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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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日之外交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日本人愿出这笔银子，并非出于侠骨柔情，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当然不是为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且这笔钱在清朝的巨额赔款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以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3年所作的调查为例，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这除了反映出当时各省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仅仅过了三年，1906年赴日本的留学生达到了8600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里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以及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8000人。
如此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学生，来自于士官学校的士官生，他们在国内投考士官学校，就是为着日后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有趣的是，其他的留日学生大部分人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准确地说是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在这方面，较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是早稻田大学，1905年，该校便开设了“清国留学生部”，三年间共培养了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包括了李大钊、廖承志。
留日学生成立了许多译书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等等。并在日本掀起了一个兴办华文报刊杂志的螅保髦直ǹ缬旰蟠核癜愕孛俺隼础Ｔ�1900年至1911年短短的10来年时间里，由中国留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的报纸刊物达70多种，在唤起民众、启迪民智、救国图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勾勒了当时的盛况：“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一场被忽略的启蒙（3）
他还注意到，英美留学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这一场大规模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中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语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学生）担当最重要性的角色，这种情形一直要到民国初年英美留学生取得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后，才出现了所谓“镀金派”——英美留学生与“镀银派”——日本留学生的分别。最后“镀金派”压倒了“镀银派”，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骄子。
总而言之，这场运动堪称是提早于“五四运动”的一次伟大的启蒙。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又称白话文运动，前面提到的来自于日语的大量新名词的涌入，对于冲击文言文这一古老、凝滞的文体，给予化蛹为蝶般地改造，无疑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而且，有论者注意到：现代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的重要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是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里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则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个连续体，它不是在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虽然不像日后由“五四运动”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光辉彪炳，但它在中国的大地上，无疑是孕育后者躁动不已的母腹，船帆已经升上地平线的桅杆，只不过很长时间被中国近代史论者给有意无意忽略了。
历史的吊诡（1）
旧瓶装新酒的改良，拷贝自日本——
康有为在维新期间，向光绪皇帝进呈了关于俄、日、波兰、法、德、英六国改革变法的著作。其中以《日本变政考》一书尤为重要，称是这些“变政记”的代表作。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维新干将，也都在维新期间不断地宣传明治维新，主张从日本吸取变法自强的经验用于中国的变革。
梁启超在1897年——即戊戌变法前一年里写到：
彼夫印度之不易，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用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论中日之将强》，《饮冰室文集》之二）
次年，在戊戌变法短短的103天内，光绪皇帝连续颁布了83道除旧布新的上谕，可谓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移植过来的。
以教育方面为例，明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称《学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1889年的《实行教育令》。《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成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四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为中学输送人才。中学分为寻常中学五年，高等中学三年，前者为普通教育，由县府管辖，后者由文部省管辖，分科授业，为大学输送人才，实属大学预备学校，全国共设五校。师范学校也分寻常师范和高等师范，前者每府县设一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后者招收寻常师范毕业生，只在东京设一校。帝国大学分本科和大学院……《学校令》及其后继举措在列岛上贯彻下来，大约用了六七十年时间，日本便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由教育落后的国家而跻身教育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
在光绪的诏令中即有：提倡西学，把原有的封建书院一律改成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兴办高等学堂，各州府县分别设立中、小学堂，并开办各种专业学堂，如北洋矿务学堂、医学堂、编译学堂，茶蚕桑学堂等；奖励、鼓励地方有产业的士绅在各省府县开办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农务学堂、工学堂、商学堂，以学习、引进和研究西方的农业、工业方面的新工艺、新技术；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为选拔时务人才，在传统的考试取仕外，诏举经济特科，要求各省的主要官员，各举新知，保荐人才，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如何在短短三十年内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百日维新”的后期，曾三度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来中国考察变法情况。他是严复在英国海军学校的同学，同窗期间，严复的成绩总在他之上。留英结束后各自归国，严复落落寡欢，去了福建马尾的水师学校教书；伊藤回到列岛，天皇亲自到码头迎接。再后来，严复以翻译《天演论》暴得大名，但仍不受重用，最后思想日渐保守，做起了保皇党；伊藤则成了明治维新的扛鼎人物，其最大贡献是起草了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并位居首相高位。
他此次来中国之时，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极力鼓吹清廷该请他任改革顾问，朝廷里也有人呼应，光绪便接到了如此胆大的奏章——干脆由伊藤担任中国的首相，在中国来一个明治维新的“盗版”“盗印”。
9月20日，即戊戌政变发生的前一天，伊藤觐见了光绪皇帝，据说二人商议了“公筹东亚安全之策”和日本“襄助中国”的计策。
在政变发生的几天后，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寓所会见了伊藤博文。据说，一见面，伊藤就说：当下中国要改掉的东西有很多，最要除去的是看自己是“泱泱大国”，天下居中，看周边国家都是尚未进入“人之道”的原始国，你们再也不要用以“虫”、“兽”偏旁的字去称呼这些国家了……
两人也一起探讨了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过了几年，在内藤湖南来华后在上海与文廷式的交谈中，文廷式谈到：近来中国有人主张中国改革要联合日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借重日本的兵力，去解救出困在瀛台孤岛上的光绪。虽然文廷式反对此举，以为是“一时权宜之计”，但他也认为日后若变法风潮再起，仍需借用日本人才，借鉴日本经验，承认日本对中国的示范作用。
可以说，文廷式的以日本为样板的理论，基本上反映了当年许多改良派人士的普遍想法。
砸碎瓶子、要打出一片新天地的革命，其源头也在日本。
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根据地”。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他逃到横滨，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缝做的合身西服，还蓄起小胡子，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本名“逸仙”，又为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中山樵”，日语发音为“那卡雅马”。他没有料到，自己的中国名字今天少有人知道，他却是以日本名字传世的；这“歪打正着”，便有些像他身上那套其实是由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的“中山装”，后来竟成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朝官员们的标准服。
历史的吊诡（2）
孙中山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他看来，对甲午战争后给了中国多少耻辱与灾难的日本，不必较劲，反可以借用其力；倒是现在代表着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却是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如果说此时，他的话还有些闪烁其词，那么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中，其中第五条就说得颇是直白了：“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在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们的周围，很有些来自日本的“友人们”。如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
这些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们”，其中不能排除有念着中国人民的苦难，如白求恩这样不远万里来中国干革命的义士，但多数人是些对中国深怀扩张野心的冒险家，“忍者”，或是在列岛内混不下去，就到大陆上来打秋风的“浪人”。
如宫崎滔天便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并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府汇报中国的情报，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时任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后出任首相的犬养毅。
再有，北一辉早年虽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然而满清覆灭、民国成立后，他所抱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使其成为侵略中国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也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和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首创者。北一辉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就是在上海写成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理论宣称解决日本危机和生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大亚细亚主义”建立世界联邦，而日本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日本要完成称霸亚洲的使命，必须打败英美，建立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
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签署。其理由堂而皇之，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地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有权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予以回报。所谓“支持”一说，一便是如海鳗一样梭巡于大海两岸的“友人们”，二指孙中山的革命很长时间里得到过日本外务省秘密资金的资助。
先后担任“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总裁、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则两度赴日本学习。
第一次是在1906年春天至冬天。日后他曾回忆到，东渡日本的轮船上，有一位同船的中国学生，吐了一口痰在甲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