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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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研究日本“二战”史的美国学者亚瑟·查齐这样说道：“从1936年2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些抵制过任何一项军队计划的日本政客都生活在担心被暗杀的恐惧中。进一步说，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长时期享有选择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的特权……总之，军队能够完全地控制内阁的政策。”（ ＇美＇ 亚瑟·查齐 著 胡修雷 译 《肆虐的太阳旗》）
在军队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的过程之中，陆军少壮派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陆军少壮派还给整个陆军带来了强横、冷血、一旦启动决无后退的风格。
日本陆海军之间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间血腥的领地之争。明治维新中，现代意义上的陆军、海军刚刚建立，一些藩主将他们的子弟送去一个军种，他们几代的对头们则必定将子弟送去另一个军种。但拂去历史的宿怨，陆军与海军之间始终贯穿于“二战”期间的激烈争斗，在很大程度上，正表现着较开放的海洋与较保守的山地、稍具理性的非农民国民与理性完全沦丧的农民国民对于本国与世界见识的差距。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3）
与陆军仍沉浸在1905年战胜沙皇俄国的豪迈激情中，并相信这一激情必将伴随日本武运长久相反，海军许多人却一直对战争的结局持悲观态度。在日本军界，没有人比联合舰队指挥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更反对与美国开战的了。很多中国人是在一部同名的日本电影中熟悉这位身躯魁梧、面容坚毅、鬓角如霜的长者，他站在自己的旗舰——黑灰色的“赤城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塔上，西太平洋上一道道山峰般的涌浪向船头劈来，他那黧黑的脸膛在一身雪白海军服的映衬下，犹如一尊雕塑般夺人心魄……
山本曾在哈佛大学短暂学习，又作为日本大使随员在华盛顿呆了两年。他很清楚，到这时美国的军事生产能力是日本的十倍。1940年时，他曾告诉一群日本学生，“日本打不过美国……因而，日本不应该与美国开战。”在上任联合舰队指挥官之前，他又明确预言：“在和美、英交战的最初六到十二个月里，我可以取得令国人疯狂的胜利。在这只后……我不抱胜利的期望。”他的这一态度，使得海军很长时间地将他派去国外，以免遭陆军少壮派暗杀。
到了山本的预言逐渐变为现实的战争后期，陆军的防卫计划是命令本土的全体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头的任何武器，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击退盟军的进攻。而海军的方案是，最后的决战必须在海上进行，这样可以防止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以及对本土轰炸。
除了眼光不同，陆军还在资源占有、情报掌控和武器装备开发等方面，与海军寻衅不断，各执一端。陆军打到哪里，便赶快占了那里的油田，最多的时候，陆军已掌握了西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油田，拥有6座炼油厂。对石油消耗极大的海军，却只能自家去荷属印度钻井打洞。海军有潜艇，陆军也要有潜艇。海军有航空兵，陆军也得造飞机。到1943年的夏天，尽管日本已拥有年产53000架飞机的能力，实际上每年的生产数量连10000架飞机都不到。据战后统计，相互攀比、追着投产的结果是，在那些用来制造飞机的来自不易的铝材中，只有55％ 确实造出了飞机，而余下的部分多成了废料给倒卖进了黑市。
这一公开的争执与较量，发展到最严重时，在两军种各自的兵工厂里，即使是生产一个螺丝钉，海军若造出的是左旋的，陆军必要造成是右旋的以示不同。
对于这个长期困扰日本的问题，1941年时，裕仁天皇以其一贯的闪烁其词的方式，对刚担任首相不久的东条英机，表达了自己的不安：“请你一定记住，在目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还打算召见海军大臣，告诉他同样的话。”
陆军却依然我行我素，锋芒毕露。
在一次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上，山本五十六实在忍无可忍，当着一位几乎要将唾沫喷到他脸上的陆军将领的面，他突然站起来，推开椅子，拂袖而去。担任联合舰队总司令的丰田副武，平日里经常将陆军称为“马粪”，并宣称他宁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愿她嫁给一个陆军里的乡巴佬。
在我研读了的大量关于日本的文字资料中，唯有在“二战”时期军队这个庞大的非亲属集团里看到了斗而不和的景象，虽然陆、海军又分属于两个分别志在海洋、陆地的次非亲属集团。
我不禁如是想，始终斗而不和的一支军队，却将日本的版图迅速扩张到半个西太平洋地区，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带来了极为剧烈的祸害，直到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落地，它才像被天雷劈断了脊梁骨的恐龙一样倒地，倘若这是一支精诚团结、和衷共济的军队，那“二战”的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可以确定的倒是，在日本人民中，愈是下层的国民、贫苦的农民，愈是同情与支持陆军。陆军少壮派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他们因为被视为那个年代的武士道之精魂而受到国民普遍地欢呼。
“二·二六兵变”，因为死伤惨重，影响巨大，有一些叛乱者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部分人遭到处决。如同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遭到监禁，却为他日后气球般升上德国的政治天空打足了氢气，对“二二六兵变”的处理，也只是在民众的心目中，让陆军少壮派们更多地敷上了一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赴难者油彩。
“五·一五事件”的审判，则干脆成了一出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狂欢的闹剧——
有来自各地的11万民众涌进东京，许多人展开为9名凶手请命的血书，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他们高呼“打倒腐败的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的口号。甚至还有9名男子集体站出来，他们表示愿意代替被告受审，为了证明自己一诺千金，每人都把自己的小指头砍下来，这9根已经有些腐烂的小指头装在一个酒精瓶里，随报告一起呈交法院。随后，凶手们得到了相对较轻的判决，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
