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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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映真，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周青：《在中国作协、全国台联、中国人民大学华人文化研究所于北京举行的“陈映真作品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11月3—4日）。周青认为，在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三面旗帜：第一面旗帜是赖和，第二面旗帜是杨逵，第三面旗帜是陈映真。——周青　
　　　
　　人们都知道，列宁在1908年把列甫？托尔斯泰尊崇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用这样令人钦羡不已的殊荣去纪念那位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八十寿辰1908年9月24日，列宁在《无产者报》第35号上发表了《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提出了这个举世闻名的论断。。可是，我们也都不会忽略一点是，列宁分明指出，他是“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无产者报》，1908年9月24日，第35号。的。列宁看到，在1905年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中，托尔斯泰虽然表示同情革命，却极力反对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那是着眼于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即着眼于托尔斯泰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　
　　和托尔斯泰比起来，鲁迅则值得我们中华民族自豪。　
　　面对着革命提出的历史要求，托尔斯泰做到了的，鲁迅都做到了，托尔斯泰没有做到的，鲁迅也做到了。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由兴而衰、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要到来的时候，作为这时候亿万农民的思想情绪的表现者，鲁迅阐明的全部观点，恰恰表现了我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特点——农民翻身和农村变革的重要性。　
　　鲁迅还富于独创性。他描绘了许多知识分子，剖析了他们的灵魂，勾勒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这些灵魂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历程，在他的小说里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在这个历程上，鲁迅倾注的全部感情，又恰恰表现了我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复杂因素——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和知识分子自身改造的迫切性。　
　　一个农民问题，一个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而涉及的广泛的中国城乡社会生活中众多的尖锐而又复杂的问题，都色彩斑斓地被描绘进鲁迅的小说。这样，鲁迅创作的无与伦比的中国社会生活图画里，就包含着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些本质方面了。从这个意义说，鲁迅不正是中国革命的镜子吗？　
　　在当代中国，陈映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用他的笔，为我们描绘了在民族分裂、国土分裂时代下动荡不安的台湾社会，反映了在这样社会里的各种各样人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文化心态，从而，陈映真也就表现出了台湾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从这个意义说，陈映真正是当代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　
　　（一）　
　　从1959年，陈映真发表他的处女作《面摊》开始，到今年，2005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六年。在这四十六年里，他坐牢七年，专门从事政论文、文论、杂文撰写十二年，近四年又在看病、养病和不少的会议中度过，这总共花去了二十三年。这就是说，在这四十六年里的另一半的二十三年里，他写了三十六篇小说，其中短篇三十二篇，中篇四篇。相对说来，陈映真小说的数量并不多，然而，他的小说在表现台湾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在当代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文坛上，堪称佼佼者。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在北京出版三卷本的《陈映真文集》时，毫不夸饰地向广大读者作了这样的介绍：　
　　　
　　陈映真，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师承鲁迅，被誉为“台湾的鲁迅”。他的小说创作，代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杂文是“匕首”，是“投枪”，在“统、独论战”中，直刺“台独”分子的心脏；其文学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本文集包括“小说”、“杂文”和“文论”三卷，代表了他四十年来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其中，《将军族》、《夜行货车》、《知识人的偏执》等，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朽的名篇。《陈映真文集》出版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对陈映真的介绍辞。见《陈映真文集》封底。　
　　　
　　就小说创作而言，我在本书中涉及到的三十六篇小说里：　
　　《面摊》、《死者》、《将军族》，写了台湾农民的生存状态。有的流浪到城市，摆了流动的面摊，挣扎在生存的困境里。有的劳苦终生，老来孤独，落得个赤贫如洗，几乎家破人亡。有的家境贫困，父母不得不把女儿两次卖给妓院。　
　　《祖父和伞》、《猫它们的祖母》、《山路》，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山区矿工和小学校工的生活困境。　
　　《云》，写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跨国公司下属工厂女工们组建工会维护人权的斗争。　
　　《苹果树》，则写了城市贫民赤贫化的生活以及窒息的精神状态。　
　　《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故乡》，是写城镇小资产阶级分子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想破灭后的绝望的。　
　　《家》、《苹果树》、《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凄惨的无言的嘴》、《哦！苏珊娜》，写了大中学生的困窘，有的生活困顿，有的精神困惑，以至于精神崩溃而致疯，有的竟然完全丧失了生的意念，消极地等待死亡。　
