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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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修改任务交给张春桥。改剧本得有编剧，张春桥不可能自己动手。该剧原来的编剧何慢、郑拾风都进了牛棚，据说问题严重，另一编剧即著名诗人闻捷上面认为不能用（人后来自杀）因此只剩下原淮剧编剧李晓明，李表示他缺乏码头生活经验，无力单独承担修改任务。根据这一情况，张春桥指示当时主持工作、人称徐老三的市革会第三把手、副主任徐景贤，让他遴选一名既熟悉海港生活又有创作能力的作家进剧组负责修改剧本。徐景贤原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干部，熟悉上海的作家，看过我的作品而且写过评论文章，他觉得我比较合适，于是上报张春桥，张同意，于是一夜之间，我从地狱升入天堂。
样板剧组北京人称之“板儿团”，八个板儿团分别以八部戏命名。《海港》板儿团和由童祥龄主演的《智取威虎山》团基本由上海京剧院人员组成，但不属京剧院领导。《威》团由美工师胡冠时负责，《海港》的头头则是演主角方海珍的李丽芳，他们的上级则是原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师、《海港》作曲、当时的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后任中央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于会泳是山东人，和江青同乡。此人虽说是音乐家却缺少音乐家的风度和气质，一张大黑脸上长满疙疙瘩瘩，像个拉板车的，人们背后喊他于大麻子。这个于大麻子眼里不仅没有徐老三，连张老大也未必放在心上，他直通江青。
毛主席一直强调革命的两杆子（杆、笔杆）为了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入团第一天，团部就发给我两套簇新的三合一黄军装外加一件棉大衣，这叫板儿服。此外就是听取和学习旗手江青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进行斗争、树立革命样板戏的丰功伟绩。为吹捧江青，团里的人都称江青为样板戏第一编剧，第一导演，样板戏属江青，江青就是样板戏。其实这是弥天大谎。像她这样公然、毫无顾忌地将别人的创作成果改改弄弄就据为己有的文艺扒手，全世界绝无仅有。八个所谓样板戏全部如此。《智取威虎山》是根据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文革”前就有同名电影和京剧；《红灯记》原名《自有后来人》，早已拍成电影；《沙家浜》改自沪剧《芦荡火种》；《龙江颂》改自闽剧《龙江之歌》；《海港》则源于淮剧《海港早晨》；《红色娘子军》也早有电影；《白毛女》更是家喻户晓的老戏。这样一些早已被社会公认的文艺作品，一下成了江青的作品。为了给抢夺正名，江青首先抛出一顶大帽子，说这些作品都是文艺黑线的产物，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被说成是毒草。否定之后，江青又发明了所谓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即作品中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像裁缝改衣服一样，江青组织一些人，根据“三突出”原则将上述作品修修改改，填填补补，再换个名字，如此原来的“邪戏坏戏”就都脱胎换骨，成为“样板”，而且不许说是改编的，不许提原作及原作者的名字，一律冠以“集体编剧”，换句话说编剧是江青。文艺界人士特别是原作者自然不服气，其中《林海雪原》作者曲波说了一句：“《智取威虎山》完全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嘛。”此话传到江青耳里，那还了得，旗手决定杀鸡儆猴，在一次会上江青点名：“曲波这人有历史问题，你们查一查。”于是曲波就进了“牛棚”，从此再也没人敢吱声，有人说这是夺子杀母，一点也不错。
为了树立维护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甚至动用子弹和刺刀。就在我进《海港》剧组时，上海郊区发生一起因演样板戏而送命的事情。当时因无其他戏可演，大小剧团均演样板戏，奉贤县一剧团演《智取威虎山》，演出时未按江青指定的剧本，为吸引观众，加了一些噱头，被说成是破坏样板戏，为首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演戏而犯法送命恐怕罕见吧！