时任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对此事极为感慨，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今日之日本，“到处都是挡不住的爱国者。”
日本的工人，总体上也不甘落后地在这台军国主义高速运转的机器上加足了润滑油。
在1940年所有的党派活动被“帝国协助协会”取代之前，日本有着许多党派，其中——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4）
1932年11月成立的日本劳动同盟，包括38个工会，27400多人。它主张“大东亚共荣圈”，支持扩军备战，反对和攻击岛内的一切反战力量。此后成立的日本造船劳动联盟、国防献金劳动协会，都积极支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1934年2月成立的日本产业军工会，在其誓言和盟约中提出：“我产业军奉戴一君万民的建国精神，以确立产业大权为我们的本分；产业大军作为陛下的工人和农民，尽其本分，和祖国日本生死与共。”
随着侵华战争的打响，各工厂、会社、公司纷纷自建产业报国会，该民间组织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成员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
1938年底，产业报国会还只有1000余个，次年4月一下激增到2000多个，会员达到100多万人。它们都主动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当地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
到1940年，产业报国会在全国七万个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418万人。这年的11月，在东京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大约正是从此开始，日本毒火攻心，汗气蒸腾，急速扩张的欲望，如打桩机一般在体内频频炸响。在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又胃囊暴崛，蓄谋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底进攻珍珠港，便是发动这场战争的标志。此后不到半年里，如入无人之境，如得“神风”重卷，一气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国。
在日本的国民、党派、军方、政府之间，自然会存在种种观念与利益的杯葛、冲突。但总体上看来，迄今为止，这四者之间的共识远大于杯葛，合作远高于冲突。而近代以来，对外扩张一直是大和民族最大的共识，对外扩张时期总呈现出这个岛国最好的合作局面。
当年的一些中国舆论似乎不这样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说：“我们要严密责成日本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切不可予以报复，更不可对于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
1948年4月6日发表的《中国各界名人对日政策声明》中称：“我们反对日本复兴，完全因为现在日本政权仍掌握在少数侵略派手中，并非反对一般日本人民。反之，我们很愿意与日本广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民主化早日实现”，
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社论说：“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
持以上三种言论的人，在国内政治上，各自的立场可谓判若云泥，但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却有惊人的一致——他们都要把“日本人民”从一个磨合紧密的共犯结构里摘出来，其一相情愿，犹如在冬天要把冰雪摘出来；其谬错大矣，恰似在三陪女郎里要找惜身如玉者。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已经编撰的日本史著作里，对于日本人民在这不义战争的共犯结构中丝毫不会亚于德国人民的重要作用，从来不见论述，只有少数几篇论文略有注意。提到“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民时，作者总是说他们向往和平，反对战争。这里的“日本人民”已经成了某种符号，如同提到水，化学家们一定说它是由二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历史常常呈现着的是——
贫穷，并不意味一定善良，通情达理，倒可能愚昧，偏执，乃至嗜血。因此，贫穷并不比富裕更远离罪恶。
人民，并不一定是进步与正义的符号。被少数乃至几个人以“人民”的名义给代表了，另当别论；就是真代表了自身的意愿，也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越是有着广泛民众参与的事件，其所谓目标的崇高，便有可能越是值得怀疑。
第七章 兽性考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1）
邱吉尔曾说艾森豪威尔是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人。
作为盟军最高司令长官的艾森豪威尔却一直为自己所能统帅几十万盟军的权力而踌躇不安。
他记得年轻时第一次到欧洲，能亲手触摸到自己心爱国家的根，他是那样地激动和喜悦，他希望以后所有的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如今数十万美军有机会了，还有英军、加拿大军，以及为返回家乡而奋力战斗的欧洲盟军，可这种造访方式——诺曼底登陆却不是他所想要的。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把这麽多年轻的士兵送去对抗希特勒的大西洋长城，让我感到心疼……”但他又十分清楚，若非此刻由他们洒下热血，盟军日后要付出的血账将会更大。
一次， 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参谋长说：讲到权力，压力大的不是重大决策。在晚餐桌上有喝一杯开胃酒的时间，就可以决定打还是不打。枝微末节才困难。赌上百万人的性命很容易，难的是看到它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你要是无法弄清这点，那么，你将失去人性。
为此，诺曼底登陆作战方案——从时间、地点、海浪、风速、月色、沙滩能否承重坦克，一直到误导德军、后勤保障、情报管制以及当地游击队配合……研究了又研究，核实了又核实，并几经修改、推迟，最终定于1944年6月6日凌晨实施。
命令一下，艾森豪威尔深感自己只是看客了，前线的将士们才是决定胜负的人。
在登机前十分钟，他赶来为伞兵送行。他心里明白，伞兵将是这次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有可能达到七成。这位平时不苟言笑、在军中不怒自威的四星上将，在伞兵面前一下慈祥得像个人民解放军的老连长，“你们有烟的都可以拿出来抽”，他掏出打火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