　　《最后的夏日》、《一绿色之候鸟》分别写了大中学校教师无聊、无奈、无望的生活，写了他们永远挥不去的记忆以及在记忆中过日子的落寞思绪。　
　　《唐倩的喜剧》写了西化思潮中各种闹剧式的知识分子人物。　
　　《华盛顿大楼》系列里的《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则写了跨国公司里的知识分子的异化。　
　　在这三十六篇小说里，陈映真还在《将军族》、《归乡》里写了国民党军队的退伍老兵，在《累累》、《猫它们的祖母》、《文书》、《云》里写了或在编或退伍的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文书》、《第一件差事》、《那么衰老的眼泪》、《某一个日午》、《永恒的大地》、《一绿色之候鸟》，写了1949年前后赴台的各种人员，详细地述说了他们对故乡苦苦的思念、浓浓的乡愁，以及他们和本来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关系。　
　　陈映真《铃珰花》、《山路》、《赵南栋》又写了上世纪50年代台湾肃杀时代的白色恐怖，讴歌了革命者的无私的奉献精神；《赵南栋》还写了革命后代的异化。　
　　《乡村的教师》、《忠孝公园》写了台湾人日本兵的悲惨命运。　
　　《夜雾》、《忠孝公园》写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动、黑暗和腐朽。　
　　在《万商帝君》、《归乡》、《夜雾》、《忠孝公园》里，陈映真更写了党外运动，写了李登辉主政后的“台独”发展的状态。　
　　在《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里，陈映真把他的创作视野又扩展到第三世界，写了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那场罪恶的越战。　
　　此外，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猎人之死》里，陈映真还大胆地翻改了圣经、神话的故事，若隐若现地表现了他的社会革命的理想。　
　　可见，陈映真的小说，确实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反映了台湾当代社会的生活。　
　　人们都说，“人物的诞生——这是作家工作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一环”伊里亚？爱伦堡：《谈谈作家的工作》。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40页。。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能够载入史册的小说作品，无一例外，首先都是塑造了既有丰富文化蕴含又具鲜明个性的、既能在思想上震撼人又能在艺术上感染人的称得上是“典型”的人物形象，或者经典性的抒情形象。　
　　从这个意义上看陈映真在他三十六篇小说里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可以说，他的许多作品如今之载入史册，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你看——　
　　《面摊》里的“警官”，《我的弟弟康雄》里的康雄、康雄的姐姐“我”，《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故乡》里的“哥哥”，《死者》里的生发伯，《猫它们的祖母》里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里的康先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里的耶稣、犹大，《文书》里的安某，《将军族》里的三角脸、小瘦丫头儿，《一绿色之候鸟》里的赵如舟、季叔城，《猎人之死》里的阿都尼斯，《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淳，《哦！苏珊娜》里的“我”，《最后的夏日》里的裴东海、郑介禾，《唐倩的喜剧》里的唐倩、老莫、罗大头，《第一件差事》里的胡心保，《六月里的玫瑰花》里的巴尔奈、艾密丽，《某一个日午》里的房处长，《累累》里的鲁排长，《贺大哥》里的麦克即贺大哥，《夜行货车》里的詹奕宏、刘小玲、林荣平；《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云》里的张维杰、小文、小文的父亲、何春燕，《万商帝君》里的林德旺、陈家齐、刘福金，《铃珰花》里的高东茂，《山路》里的蔡千惠、李国木、黄贞柏，《赵南栋》里的叶春美、赵尔平、赵南栋，《归乡》里的林世坤（杨斌）、老朱，《夜雾》里的李清皓，《忠孝公园》里的林标、马正涛，等等，陈映真竟是总计塑造了五十二个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其中，康雄和他的姐姐，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唐倩、蔡千惠、詹奕宏、林德旺、林标，都说得上是艺术典型。特别是林标，这个艺术形象身上，凝聚了台湾百年苦难的历史，他那异样的困惑、犹疑、徬徨、挣扎，真的能够给人们以巨大的震撼和感染。他那悲痛的“我是谁？我是谁？”的质疑声，真的是声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尽可以随着他的痛苦而痛苦起来，随着他的思索而陷入无尽的思索。　
　　人们会感谢陈映真的。中国文学的历史会记住陈映真的。因为，正是陈映真，为我们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典型，使这些艺术典型长留在我们文学发展的史册上。　
　　（二）　
　　读陈映真这些小说，我们不难看出来，他的作品深入地表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即：　
　　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台湾文化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会思潮；　
　　在民族分裂下的中华民族的乡愁；　
　　现代跨国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　
　　二次大战后，台湾急需严峻的精神清理。　
　　先说第一个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1979年12月的《台湾文艺》65期发表了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的记录稿《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在这次对谈中，齐益寿把他所佩服的小说家白先勇、黄春明和陈映真作了比较。他认为，白先勇的小说，干净利落，结构既谨严，质地又极细致，这是黄春明和陈映真所不及的。白先勇的《台北人》，光华四射，灿烂夺目。以写1949年前后的王谢豪门而论，白先勇是当今独步。然而在《台北人》之后，迟迟推出的《孽子》，他只看了看没有再看下去，主要是引不起什么痛痒。他想，也许白先勇是去国太久了，对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的脉搏，竟无法有真切的感应吧？相比之下，他认为，黄春明的小说，社会面之广，无与伦比。三十年来台湾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从农业为主题演变到以工商业为主题？都市如何向乡村侵蚀？乡村在被侵蚀时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以美日为代表的外来经济、文化的力量如何向我们的都市侵蚀？我们的都市在被侵蚀时又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一切无不在黄春明的小说里烙下深刻的印痕，并且提出很有启发性的批判。陈映真呢？他认为，陈映真的小说，在早期也展现过他的故乡——莺歌矿区的众生相，像《故乡》、《死者》、《祖父和伞》等篇，但整体地看，究竟是以捕捉知识分子的面貌及灵魂为主。他认为：　
　　　
　　在陈映真笔下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