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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

100个理由-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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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许多年里,对抗战的宣传与评价,以及相应的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调查与清算,总显得有些低调与游移。我们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似乎太专注民族的苦难,反而对胜利抱着谦谦君子的态度。曾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馆馆长王新华曾对记者说,应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再加上一点,就是胜利教育。他说:“我们在近代就这么几个大的胜利,为什么不纪念呢?” 
  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重庆,抗战胜利后在市中心树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一解放即被改建成“人民解放纪念碑”。当年志士仁人风集影从的陪都,还留下了大量的抗战遗迹,但有许多都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被毁掉了。 
  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案。据说其他两地的纪念馆不但是国家级的,而且都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时下,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却仍不是国家级的纪念馆。 
  孙立人、薛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日名将,只是漏网之鱼,逃去了台湾的国民党战犯。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只是“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盖棺论定时则有可能变成“著名的爱国人士”。最不济的,是死了的戴笠、张灵甫等在抗战中声名也不小的人物,他们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特务头子戴笠的“青面獠牙”就不必说了,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这样提到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但自己被打瘸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我们的历史就这样几十年地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多少年中,一些抗战的先辈们在自己的国家并没有过上本该衣食无忧、神采飞扬的日子—— 
  从劳改地释放出来的仵德厚,因妻子患子宫癌去世,他和大儿子生活在一起,一家人主要靠种地、养羊为生,地里没有什么收入,就是能吃一点不拿钱买的粮食;养几只羊是为了卖一点奶,一天换几毛钱,买点盐、灯油、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可能的话,再买一把蔬菜。如此清贫的生活,仵老汉没有什么抱怨,他说只要能吃饱就好。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2)   
  近年来老人已经不能下地干活了,他坚持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还洗自己的衣服。他说他闲不住,一闲下来,就会想起自己这一生,没有没遭过的罪,没有没受过的苦,一辈子没有跟妻子在一块儿过过年。这一生,自己对得起国家,就是对不起妻子——仵夫人是个地道的大家闺秀,她的爷爷是翰林院的院士,清朝皇帝的老师。他们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由孙连仲将军介绍认识并喜结连理,婚后一周,他就上了抗战前线,以后又劳改就业27年。结婚30年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年。 自己也对不住孩子,当将军时自己就两袖清风,解放后就别提了,给孩子没攒下一点积蓄,他一下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从1976年释放到1986年,他没有领到过国家一分钱。现在政府每月给他发300元钱的生活补贴,这让他非常满足,仵老汉说他感谢共产党的恩情。 
  仵老汉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过去没有钱根治,他一直吃一种很便宜的药,吃完总得昏迷几个小时。因为路途远,加上身体不好,仵老汉已经好多年没有去妻子坟上看看了。采访结束,《凤凰卫视》的记者特意从径阳县要了一辆出租车,和老人一起去看望他的妻子。 
  老汉在坟头对妻子说:今天有香港《凤凰卫视》的几位记者把我带这儿来,我今生没有再拜你的时候了,这是最后一次。我到你坟上来看你,我对不起你,一生也是三十年的夫妻,能在一块儿才几天,孩子们是你养大的,我没有照顾你们一天,你临走,我连面都没有见,我对不起你,也很伤心…… 
  《凤凰卫视》记者离开时,尊敬地称仵老汉为将军,他赶忙说:实在不敢称将军,我实在担不起这样高尚的名称,你们说我是抗日战争一个幸存的老兵,这就够我光荣的啦。 
  《凤凰卫视》播出这次采访节目后,世界各地的许多华人打来电话。托《凤凰卫视》向这位抗战老兵转达敬意。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寄来2万港币给老汉治病,还有几位海外观众不辞万里,找到径阳县看他,老汉对他们说:“受之有愧,所有的荣誉都应属于那些死难的英雄。想到当初和我一起参加抗日的兄弟,几千人跟着我干,最后只有几个看到抗战的胜利……” 
  屈指数着为国捐躯的先烈,95岁的仵老汉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作家方军也挖掘出了一个名字叫张家福的“出土文物”。 
  1942年,张家福到中国远征军200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在滇西的楚雄他被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200师入缅甸作战后,在一场恶战中,200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200师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的剩我们18个人。战场上月黑风高,硝烟弥漫,冷枪不断,篝火丛丛。我们和师长一起突围,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三枪。负伤。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我们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面走,由于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戴安澜师长两天以后就牺牲了。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和戴师长一起踏上祖国的土地那一刻,我们都放声大哭,我们回来了!那时,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了,一路上,我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身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在云南省的腾冲县,由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我们200师的官兵。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可爱的祖国,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土地,我还要上前线!” 