所谓样板戏就是这样诞生和确立的。这一切都提醒教育我：必须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其实这是在搞政治不是在搞戏。
为了笼络大家，让我们死心塌地紧跟，江青亲自指示有关部门，对样板团生活要特别照顾。当时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老百姓生活困苦，一般职工每月工资才三四十元人民币，肉、鱼、鸡、蛋各种副食品全部都凭票供应。上海一个人一个月只配给一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外地更差。而我们每人每天伙食费就有两元（演出另加），每天大鱼大肉，人们称之为“样板儿灶”。
对我们这支文艺军，各地军政首脑都奉为上宾，不敢怠慢。我们常到外地演出，每到一地当地军政一把手均亲自赴机场或火车站迎候。最初我奇怪：这些大官怎么如此看得起我们这些唱戏的？后来我方明白他们迎接的不是我们，而是江青，对样板团的态度也就是对旗手的态度。江青对此十分重视，有一次我们到辽宁慰问演出，陈锡联只派军区文化部长接机，江青知道了很不高兴，认为陈对样板戏看不起，吓得陈连连检讨，从此没人敢怠慢。
每个人都有思想，为了便于掌握，板儿团内部采取特务式监控。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著名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一夜之间，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将张的老底都端出来，言之凿凿，气势吓人，上海滩议论纷纷。作为板儿团嫡系，我们当然不会卷入其中——而且连想也没想过。只不过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路过静安寺时，看到街上有很多大字报，我停下来稍微看了一会儿，本来这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却被人密告上去并由《解放日报》写成“内参”，说我“停下剧本创作，上街看大字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思想动摇”等等。这多卑鄙、多可怕啊！
夜见张春桥
修改剧本在长乐路一幢小花园洋房中进行。该房原是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艺人麒麟童周信芳的家。1966年“文革”开始，周信芳就被揪出来全家扫地出门，后周自杀，该房也被充公。修改由我执笔，李晓明、李丽芳、朱文虎等主要演员组成创作集体，讨论修改方案。毛主席就是一句话：将钱守维改成敌我矛盾。怎么改就看我们。经反复讨论确定一条原则：既体现落实主席指示，又不伤筋动骨。原则好定，具体体现就不那么容易了，得有好点子。这一任务责无旁贷落在我肩上，我深感压力。我分析剧本情节、人物、矛盾冲突，特别是钱守维。原来的钱守维用党的话说属旧社会留用人员，未好好改造，因而思想落后，腐蚀青年，属思想意识问题。改成敌我势必要有“反动动机”、“蓄意破坏”、“严重后果”。根据海港生活实践我保留了钱守维的“身份”，但由于他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因而心怀不满，不仅腐蚀拉拢青年，而且收到当天傍晚将有雷阵雨的气象预报故意隐匿不报，从而造成露天堆放的出口粮食受到损失。如此钱守维就从原来的思想意识问题变成敌我性质的蓄意破坏，既落实了毛主席指示又不致伤筋动骨。有人认为这主意好，有人觉得不理想，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修改，最后定稿拍摄成电影时还是采用了我这一方案。这是后话。
集体讨论定出方案后还不能动笔，得向于会泳汇报，于点头后我方才提笔。大约二十天我按照提纲写出修改稿，在创作组传阅通过再打印送交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呈徐景贤。徐老三是作家，对创作内行，但他深知剧本的分量，从不发表意见，哪怕片言只语，而是转呈张春桥，由张定夺。我们只有耐心等待。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核心人物、狗头军师，当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操纵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他哪有心思过问剧本？但是我们估计错了，张春桥对此十分认真。就在徐老三将剧本送给张一个月不到，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我刚上床入梦——当时国内既无电视也没有书看，又无其他文化活动，老百姓天一黑吃罢饭早早上床睡觉——忽听得乒乒敲门声。当时社会乱得很，红卫兵、造反派甚至阿猫阿狗随便什么人胳膊上套上个红袖章就可光顾你家。我虽说进了板儿团，穿上黄军装，但老爸终究在香港，时时觉得自己是异己软档，这深夜敲门更使我胆战心惊。我扭亮电灯，壮着胆子问：“谁？什么事？”
