈子的事，或者三年五载，或者十年二十年，迟早我会扔掉这把锄子”。
他真的离开了，变成了城里人，变成了市民。这个时候他又感到有一股力量召唤他回去。“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不管我的杈伸到哪里，枝条蔓过篱笆和墙，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我的根还在黄沙梁”，那里的“每一声鸡鸣，每一句牛哞，每一片树叶的摇响都是我的招魂曲”。他想重回故里，“接着那时的声音说笑，接着那时的情分与村人往来，接着那时的早和晚、饱和饥、手劲和脚力”。但这仅仅是“想”，他不会真的回去，想回也回不去了。
在刘亮程的散文中，始终回荡着两个声音：我要离开／我想回去。两个声音交织着，纠结着，呈现了刘亮程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印证了乡村与城市、自然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和“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
注释：
〔1〕《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80页。
另注：本文所引刘亮程散文原文，全部出自《风中的院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叶落知秋
？ 黄 林
目前，有关郭嵩焘的传记著作大致出了三种：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汪荣祖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王兴国的《郭嵩焘评传》。前者侧重郭之思想的细述，是开山之作，后者则有集学术研究大成的功效，而要说到这中间哪一本书既具可读性，又不流于肤浅，则非汪著莫属了。
汪著“尝试将其生活（起居、旅行、应酬）、思想（对时务与洋务的认识）与情感（在朝在野的喜怒哀乐）的‘三度空间’，建筑于道咸同光的时代与环境之中”，明为写郭，实则把郭的遭遇看成是当时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正如作者所说：“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也是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他虽然很少带兵打仗，驰骋疆场，但他出的许多点子，诸如建议创建水师、开办厘捐等，却都有对大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功效。任何一件都可算得是大功。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象中的飞黄腾达，到头来仅仅捞了个代理广东巡抚的三品官，不惟远逊于亦师亦友的曾国藩，也不能与左宗棠、李鸿章等相提并论。就算是这么一个官，也做了没几天，就给免掉了。投闲置散八年后，同治十三年好不容易盼得个来京陛见的诏书，认为机会来了，不曾想仅得了个福建按察使的差使，这官是越做越回去了。郭嵩焘真是够倒霉的。
事情远不止此，郭嵩焘不光官做得窝囊，大多数时候，人际关系也处得很不好，这让他吃尽了苦头。咸丰年间，郭陪同有“善而勇”之称的僧格林沁巡防天津，受尽其欺凌，形同仆役；代理广东巡抚期间，先是被两广总督毛鸿宾当文书使用，巡抚威严荡然无存，稍后又为同乡左宗棠百般诬陷，丢掉了乌纱帽；出使到了英国，原本以为跳出了是非圈子，不曾想又冒出个刘锡鸿，处处跟他作对，闹得郭连觉都睡不得，似乎人人都跟他过不去。
其实，跟郭嵩焘过不去的是他那“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的性格。郭嵩焘自诩为当世最懂洋务的人，曾说：“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好大的口气。因此，其兴之所至，上自朝廷左右摇摆的对外政策，文武百官的“矢口谈战”，下至普通百姓的盲目排外，都成了他批评的对象，而且“一个都不宽恕”。先是持其“不轻言战事，处之以理”的主张“争之僧邸，语之士大夫”；滇案发生后，郭又不避“事事依附英人”的嫌疑，上折要求将时望所归的云南巡抚岑毓英严加议处，引起轩然大波；事情才过去，到了光绪六年，西北告急，清流派领袖张之洞连连上疏请战，一时朝野群情激昂，大有不惜与沙俄一战的架势。聪明人都知道，在这举国若狂的形势下提出不同看法将意味着什么。从英国卸任归来的郭嵩焘这时已是赋闲之身，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他还是忍不住上疏反战，站到了整个士林的对面。
对郭这种爱放言高论的毛病，他的一些做大官的朋友，如兵部尚书陈孚恩也曾规劝过他，可事到临头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郭这样做，实际效果并不好：自己虽然说得舌敝唇焦，却并没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讲多了，反倒使自己成了“千夫所指”的名教罪人。以致其死后多年，仍有官员上折要将这位“二毛子”开棺戮尸而后快。
当然，本书并没有满足于极力渲染郭嵩焘所遭受的痛苦和挫折，而是进一步深挖隐藏在它后面的更深层次的东西，认为：给郭嵩焘带来麻烦的不只是他的性格，更主要的还是他所具有的超出同侪的思想，郭一生的逆遇多与此有关。
事实上，郭嵩焘的思想也无非就是说西洋各国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其立国也有本有末，“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蒋廷黻语）。这种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或许已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了，可在中国，郭仍因此为自己招来了举国的谩骂，全国的士大夫都耻于与之为伍。因此，与其说是郭的思想太先进，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太落后、太守旧。
道咸同光时代（1821～1908）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经过工业革命，用先进生产力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叩关而来，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却仍停留在封建社会。不只是一般平民百姓没有觉悟，就算作为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也都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整天钻在故纸堆中，学一些不顶用的东西，根本认识不到有改革的必要。整个社会似一潭死水，没有半点生气，社会的守旧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恭亲王奕癮当时位高权重，他想在科举正途出身的读书人中招收一批人到同文馆科学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目的是为了培养自己制造轮船枪炮的人才，更好地为清朝的统治服务，可还是为士大夫所抵制，谁都不愿意丢掉四书五经去学一些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即使这件事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这种守旧，这种对新生事物的排拒，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说，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大致经历了由“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到“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的三个阶段。郭生活的时代，正处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阶段，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上，许多人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即便是中体西用的主流思想，它本身也是与封建守旧势力斗争妥协的产物。更何况郭的洋务思想明显地高出同辈许多，无怪乎当时的社会不能容他。
该书对郭嵩焘的内心情感世界等极具个人特点的方面，给予了较多的注意。这让我们看到了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读来饶有趣味。
郭很爱自己的家人。邹氏为郭在咸丰六年（1856）所纳之妾。陈夫人咸丰十一年 （1861）亡故后，抚养子女，操持家务的担子就落到了邹氏的肩上。她温恭谦良，很得郭敬重，郭甚至不惜遣返继夫人钱氏以表示对邹氏的感情。同治十一（1872）年邹氏病故，郭悲不自胜，不光请僧人为其超度，还情真意切地撰写长篇祭文，丧事全由郭一手操办。长子刚基，聪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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