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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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样一个故事，陈映真赋予了小说丰厚而又深刻的思想蕴涵。
首先，它谴责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台湾岛上发生的那场政治上的肃杀运动。两位政治犯虽然始终没有出场，作家却运用侧面暗写的艺术手法，揭露了台湾当局镇压的竟然是一种高尚的人——“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1页。的革命青年。当读完蔡千惠给黄贞柏那封信后，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义举所动情动容。我们看其中的两段文字：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在桃镇崁顶的一个小村庄，您第一次拉着我的手。您对我说，为了广泛的劳动者真实的幸福，每天赌着生命的危险，所以决定暂时搁置我们两家提出的订婚之议。我的心情，务必请您能够了解啊，这样子说着的，在无数熠熠的星光下的您的侧脸，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好女孩子呢，贞柏。”记得当时国坤大哥爽朗地笑着，这样子对您说。然后，他用他那一对浓眉下的清澈的眼睛，亲切地看着早已涨红的脸的我，说，“嫁给贞柏这种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家伙做老婆，可是很苦的事。”和国坤大哥分手后，我们挑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往桃镇走。在山路上，您讲了很多的话：讲您和国坤大哥一起在做的工作；讲您们的理想；讲着我们中国的幸福与光明的远景。……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1页。
读这样的文字，让我想到，早年，在鲁迅作品《药》中的那圆熟的侧面暗写艺术的影子，夏瑜虽然始终没有出场，但那顶天立地的革命英雄形象，似乎就耸立在人们的眼前：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地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官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
……康大叔……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
…………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第468—469页。
现在，读《山路》，不能不说，陈映真确实是从鲁迅那里学来了这样的艺术了。你看，在《山路》里，人物也不出场，也只是侧面暗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却也能充分地得到展现了。
其实，严格说起来，这篇小说连白色恐怖也没有正面描述，但是，从陈映真严以选材，择取的一些细节，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觉到50多年前那种窒息的肃杀的政治空气：
“我儿，我心肝的儿喂——”
“小声点——”他的父亲说。蟋蟀在这浅山的夜里，嚣闹地竟唱了起来。
“我儿喂——我——心肝的儿啊，我的儿……”
他的母亲用手去捂着自己的嘴，鼻涕、口水和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漏着往下滴在那张陈旧的床上。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46页。
在这里，陈映真择取的正是生活中真实的然而又具有丰富内涵的细节，表现了当年国民党当局有杀人的自由，而失去儿子的母亲连哭的自由都没有的残酷现实，想想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
其次，进一层，小说展现了蔡千惠无私奉献的一生。她身上那金子般的闪光精神，正是李国坤、黄贞柏等人革命精神的延续和发扬。
在给黄贞柏的那封信里，蔡千惠说，自己之所以毅然走进李家，有三个因素：
一是赎罪，替胞兄赎罪。信里写道，命运的风暴，终于无情地袭来。由于蔡千惠已经回到台南去读书，国坤、贞柏被捕的事，十个月以后才知道。当时她的二哥蔡汉廷也被抓走了。她的父母为此几乎崩溃了。其后不久，她终于发现，父母亲的悲愤，“来自于看见了整个逮捕在当时的桃镇白茫茫地开展，而曾经在中国大陆体验过恐怖的他们，竟而暗地里向他们接洽汉廷自首的条件”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2页。。信中，蔡千惠写道：“为了使那么多像您、像国坤大哥那样勇敢，无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遭到那么暗黑的命运，我为二兄汉廷感到无从排解的、近于绝望的苦痛、羞耻和悲伤。”“我必须赎回我们家族的罪愆。贞柏桑，这就是当时经过几乎毁灭性的心灵的摧折之后的我的信念。”同①，第62—63页。
二是情谊所致。
蔡千惠在那封信里，第一次告诉未婚夫自己内心感情世界的波澜：“当然，您是不曾注意到的。在那一条山路上，贞柏桑，我整个的心都装满着国坤大哥的影子……他的亲切和温暖、他朗朗的笑声、他坚毅而勇敢的浓黑的眉毛，和他那正直、热切的眼光。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因为是三十年后的现在；为您和国坤大哥都是光明和正直的男子，我以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的初老的女子的心，回想着在那一截山路上的少女的自己，清楚地知道，那是如何愁悒的少女的恋爱着的心，”同①，第61—62页。紧接着这段倾诉，她又写下了她另一种感情抉择，她说：“贞柏桑，倘若时光能够回转，而历史能重新叙写，我还是和当初一样，一百个愿意做您的妻子。事实上，即使是静静地倾听着您高谈阔论，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我坚决地知道，我要做一个能叫您信赖，能为您和国坤大哥那样的人，吃尽人间苦难而不稍悔的妻子。”同①。