  1946年,张家福和一位云南姑娘结婚,姑娘当时20岁,他当时已经42岁。两人感情非常好,生有一子一女。女儿2岁时,他被逮捕,此后女儿从没见过父亲。直到 1963年上初一,她在介水县的劳改队看见有七八个人在劳动,在他们当中一眼就认出了父亲。她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不信,十来年里音讯全无,她认为丈夫早被枪毙了。实际上是张家福本人在押期间从不给家里写信,他担心连累家人。 
  张老汉的后半生很简单:1976年释放,这年他已72岁。分去个旧冶炼厂当工人,年年是先进工作者,82岁退休。现在每月退休费420元。 
  方军问张老汉在劳改队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老人说是1958年去文山州修水库,从元月到8月,130人里只回来30个。那时的劳改队一顿饭只吃6两红薯片…… 
  方军和张老汉父子三人照了一张合影。方军说要在照片下面加上这样的说明文字: 
  “1937年参军的张老汉退休金420;1965年参加工作的张云蜀退休金500;我的退休金1360。我们三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够贪官污吏们吃一顿饭。” 
  张老汉大笑,说“你不应该当作家,应该回北京说相声去。” 
  ……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3)   
  从“二战”结束迄今,犹太民族一刻都未曾停止过对纳粹德国罪行的揭露、控诉、索赔以及对纳粹罪犯的追缉。这一努力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力度之大、成效之高,令人叹为观止。犹太人决心让全世界都知道纳粹德国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知道得越详细、越具体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为此,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所有文化载体上,从小说诗歌到电影戏剧,从报章杂志到教科书,对纳粹罪行的揭露与控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其效果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都会激起公愤。加州伯克利是美国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祥地,素以包容各种异端言论著称。几年前,一个否认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曾经发生的英国历史学家应邀前往伯克利加州大学演讲,终因学生团体的强烈抗议和示威警戒而未能进入校园。亲纳粹言论在言论自由圣地尚且成为禁忌,可见犹太人反纳粹宣传的声威之大。即使“二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犹太人还在不断推出《辛德勒名单》这样的鸿篇巨制,让全世界继续为犹太民族苦难的历程流泪。 
  60年里已经几代人过去,但各地的犹太墓园里总是碧拥红倚,粉追黄躲,一派生机。犹太人从未厌倦,也从不敢有半点懈怠,他们知道这事关自己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死存亡。   
  绕不过的门槛(1)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谱系中,无庸质疑,“日本”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   
  绕不过的门槛(2)   
  美国必然要警惕日本。日本的和平宪法、民主制度是美国设计与推行的,60年过去,天地玄黄,很难不作修改,中国的宪法不也修改了多次?但倘若要做伤筋动骨的大动,美国肯定不会处之泰然。在经贸关系上,两国间一向存在大量的摩擦与纠纷。1985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5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促使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对美元一下升值38%,这正成了历来坚挺的日本经济高墙上的第一道豁口,引发了阴霾至今尚未退尽的金融危机。 
  时下,美国显然有提升日本军力之居心,以根据其在亚洲的利益应对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可能骤变的风云,但这并不意味美国要将日本这头东亚虎放出笼子。倘若真如此,日本可在一星期之内就会成为核大国,它的千万辆汽车产能的制造能力,不过几天就能将防守本土的自卫队变成耀武扬威于海外的冲锋队…… 
  在《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一文里,小林史郎实实在在讲出了埋藏在大和民族心底里的几句话—— 
  日本的唯一的对手是美国。我们目前的低调不是因为日本弱小,而是因为日本内敛,内敛是日本的优秀传统,只有内敛我们才能在哪些大国吵吵嚷嚷的时候发展自己的力量。有一天,当我们集聚了足够的力量,那么即便是美国也只能和日本平分世界的利益。这不是梦想,这正在变为现实。 
  美国深谙借力打力,在冷战时期的美、中、苏三角关系上,就已运用自如。基辛格当年游说那些不同意与北京联手制苏的参议员时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如果我们去不了北京,那么我们也去不了莫斯科。”当今在遏制日本上,一个正崛起的中国,无疑是美国的所借之力;而在遏制中国上,一个迫切要做“正常国家”的日本,在屡屡给中国添堵的同时,大概也让美国人一边偷着乐…… 
  换位想想,从美国,或许还从欧洲的立场来看,一个二虎相争的亚洲力量格局具有内在制衡性,双方力量互为冲抵,比一家独大对欧美有利。甚至连东南亚诸小国,从心理上也会希望看到中日两国互为制衡的现实,以为他们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未来的亚洲发展前景中,避免中国超霸或日本超霸,保持一种和平状态下的动平衡是中日两国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其他非要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愿望或冲动,则必将引发丧失既得利益的沉重后果。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民族性格及当今国际地缘政治来看,中日两国不可能友好,却必须和平相处,两国各自都有许多缠头的难题需要解决。对日本来说,如何彻底摆脱经济萧条的阴影;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日愈激烈的摩擦、冲突,并卸下亚洲国家对其普遍的不信任感;如何全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不但在物质上强大,也在精神上强大,不但在制度上先进,也在文化上先进,而不像当今这样被许多外国人也被本国的有识之士视为一个跛脚的、孤独的二流大国。 
  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在授奖仪式上,如是说—— 
  我觉得,日本现在依然在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暧昧的进程使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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