“我——剧组的。”
打开门看，原来是剧组工宣队负责人，他通知我：“立即到康平路去，春桥同志接见。”说完气喘吁吁走了，再去通知别人。类似情况有过三四次。每次都是深更半夜，临时通知，当时绝大部分人家都没有电话，苦了跑腿的工宣队。接见地点一般在康办，有时也在锦江小礼堂。出席对象除我还有李丽芳等以及剧组工宣队和军宣队负责人。陪同张春桥接见的有徐景贤和当时市革委会一办（管文教卫生系统）头绳树珊。徐、绳二人哼哈二将似的，位于张的左右。除张春桥询问，他俩从不随便说话，毕恭毕敬更显出张春桥的威严。张春桥话不多，音调也不高，总是冷冷的一字一句，而且两只眼睛从镜片后面盯着你，在深夜的灯光下闪烁着阴沉的光芒，让你感到背上有小虫在爬一样，心里凉飕飕的。“四人帮”中江青、姚文元、王洪文我都见过，只有看到张春桥有这种感觉，难怪有人说张春桥阴险厉害，此话不假。
有一次谈剧本，张春桥竟然向我发难。他冷冷地同时嘲讽地说：“张士敏，你很有创造性呀！”
他指的是某一稿中我们将剧中人物装卸队长赵震山写成“走资派”。按“十六条”标准，处级以上当权派才够“走资派”，实际生活中装卸队长只是科级干部，不够格。但这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于会泳的主意，其目的是加强矛盾冲突，对此我是不同意的。于说：“生活是生活，艺术是艺术。如果样样都依照生活就没戏了。”这说法不无道理；可这是样板戏，不能胡来，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能服从，想不到张却算在我的账上。与会者目光都瞅着我，气氛凝重。我思想很矛盾：讲？还是不讲？讲了于大麻子会不高兴；不讲自己背黑锅。权衡之后我决定实事求是，如实汇报。听说是于的主意，张春桥不吱声了；但他强调：样板戏要处处是样板，矛盾冲突、人物安排不仅要有生活真实性，还要符合党的政策。
像这样的接见，作为剧组领导、《海港》作曲于大麻子按理应参加，但他从不出席，当时我纳闷，后来我方知道，“四人帮”也是帮中有派，于大麻子直通江青，根本不把张春桥、徐老三之流放在眼里。
江青看戏
我学习写作多年，虽无佳作，可书也出了好几部，但从来没有像写作《海港》这样费时和艰难。平均两个月改一稿，每稿均打印，人家说著作等身，而我是《海港》剧本等身——从开始到结束将打印稿叠起来比我人高，真是消磨时间耗费精力而且没有多大意义。须知并非《海港》这样，其他几个样板《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均如此，创作人员长年累月，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改了又改。每个戏都花好几年，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江青知道创作人员的心情，对此她专门有个谈话，她说：“好戏都是磨出来的，十年磨一戏，你们还不到十年，不要怕磨，不要怕花工夫。”好家伙，十年，慢慢磨吧，反正当时也没啥作品好写——写了反而容易惹祸，遭批判；再说一天二元多的板儿饭，不吃白不吃。如此创作速度可上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创作需要的灵感、诗意和激情，在此完全不存在，像木匠打家具，完全根据老板和客户的意见行事，你说长我锯短一些，你说毛糙我刨刨光，就这样磨呀刨呀，经过一年半的时间，1968年8月，张春桥终于认可修改稿批准彩排，9月底进京向江青作汇报演出，最后由江青定夺。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9月中旬我们来到北京，对板儿团来说北京是娘家，每年都要来一两次演出。这次不同，特别于我，这回是按最高指示由我执笔修改的剧本向旗手汇报。剧组里大多数人都见过江青，我却是第一次，怀着一种新鲜好奇的心情。这女人到底什么样子？和电影照片上有无区别？听说她很难侍候，爱挑剔找岔子，这样修改她是否会认可？我浮想联翩。
演出场子安排在人民大会堂，这是北京最好的剧场。因为是修改本汇报演出，所以不对外公演，只是内部招待部队和工农劳模先进人物。9月22、23日连演两场不见旗手踪影，24日休息。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江青和中央的头头们肯定很忙，人们纷纷猜测，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