尽管，蔡千惠对李国坤有过这种爱恋之情，但是，她说：“我终于决定冒充国坤大哥在外结过婚的女子，投身于他的家，决不单纯地只是基于我那素来不曾向人透露，对于国坤大哥的爱慕之心。”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3页。她冷静地权衡了黄、李两家的情况。黄家，“薄有资产”，还有三位兄长，都使黄贞柏“没有后顾的忧虑”。而李家，家境贫困，老父在煤矿当工人，有一位一向病弱的母亲，和一个幼小的弟弟。她说：“更使我安心地、坦然地做了决定的，还是您和国坤大哥素常所表现出来的，你们相互间那么深挚、光明、无私而正直的友情。原以为这一生也无法活着见您回来，我说服自己：到国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为了那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同①。
可见，蔡千惠的自诉，披露了之所以坚决走进李家奉献一生，固然有个人的感情因素，但又“决不单纯”是为此，正像她所说的，她要像李国坤、黄贞柏那样，做一个“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正像先辈那样，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她要继续战斗了。这，第三种，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因素。蔡千惠对黄贞柏说：
贞柏桑：怀着这样的想象中您对我应有的信赖，我走进了国坤大哥的阴暗、贫穷、破败的家门。我狠狠地劳动，像苛毒地虐待着别人似的，役使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我进过矿坑，当过推煤车的工人，当过煤栈间装运煤块的工人。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时候，我就想着和国坤大哥同时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样，被流放到据说是一个寸草不生的离岛，去承受永远没有终期的苦刑的人们。每次，当我在洗浴时看见自己曾经像花朵一般年轻的身体，在日以继夜的重劳动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烂成一堆枯骨的，仆倒在马场町的国坤大哥，和在长期监禁中，为世人完全遗忘的，兀自一寸寸枯老下去的您们的体魄，而心甘如饴。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3—64页。
这，不正是在传承李国坤、黄贞柏的革命精神吗！这一切，显然又都是为了那红旗飘扬的革命理想：
几十年来，为了您和国坤大哥的缘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层，密藏着一个您们时常梦想过的梦。白日失神时，光只是想着您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天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分不清是悲哀还是高兴。……同①，第64页。
这样，回过头来，对“赎罪”，我们又必须做具体分析。不可否认，在蔡千惠身上确实或多或少显现出陈映真所受的基督教的“原罪”说的思想影响，但是判断蔡千惠之所以选择这条自我牺牲道路的原因，“赎罪”，更多的成分，只是一种表象，它的本质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在蔡千惠看来，李国坤赴死，黄贞柏被终身监禁，她有责任有义务继续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归根到底，革命者的奉献精神是她毅然走进李家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根本原因。
蔡千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后来者的光辉榜样。然而，蔡千惠却说，“至于我，这失败的一生”同①，第65页。，这又该如何解读呢？这就要看陈映真赋予小说更深层的含义是什么了。
读《山路》，可以知道，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蔡千惠的病因是什么？她为什么“突然就那样萎弱下来”？医生一再逼问：“有没有特别的原因”，“比如，过分的忧愁，愤怒啦……”小说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李国木的不断思索，又不断否定，去探寻病因。当医生第一次提出问题时，李国木立即想到黄贞柏获释的消息。他心里暗暗否定了那是病因。他想，那只是对大哥思念的悲情，或许只为老朋友的生还而激动，但是，老大嫂在病床上反复说的话，比如，“现在生活好了这么多”，“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妥当吗？”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54页。他不懂，他茫然了。医生又问到发病前后的情况时，他再一次想到那则消息的冲击，他真的被弄糊涂了，老大嫂怎么会为黄贞柏获释而没有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呢？这里，医生不知内情，一脸困惑，李国木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到老大嫂死后遗物中留给黄贞柏的信，他才找到了答案。
原来，蔡千惠带着“绝望性的、废然的心怀”同①，第65页。写下了这封信。黄贞柏的释放，不仅使她多么的高兴，更使她“惊醒”。在总结自己三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之后，她确认，她这一生是“失败的一生”。她突然明白：
……对于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毡、冷暖气、沙发、彩色电视、音响和汽车，感到刺心的羞耻。那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
